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怪人：辫子教授辜鸿铭

1917年的北京大学，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新思潮层出不穷。4月的一天，一个梳着长辫子的教授走上了思想先进的北大讲台，学生们哄堂大笑。只见这位教授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这位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又长又细辫子的人，就是精通西学又极端保守，且言行怪异的民国文人--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1857年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1867年，10岁的辜鸿铭随义父布朗返回苏格兰，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回到祖国大陆，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辜鸿铭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1917年，辜鸿铭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从此，沙滩红楼的那个校园里便经常可以看到这位拖着长辫的老夫子若有所思地行走。这个时期的辜鸿铭不仅在国内名声鼎沸，在西方文化界名气更大，以至于西方曾有人说，到了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却不能不见辜鸿铭。印度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可以说无人与其比肩。林语堂对其英语造诣赞誉极高，称“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他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奇才，向西方社会译介中国传统文化。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且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他第一个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他虽通晓多国语言，但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来语，一是古希腊语。

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早年在许多西方国家游历，西方文化烂熟于心。但是，他却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极力维护中国传统纲常著称，甘愿做儒家文明的信徒。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书中极力阐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给予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辜鸿铭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

1916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辜鸿铭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若不懂辜鸿铭，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辜鸿铭在国外已化为一个符号，象征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辜鸿铭一味地强调复古，甚至迷恋陈旧的封建文化。他迷恋帝制，是坚决的保皇派。他写文章吹捧垂帘听政的慈禧，赞其“三十余年，盛德崇功不可阐述”，“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1912年清帝退位后，回到北京的辜鸿铭以遗老自居，蓄辫抗世。即使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他还是留着清朝的大辫子，成了民国期间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张勋复辟，辜鸿铭积极参与其中，后被任命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仍回北大教书。

辜鸿铭之出名，还因为他的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日常生活中，他带著书僮，偏好女人裹小脚，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就是小脚女人。他也赞成男人娶妾，他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就纳一个日本女子为妾。他为一夫多妻制进行辩护，比喻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多只茶杯。

在北大激昂亢进的革命氛围中，辜鸿铭每日里以他那副标志性的装束，保持着鲜明的个性。他用纯熟的西方语言宣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的确是独树一帜。他给学生讲课，首先与学生约法三章：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在课堂上，辜鸿铭常常借题发挥，大力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把《千字文》和《人之初》译成英文，在课堂上教学生用英文念《千字文》，说是念，其实更像唱，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旁人听起来甚觉可笑。这种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他反对新文化，但却坚决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1923年1月，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的腐败，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保留着清朝遗老装束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过时的人物，备受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