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剑，孙琳：唐代剑南道之分合

《北梦琐言》“逸文”卷3有《东西川人轻薄》一则，其中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偶哉？”唐代中期剑南道屡次分合，最终形成以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和成都为中心的两大方镇，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为偶”长达数百年，不仅关系西南区域政局发展和玄宗、肃宗的权力交锋，而且一直影响到宋元时期四川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

由于剑南两川分合频繁，文献记载多有语焉不详甚至牴牾之处，特别是对肃宗时期的分合过程不甚明了。《旧唐书·地理志》载：

至德二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尹。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广德元年，黄门侍郎严武为成都尹，复并东、西川为一节度。

《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一》、《新唐书·方镇四》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唐纪三十九》所载略同。而《唐会要·诸使中》则曰：

上元二年二月分为两川，广德二年正月八日合为一道。

唐人卢求所撰《〈成都记〉序》与北宋人赵抃所作《成都记》所记分合时间与此略同。诸书皆认为从肃宗至德年间到代宗广德年间，剑南道仅发生过一次分合，而分治时间则有至德二年（757年）和上元二年（761年）两种说法。古今学者虽亦有对相关史实的考订，但却失之缜密，未得其实。事实上，在此期间，剑南道应为两分两合，随后大历年间的分治则最终成为定制。

唐代剑南道北部

一、第一次分合：至德二年（757年）

十二月——至德三年（758年）二月

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剑南分为东、西两川，已如上引，有新、旧《唐书》等诸多文献的记载，应无疑问，那么其分治原因何在呢？

安史乱起，玄宗父子仓皇出逃，马嵬之变后，时为太子的李亨分兵北上，随后于灵武即位。而避难入蜀的玄宗虽然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但却并不甘心就此失去统治权，双方因而就最高权力的掌控和再分配展开一系列明争暗斗，形成这一时期的二元政治格局。玄宗入蜀期间，对剑南的人事作了安排，并且在肃宗奏请回京时，他也曾表露出“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的割据意图。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二月，上皇（玄宗）回到京城后，在肃宗的严密监控下，权力逐渐丧失，但其在剑南的影响却并未因此而消除。作为皇帝驻跸地，成都升府乃是惯例，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将剑南一分为二，形成两个政治中心才是肃宗的真正用意，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意在削弱上皇对该地区的影响，加强控制。

此外，玄宗在逃往剑南的途中，以其第十六子永王李璘为山南东及岭南、黔中、江南西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荆州）大都督，手握四道之兵，几乎将整个南方地区归于其下。李璘于九月至江陵以后，招募将士，补署官员，聚敛江淮财赋，并以薛缪等人为谋主，“因有异志”。肃宗知其作为，试图以觐见上皇为由将其调离，但“璘不从命”，并出兵袭击吴郡、广陵等地，江、淮大震。以此形势，上皇在西面长江上游，李璘占据东面长江中下游，南方几近不在肃宗诏令之下。当时上皇仍在成都，自然不能拆分剑南道，直接对其驻跸地区加以调整来消除威胁。而云安郡（即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山）地处长江三峡之中，形同楔子，既控扼剑南东面要道，对下游亦有顺流之势，担任太守的又是“简约忠谅、即直而温”的嗣道王李炼，肃宗遂于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以云安郡等峡中五郡设置夔峡节度，如此便对上皇和李璘均有掣肘之效。尽管李璘在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兵败被杀，玄宗也于年底离开剑南，但此前的严峻形势显然让肃宗心有余悸，作为一种追加防范措施，他迅即将剑南分为东、西两川，防止巴蜀的形胜为一道所独擅。

那么两川又是何时合并的呢？《旧唐书》卷117《严武传》载：“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新唐书》卷129《严武传》亦称“上皇合剑南为一道”。“上皇”即玄宗，于宝应元年（7762年）去世，显然不可能指本文开头所引诸书中所记唯一一次广德元年（763年）之合并。尽管《严武传》及其他资料都没有明确记载本次合并的时间，但从文献所载与剑南相关的有确切时间的历史事件及所涉官员官职名称中可略加推测。

《旧唐书·地理志》载，乾元元年（758年）“三月，剑南节度使卢元裕请升（嘉州）为中都督府。寻罢”。同书《肃宗纪》载，乾元二年“六月乙未朔，以右仆射裴冕为御史大夫、成都尹，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本道观察使”。同书同纪并载，乾元三年（760年）“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李若幽即李国贞，《旧唐书·李国贞传》亦称：“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新唐书》本传略同）。《旧唐书·肃宗纪》又记，上元二年（761年）二月“癸亥，以凤翔尹崔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同书《崔光远传》亦称：“（上元）二年，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仍兼御史大夫”（《新唐书》本传略同）。由此可见，自乾元元年（758年）三月至上元二年（761年）二月间，剑南所授便只有一节度使，并无东、西川之分，从而可以推知两川最晚在乾元元年（758年）三月前即已合并，更可能在当年二月改元之前，即至德三年二月。

