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何宁愿下野也不下定决心抗战

本文摘自：《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作者：杨天石 著，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什么宁愿选择下野却不下定决心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东北全境，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受到普遍责难。同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蒋介石其实极其痛恨日本的侵略，但是他为什么宁愿选择下野，也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呢？蒋介石怎么也没料到，他选择暂时下野会导致国民政府最后的败退的命运，这不得不说是时也，命也。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舰自南京赴江西“剿共”。他迅速感到了事变的严重性。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唤醒国民，还我东北”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蒋介石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派员调查裁判，蒋介石认为这是外交的转机，也是对内统一的好机会。

蒋介石依赖国联，寄希望于“国际仲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不把国联放在眼里。24日，日本政府复函国联，蛮横地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置喙，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国联态度因之软化，转而赞成日本主张。25日，蒋介石获悉有关讯息后，曾有主战的念头。当日日记云：“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鸱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他准备将首都迁到西北，同时集中主力于陇海路。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爱国运动。“九一八”时期，痛愤于日本侵略，有准备北上抗日的打算，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蒋介石又怯于和日本作战。10月7日日记云：“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与主义而已。”由于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人民中出现了爱国救亡的热潮，但是，这在蒋介石看来，却只是“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

蒋介石靠什么呢？“惟在我一己之精神与力量”。当然，蒋介石不会认为他个人可以打赢日本，因此，他必然是悲观论者。日记云：“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明知战无幸胜，但国家至此，亦无可再弱，决不至比诸现在再恶也。”11月24日日记又云：“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

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但又是虚弱无力的。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掩饰其侵略行为，欺骗国际舆论，拟订了一份所谓《中日和平基本大纲》，表面上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同时则赤裸裸地要求“尊重在满洲之日本既成条约”。10月15日，蒋介石决定坚决拒绝日方的这一大纲，他和戴季陶及外交委员会商量之后，决定另提《东亚和平基本大纲》以为对抗。《大纲》明确说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但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共同开发经济”，企图利用矛盾，吸引列强反对日本 2 。17日，蒋介石与各国公使谈话，表示对日抵抗，不签丧辱条约之决心。19日，再见各国公使，嘱其电告出席日内瓦国联会议的本国代表及其政府：如国联失败，则东方与中国之前途不可预料，望其切实注意。

国联会议几经曲折。10月23日，法国外长白里安向国联理事会提出解决满洲问题决议草案，限日军在1月16日以前完全撤兵。24日表决，13票赞成，仅日本1票反对。中国在外交上打了一个胜仗，日本代表芳泽对新闻记者称：“今日为余有生以来最痛苦之一日。”3 25日，蒋介石日记云：“国际联合会决议，倭寇虽未承认，但公理与正义已表显于世界。白理安之才能究为可佩，以决议方式甚为得体也。”

通过国联，进行外交斗争，广泛团结世界上一切反战国家，在道义和舆论上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蒋介石的这一策略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国联的决议并不能约束日本，对侵略者，必须还之以反侵略战争，才能制止凶焰，维护民族利益和世界和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称：“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但是，他还是过分相信并依赖了国联。

另一方面，蒋介石面临国内宁粤两个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1931年2月底，蒋介石软禁胡汉民。5月，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两个政权。“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局面必须迅速结束。9月20日日记云：

日本侵略东北，已成事实，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故内部先当力谋统一。

22日，戴季陶即受蒋之命，前往汤山，劝胡汉民重新视事。23日，蒋介石又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到香港与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会谈，但是粤方却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极为恼火。

11月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声称：只要团结能早日实现，任何委屈痛苦，都能忍受。此后，蒋介石一让再让。3日，蒋介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与粤方“无条件合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争端。

11月12日，南京方面以“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为主题，先行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7日，蒋介石决定统兵北上抗日，以此表示“对内退让，又欲使本党挽救对民众之信仰，非使代表放弃选举竞争，诚意与粤方合作不可”。当日，蒋介石派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会议。11月19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干部会议，决定全部接受粤方所拟中执、中监委员136人名单，蒋介石的这一意见为四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1日，会议通过“追认恢复党籍案”，承认在不同时期开除的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冯玉祥、顾孟余、汪精卫、阎锡山等314人的党籍。蒋介石作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风格的发言。他说：“以前党员之叛变，使党国益陷于艰危，皆非为中央与政府，而独为中正一人之故。故从前一切错误，皆由余一人任之。”22日，会议闭幕，蒋介石自觉度过了对内的一个“难关”，日记云：“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蒋介石与粤方矛盾已深，缓和与化解都需要时间，蒋介石11月22日的日记显然过于乐观了。

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进退问题。

本来蒋介石想通过召开“国民大会”，是以民主的办法解决矛盾；“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以独裁的办法解决矛盾。然而这两点当时都不可能做到，蒋介石想来想去，只有下野了。12月22日，蒋介石不顾出任监察院长的许诺，乘机离宁。

蒋介石返里后，曾进行反思，12月24日日记云：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容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先事未能察觉。陈济棠勾结左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预为防制，乃遂陷于内外夹攻之环境，此皆无人扶翼之所致也。

“老者”，应指孙中山。蒋介石这一则日记批评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人，而且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余不能自主”，这是一句反映蒋介石个人思想的高度性格化的语言，不过，这并不是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前文曾谈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动向。这一则日记说明，他的思想认识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真正将国内外政策转轨到对日抗战上来，还是几年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