段渝：70 年巴蜀文化研究的方向与新进展

从20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命题的提出以迄于今，学术界在巴蜀文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由于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使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重要学术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如李学勤教授《略论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其学术地位——〈三星堆考古研究〉序》(《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所总结的那样:“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一、巴蜀考古的新发现

巴蜀文化研究是建立在以考古学和古文献为主要材料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文献不足征，考古学的新发现就愈益显示出其特殊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巴蜀文化研究的若干重大进展，大多是充分运用考古新材料的结果。

70年来巴蜀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其中的重要发现有:四川广元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船棺葬、成都羊子山土台、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和墓葬、四川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四川犍为巴蜀墓群、四川青川墓群、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四川荥经巴蜀文化遗存、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四川绵阳边堆山遗址、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城址群、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和独木棺墓葬、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成都市金沙村商周遗址、四川宣汉罗家坝墓葬和遗址、四川阆中城坝遗址，等等。除此而外，在四川和重庆均有先秦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出土。在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行政区划以外，也有不少巴蜀文化遗存发现，较重要的有陕南、鄂西、湘西和贵州等地区，这些都为研究巴蜀文化的空间分布、文化内涵及文化交流与传播等课题提供了新材料。上述考古新发现，促进了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新认识，使人们对以前关于巴蜀为蛮荒之地的陈旧看法彻底改观，取得了古代巴蜀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的新共识。

二、巴蜀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

70年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研究内容为巴人和蜀人的族属、地域、迁徙、列国关系等。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主要研究巴蜀的来源、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对传统研究有所突破。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研究巴蜀文化的来源，巴蜀古文明的起源、形成、内涵、内外关系等，无论在研究方向、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使巴蜀文化研究出现了崭新气象，研究更加深化，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巴蜀文化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内涵非常丰富，成果层出不穷。在巴蜀的族属、地域和迁徙，巴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巴蜀文化与中原和周边文化的关系，巴蜀文化与南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关系，南方丝绸之路，巴蜀文字、巴蜀符号、巴蜀图语，宗教和巫术，巴蜀的哲学与学术、艺术、科学技术，氐羌民族研究，濮越民族与夷系研究等十多个方面，学术界对巴蜀文化开展了长期探索，取得了大量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仅着重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1.巴蜀的族属、地域和迁徙研究。徐中舒认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灭的巴是姬姓之巴，楚灭的巴是五溪蛮，为槃瓠后代。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等认为巴人出自廪君。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则认为巴国为姬姓，巴人是众多族群组成的亚民族集团，巴文化是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复合共生的文化。

关于蜀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蜀人出自氐羌民族系统，一种认为蜀人出自百濮民族系统。这两种观点中，也有种种分歧，不一而足。一般认为，夏商时代的蜀人，即蚕丛、柏濩、鱼凫，与氐羌民族有关，杜宇、开明则与百濮民族有关。

关于三峡地区的巴文化，许多学者认为与古蜀文化即顺江东下的三星堆遗址文化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三峡地区文化较早影响了成都平原古文化。

以上问题是逐步深化的，主要成果在于明确了古代巴、蜀民族组成的多元性，明确了巴、蜀民族与长江上游、中游和岷江流域及江汉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深厚关系，对于深入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巴蜀社会经济研究。巴蜀的社会经济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学术界在蜀人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巴人以粗耕农业兼营狩猎畜牧等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在蜀地农业的起源方面，则仍存在分歧。有的认为蜀人的农业发源于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有的认为蜀人的稻作农业来源于云南，有的则认为蜀地稻作农业是土生土长，或与长江中游水稻的传播有关。

考古中，巴蜀墓葬内常出土一种形制如璜的“桥形币”，有学者认为这是巴蜀的一种货币。对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穿孔海贝，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用于交易的贝币。这样，考古发现便证明了古蜀国确有发达的商业。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还提出，成都是古代的自由都市。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成都平原与中原各地以至中亚地区都存在商业贸易关系(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成都平原三星堆古蜀王都和成都，就已初步成为中国西南同南亚、西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3.巴蜀古代文明研究。1996年以来，由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含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的发现，使得学术界对古蜀文明起源尤其城市起源的进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一般认为，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完整的酋邦组织，宝墩文化古城群应是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是文明的前夜，预示着文明时代即将来临(段渝《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80年代三星堆遗址尤其是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使学术界认识到，古蜀青铜文化的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商代中期，比起传统的看法早了近千年。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试掘和发掘，确认了古城城墙和方圆达3.5—3.6平方公里的古城址，因而认识到三星堆是商代蜀国的都城。而2001年以来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掘，又确认了成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巴蜀早期城市，提出了巴蜀城市的起源模式、城市结构功能、城市体系等问题，并将巴蜀古代城市同中外早期城市进行了概略的比较研究。