为何前面所引《唐会要》等文献并未记载这次分合呢？个中原因不仅在于分治仅维持了两三个月左右，时间颇为短暂，还在于分治措施的执行、贯彻并不到位，其中涉及上皇、肃宗间的权力争夺和严武的处境、表现。

玄宗让位于肃宗时，保留了“以诰旨随事处置”军国事务的权力，虽然他刚一返京，便处于肃宗的严密监控之下，权力逐渐削弱，但仍具有一定影响力，前引《严武传》中合并剑南的诏令就是“上皇”以“诰”的形式颁发，表明并非出自肃宗本意，而是上皇对于肃宗分割其剑南驻跸旧地、压制播迁蜀中之旧臣的行为有所不满，故利用自己保留的颁行诰旨之权，重新加以合并。是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吐蕃也一直觊觎巴蜀，肃宗出于稳定中央政局、保障边陲安全的考虑，也只得许可或默认，但作为平衡之计，所任命的节度使则是“安史之乱”中先“从玄宗入蜀”，后又“杖节赴行在”效命的严武，是两人都可以接受的中间人选。此外，前面提及的夔峡节度也于乾元元年（758年）罢废，“以支郡隶江陵”。剑南东川与夔峡节度相继设立，又几乎同时撤并，应当是这一区域整体调整的结果，以有“巴蜀喉吭”之称的夔州隶属于下游的荆南节度，也可以分剑南之势，起到牵制作用。如此看来，此次剑南合并显然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在以地域制衡权力的争锋中，产生了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现象。

在这一分合过程中，严武的态度与表现颇值得玩味。《旧唐书·严武传》载：

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颇自矜大。出为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前人业已察觉其中有误，胡三省和赵翼均指出，此时已收长安，何以能因史思明阻兵而不赴京兆少尹之任？赵翼并认为应是“东都少尹”之误，但却并无实据。严武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病逝，终年40岁，他被任命为京兆少尹时为32岁，则应在至德二年（757年），唐军于当年九月二十八日收复西京长安，十月十八日收复东都洛阳，其间仅二十日，严武不可能以道路不通为借口长时间滞留京师；严武出身官宦，豪爽勇猛，其后在对吐蕃作战中多有建树，因惧怕叛军而迁延，也不符合其性格特征。

笔者认为，应是《旧唐书》所记事件顺序有误，“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颇自矜大”一句应在“充剑南节度使”之后。严武先跟随玄宗入蜀，后又赴行在肃宗麾下效力，对两人均有感情；上皇、肃宗甫回长安，前者的影响仍然存在，两人的权力纠葛还不甚明朗；剑南偏居一隅，易形成割据，官员又多是上皇旧属，而肃宗即意在削弱此种基础，两相平衡，实非易事。严武应当也洞察到自己成了上皇、肃宗权力争夺中的一枚棋子，处于两难境地，面对如此棘手局面，加之剑南距京师路远，他以“阻兵”为由拖延不上任，静观事态发展，实是上策。严武不仅没有就任分治后的东川节度，甚至上皇将两川合并后，他也并没有入蜀任剑南节度，从前面所引剑南节度使名录中可见，合并后没多久的乾元元年三月时的节度使已是卢元裕，显然应是严武未到任而另除他人。

如此分析并非没有根据，严武病逝后，独孤及所作《为元相公祭严尚书文》就透露出些许隐情，其文曰：“昔公先中书，以道销谗胜，不践衮职。”不就任节度一方的“衮职”，“道销”乃是表面借口，“谗胜”才是真正原因，在此敏感时期一旦上任，若处置不当，落下与最高权力争夺中的获胜者相对抗的口实，非但前途尽毁，性命亦且堪虞。此外，与严武关系密切的杜甫有《严中丞枉驾见过》一诗：

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

“川合东西”自是指两川分合之事，“地分南北”则在暗喻上皇和肃宗间的政治对立和权力争夺，更将严武不就剑南之职一事与汉晋时期张翰、管宁二人被征召授官而不应命之事相提并论，“问柳寻花”、“少微星”、“任流萍”等语即道出了严武优游京师，暂时归隐，静观事态发展的行为与心态。对此，统治者也了解其中为难之处，所以尽管严武迁延不去剑南上任，但却并未因而受到处分，而是先后改授太子宾客、京兆尹等职，仍旧留在长安。当然，其后上皇权势渐失，肃宗权力巩固，严武的难题自然化解，甚至后来在争取出任宰相未果的情况下，主动“求为方面”，充剑南节度使，并立下战功。

