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和沈从文，他们彼此是了解的

谈起萧乾，绕不开他和沈从文的恩怨。文洁若认为，沈从文是了解萧乾的。

“钱锺书夸过他，说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可惜不会保护自己。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老捅娄子，比如郭沫若‘称公称老’一事，萧乾说人家萧伯纳九十岁了，还在那儿关心国家大事，结果咱们这儿呢，年过五十就称公称老。”文洁若说。

晚年的萧乾依然奉行“不讲假话，尽量讲真话”的原则。2001年3月10日，《湘泉之友》刊登了萧乾的一篇文章——《吾师沈从文》。不久，2001年12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也刊登了这篇文章，标题更加鲜明，叫《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

其实，这篇文章成稿于1999年1月30日，是萧乾“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零零碎碎写出来的”，他托付妻子文洁若在其身后发表。1999年，距沈从文逝世将近十一年。也就是说，沈从文去世近十一年后，萧乾仍在怀念他。

萧乾在文中写道：“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

萧乾和沈从文的渊源，可追溯到萧乾的短篇小说《蚕》发表之前。那时，萧乾通过杨振声结识沈从文。萧乾佩服沈从文，尊敬他，称他为“师父”。《蚕》写好后，萧乾把它寄给沈从文。1933年10月，沈从文细心修改后将《蚕》刊发在《大公报·文艺》上。萧乾写道：“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自然我还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

林徽因读了这篇《蚕》后，通过沈从文约见了萧乾。萧乾回忆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老师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林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

1935年7月，萧乾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沈从文还与萧乾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萧乾获益匪浅……

沈从文对萧乾的帮助和影响是巨大的，而萧乾记得这一切。

萧乾后来去了英国，1946年回国定居，1947年5月在《大公报》上发表《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社评，结果闯了大祸，被斥为“反动文艺”的典型之一。“萧乾认为，受此影响，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他与沈老师的关系逐步变得僵硬。”文洁若说。

萧乾在文章中透露，1957年，沈从文在文联大楼曾公开批判他，将他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的《中国简报》一事，解读为“早在30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但萧乾理解沈老师的这一行为，因为自己闯祸，“实际上连累了沈从文。正因为他和我的关系深，只有这样上纲上线，声嘶力竭地批判我，才能让大家知道他跟我划清了界限”。

20世纪70年代初，萧乾担心沈从文所住的东堂子胡同交通乱，不安全，就“在为自己的住房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沈从文知道后，颇为不快地拒绝了，并对萧乾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随后，萧乾收到一封沈从文的亲笔信，说一旦他去世，不许萧乾参加追悼会，也不许他写悼念文章。

萧乾给出的说法是：“沈从文对我说‘我还要申请入党呢’，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事，他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了次等公民，他在政治上是占我的上风的。”

文洁若认为，之所以说萧乾得罪了沈从文，是因为萧乾在“文革”中看沈从文住得太狼狈，想替他改善一下居住环境。而沈从文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误会，总之沈从文火了，说：“你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还给我张罗房子。”

文洁若说，萧乾认为他与沈从文的交恶，原因有二：一是在沈从文与丁玲闹翻后，丁玲在多个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抨击恩师沈从文，而萧乾仍然与丁玲保持密切来往，没有划清界限。二是1957年，萧乾代表《文艺报》鼓动沈从文老师“鸣放”，而沈从文1949年便主动要求进故宫博物院当一名讲解员，专心研究古代服饰，没有参与。萧乾却在“鸣放”中很快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倘若沈从文听了萧乾的话，参与“鸣放”，“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是不难想象的”。所以，后来沈从文对萧乾做出的种种拒绝和否定，萧乾是理解的。

终究，沈从文这位老师是了解萧乾的，萧乾也是了解沈从文的。

1988年春天，沈从文终于同意见萧乾。遗憾的是，沈从文5月去世，他们终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但萧乾认为，“他既然已表示了愿意见我，就说明我和30年代以来的这位恩师总算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