巴蜀国家的问题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学术界通过对三星堆文化的物资流动机制的研究，提出古蜀王权性质是神权政体，从分层社会的复杂结构、基本资源的占有模式、再分配系统的运作机制、统治集团的分级制体系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并讨论了王权的深度、广度和阶级结构、民族构成等问题。

古蜀文明有其独立而悠久的始源，有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是一支高度发达的、灿烂的古代文明等观点，都已取得普遍共识。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三星堆宏阔的古城、辉煌的青铜文化，是商代长江流域城市文明和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就青铜文化而言，其青铜合金技术、铸造工艺和青铜制品种类均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因而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李绍明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提出，蜀文化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古文明。

学术界对三星堆青铜雕像的文化来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宋新潮《商代青铜面具小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认为来源于中原文化，与殷墟、西安老牛坡、湖南出土的青铜面像或青铜礼器上的浮雕有一定关系。罗开玉《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西南文化关系初论》(《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认为雕像、神树等与古代西南民族的传统有关，但青铜器的出现则与中原文化的传播有关。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认为金杖、雕像无论在中原、长江流域还是古蜀地本身都没有发现其文化来源，应与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有关。

4.巴蜀文化与中原和周边文化关系研究。学术界大多认为，古蜀文化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在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史籍记载了黄帝与蜀山氏的关系，这在三星堆文化中有所反映，古蜀的某些陶器形制和玉器形制便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有关，证明蜀国君主确与古史传说中的颛顼有关(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文献记载的分析，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实证的契机。

关于商代的巴，学界目前对殷卜辞中是否有“巴”还存在相当分歧，巴与商文化的关系亦少有专文研究。

关于巴蜀与商王朝的关系，学者或认为巴蜀文化属于中原文化范围内的一种地方文化(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历史知识》1980年第2期)，或认为古蜀是殷商的西土和外服方国(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一般认为，古蜀文化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实体，同商王朝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商代三星堆文化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方面，以及在国家政体方面，均与中原商文化有较大差别，有其自身的生长点。尽管三星堆文化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借用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文化，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

巴蜀与周文化的关系，由于有少量文献可征，意见比较一致。近年的主要成果是根据考古所获大量资料，明确了巴蜀参与伐纣，西周初年古蜀国成为西周王朝的封国，与周王朝有较密切的关系。巴国为姬姓，是周武王分封到南方的一大诸侯国，文化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主要还是当地土著文化。

巴蜀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说明，巴蜀文化与甘南、陕南、鄂西、湘西、滇东北及黔西和黔北等地区的古文化都存在交流和互动关系，对此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但对于文化交流传播的主次和方向等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

5.巴蜀文字研究。1950年代，在四川东部地区发掘的船棺葬内出土的青铜器和铜印章上铸刻有大量不同于中原汉语古文字系统的文字和符号(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1970年代以后，又陆续在重庆地区、川西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南部等地发现了巴蜀青铜器铭文、铜印章以及漆器铭文和陶器符号，在与四川相邻的湖南、云南也发现了巴蜀青铜器铭文或巴蜀铜印章。学术界提出了“巴蜀文字”“巴蜀符号”“巴蜀图语”等概念，从文字源流、构成条例以及与汉语古文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文物》1976年第7期;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李复华、王家祐《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一般认为，巴蜀文字是指先秦至西汉前期以今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人和蜀人创制并使用的文字。巴蜀文字按其特点分为方块表意字和象形文字两类，但巴蜀古文字的释读，目前还处在实验阶段。

6.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随着对三星堆文化的深入研究，学术界提出殷商时期古蜀文化与南亚、中亚和西亚文明具有某种联系。主要依据是古蜀文化的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青铜神树以及海贝、象牙等文化因素集结，不仅与殷商时期的中国文化异趣，而且在古代巴蜀也没有其来源的蛛丝马迹，而这些文化因素却能在西亚近东文化中找到渊源。据此学术界开展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品贸易、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为主的多功能道路，是中外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线路。南丝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其开通年代或认为在先秦，或认为在汉代。

三、巴蜀文化研究展望

总结当前的各项成果，展望未来，笔者以为巴蜀文化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入研究，可望取得重要进展。

1.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古蜀文明方面，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衰落和三星堆文明兴起的关系，应是今后深入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在巴蜀文字，科技史、冶金史方面，在生产资源、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布局、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及其社会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继续开拓。在巴文化方面，巴国与渝东长江三峡地区巴文化的关系问题，亦应深入研究。

2.巴蜀文化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当前已初步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发展序列，然而这个序列与中原文化的发展演变有什么关系，实质怎样，尚须进一步探索。巴蜀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应着重对巴蜀与长江三峡鄂西地区、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等古代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3.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重要课题，迄今已取得若干重要成果。今后除对线路尤其是国外段线路的详细考察外，应着力探讨道路沿线中外各地文明的交流途径、方式、内容和机制等，以及南丝路与西北丝路和海上丝路的关系等问题，以期对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及交通诸问题提出新的课题和认识。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来自于《中国史研究》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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