正是由于剑南的初次分合时间短暂，又是上皇和肃宗权力交锋、政令不一的结果，且节度使人选并未赴任，其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影响。这可能是《唐会要》等文献未加记载的原因所在，但却是唐宋之际剑南地区地域结构调整、演变的开端。

二、第二次分合：上元二年（761年）

二月——广德二年（764年）正月

尽管上皇身在长安，受到肃宗的严密监控，但他在位四十余年，作为开元盛世的创造者，仍然拥有相当的威望，受到不少百姓、官员的拥戴，而在非常局面中被迫退位，又在复杂状态下回到长安，他也不甘于轻易放弃权力，仍然结交将领、外官。《资治通鉴》卷221《唐纪三十七》“肃宗上元元年六月甲申”载：“上皇多御长庆楼，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上皇常于楼下置酒食赐之；又尝召将军郭英乂等上楼赐宴。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为之作主人。”百姓、官员们的这种情感及玄宗的宴请笼络等举动，使得作为“灵武勋臣”的六军将士“反仄不安”，自然也引起肃宗的戒备。

肃宗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掣肘：上皇还京后，其随从侍卫多被替换，“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一举一动均在肃宗监视之下；玄宗曾经意图以礼改葬杨贵妃，但在肃宗亲信李辅国的反对下而作罢；更有甚者，李辅国还秉承肃宗旨意，逼迫玄宗从南内兴庆宫迁居西内太极宫，以进一步加强控制。

剑南作为玄宗播迁避难之地，不少官员是其往昔所署的旧将，其在当地亦颇有基础，从上引《资治通鉴》载“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即可想见。因此，在严加防范身处禁中的玄宗，削弱他在长安影响力的同时，肃宗也着手调整剑南的区划设置和人事部署，防止玄宗借重民意和地方军将势力东山再起，重掌朝纲。

肃宗的举措之一便是再次将剑南道一分为二。据后来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白敏中从事的卢求于大中九年（855年）为五卷本《成都记》所作的《序》中曰：“上元二年，始分为东西川。广德二年，复合为一。”《唐会要》卷78《诸使中·节度使》所记时间则更为详细，本文文首已引。北宋人赵抃所作《成都记》也记载了这次分治，只不过时间略有差异：“肃宗上元元年，分剑南为二道。”其分合均在岁末年初，因而各书所记时间有些许出入，而《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寰宇记》和《资治通鉴》等文献则因未记载乾元元年（759年）初的合并，自然也就没有记载此次分治。

另一项举措便是调整剑南的人事安排。此次剑南分为二道，以崔光远任西川节度使。在“安史之乱”期间，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采访使，随后前往灵武，受到器重，又因扈从肃宗还京而立功受赏，甚至丢失魏州城也“不之罪”，深得肃宗信任。而担任东川节度使的则是李奂，虽然并不清楚他是否就是抵御安史叛军、曾任兴平军节度使的李奂，但其显然领会了肃宗分割剑南、调整玄宗旧属的用意，甫一上任，便上奏替换“从上皇在蜀有功”的梓州刺史段子璋，也因此引起后者的不满和反叛。对于日薄西山的玄宗来说，再也无力挑战肃宗对剑南的处置，其地方旧将的反叛也迅即被平定，此次两分剑南得以贯彻并延续了两年。

然而，将剑南道分为东、西两川固然有利于朝廷加强控制，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对此，肃宗末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高适曾经上疏，具陈东、西川分治的弊端，其大意云：剑南虽分为东、西两川，但实则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剑南西临吐蕃，“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分置东川，财赋分散，边防保障能力削弱；东、西两川均受夷僚之患，内部州县残敝，耕织废弛，力量虚弱；因关中米贵，士庶多逃往蜀中，加重了西川的负担。因此，他提出“宜却停东川，并力从事”，仍合两川为一道。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建议并未被肃宗所采纳。及至代宗继位后不久，西南边防形势迅速恶化，才促使其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区划设置。

“安史之乱”爆发，原来布置于河陇、朔方一带以对付吐蕃的兵士被抽调前去平叛，造成西北边疆守备空虚，吐蕃趁机占领西北的广大地区。而此时之剑南，战乱没有波及，相对安定；玄宗入蜀，西南的防守力量当有所加强，故而吐蕃在此方难有进展。代宗继位之后，“安史之乱”已基本平定，吐蕃对西北的蚕食也基本完成，因而得以有余力挥军进攻剑南地区。

广德元年（763年）底，“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松、维、保三州与吐蕃交界，是剑南抗击吐蕃的前沿，特别是维州城，“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此次战败，其个中原因，除高适乃一文人，不习军旅之事外，很大程度上当即如高适上表中所言，由于东、西川分治，加重了西川的负担，削弱其御边制敌的能力。而三州的陷落，将使剑南的中心州县直接面对吐蕃的威胁，“成都已不安矣”。因而，在杜甫代阆州刺史王某所上表中，再一次重申了两川分置造成的边防力量削弱、州县残破的弊端，请求代宗“料巴蜀之理乱，审救援之得失，定两川之异同，问分管之可否”，希望将东、西两川合并，以增强抗御吐蕃的能力，缓解当时的窘境。新继位的代宗，一方面当然不希望剑南沦于吐蕃之手，另一方面，他也不被肃宗对剑南的那种特殊的感性因素所左右，因而于广德二年（764年）正月，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

三、第三次分治：大历元年（766年）

二月

剑南道仅合并了两年，又面临调整的局面。严武与崔旰相善，曾推荐旰为利州刺史。严武任剑南节度后，又用重金贿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利州为山南西道属州），将崔旰调至其下任汉州刺史，随后又以旰为西山都知兵马使，统兵西山。西山地区在成都之西，主要任务即是统领其地诸羌戎及防备吐蕃，兵权甚重，相当于节度副使。崔旰颇有军事才干，又“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他“将兵击吐蕃于西山，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甚得严武器重，因而也就日益坐大。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卒，剑南诸将在节度使的后继人选上产生矛盾。行军司马、都知兵马使郭英干和都虞侯郭嘉琳请以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英干之兄）为节度使；崔旰等军众则请以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王崇俊、崔旰等人乃严武旧部，久在剑南，代表地方军将势力；郭英乂为名将郭知运之子，有平安史叛军之功，又任职中央，自然代表中央朝廷利益，加之他与当时的宰相元载交结，因此，朝廷当不愿意看到地方势力前后相袭，自推节度，而倾向于任命郭英乂出任剑南节度，以利于控制剑南。这引起崔旰等人的不满。而郭英乂到任后，“肆行不轨，无所忌惮”，招致百姓怨恨；他又对王崇俊及其拥戴者进行打击，设罪诬陷将其诛杀；以防守吐蕃的名义出兵攻打崔旰。由是，崔旰起兵反叛，攻入成都，郭英乂兵败后奔逃，为普州刺史韩澄所杀。数州牙将纷纷举兵讨旰，蜀中大乱。

剑南道作为后方根据地，对唐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崔旰攻杀节度使郭英乂的行为自然不会被朝廷所容忍。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即以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剑南东川节度使，以平蜀乱。以两人分领东、西川之地，剑南道在合并仅两年之后又再次被分割。将其分治并以山南西道节度领东川，一方面是削弱剑南实力，防止叛乱扩大到整个剑南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打通由山南经东川至西川的道路，希冀合山南西道和东川之力尽快平定崔旰。但此时剑南诸州皆为崔旰及其心腹所据，朝廷将其分割为东、西两川，仅停留于诏令而已，尚难付诸施行。然而，朝廷显然低估了崔旰的实力，三月，张献诚与崔旰在梓州交战，献诚大败，仅以身免，旌节也被崔旰夺走。随后入蜀的西川节度杜鸿渐则“心无远图，志气怯懦，又酷好浮图道，不喜军戎”，因此对崔旰大加绥抚，非但不治罪谴责，而且极力向朝廷举荐。朝廷不得已，于大历二年（767年）七月，以崔旰为西川节度使，杜济为东川节度使，两川才实际分治。朝廷对于崔旰之叛乱，先是大举攻伐，其后又作出让步，后世对此评论道：

鸿渐有卫社之功，非干城之责，时以任崔旰为非，则不然矣。且旰南拒贞节，北败献诚，宜以怀来，未可力制。终致归国，岂非臧谋，向讨之，即为剧贼矣。

显然，朝廷经过“安史之乱”的摧残，内忧外患严重，以保持剑南地区稳定为第一要务，同时，亦因崔旰对西南边疆的保卫颇为有力，因此最终选择了妥协之策，加以绥抚，而又将剑南道分而治之，以东川制衡西川。自此以后至唐末，两川分立成为定制，再无改易。

唐代剑南道经历了三分两合，其间多有反复，不仅与地方政局、边疆形势、个人宦迹、区域经济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甚至体现了中枢权力在空间分划上的博弈，并由此奠定了唐宋之际四川盆地中、西部的地域格局。厘清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探讨唐代玄宗、肃宗、代宗时期巴蜀地区方镇格局和政治地域结构的演变，甚而得以一窥当时中枢权力的更替表现，同时，也可以明晰当时某些与剑南相关人物（如严武、高适、杜甫等）的履历和行迹，纠正此前因未梳理清楚两川分合脉络而产生的谬误。

作者简介： 马剑，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与城市历史地理；孙琳，西南大学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