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直吴与奉张

1924年，爆发了民国史上空前规模的一场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作为这场战争的双方，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即便是同一颗树上的两片树叶，总还有同而不同的地方，何况军队派系。

那这二者有怎样的不同呢？

一，成军的历史不同，导致了内部凝聚力的强弱不同

直系军阀是由北洋军阀分化而来的。1916年，袁称帝暴死，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段祺瑞欲独揽军政大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已，引起与段资望相当的老把兄冯国璋的不满，二人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最后便以乡谊、隶属和利害关系分裂为直、皖两大派系。直系军阀集团既由此而来。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首领，但曹只是名义上的首领，直军的实际统帅则是吴佩孚了。直皖战争中皖系战败瓦解，一些原依附于皖系的部队倒向直系；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败退出关，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权，一些骑墙派也转而投入直军阵营。至此，直系的势力达到巅峰。

奉系军阀是在张作霖、冯德麟的保险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初，在巡防营的基础上采用新制编成第27、第28师，依俯北洋军阀，是为旁系。张在任第27师师长后，先是联合第28师师长冯德麟逼走段芝贵而夺取奉天军政大权，再利用张勋复辟推冯德麟下水而吞并其28师，又借黑龙江内讧而得渔翁之利，最后出兵用武力占领吉林。至此，张作霖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占领，并以第27师、第28师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奉系军阀集团。

从直奉两军成军的历史来看，不难做出对比。首先，直系军阀集团是由原属不同派系或分支的军队不断加盟组成的军事同盟体。而奉系军阀集团则是通过细胞增殖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整体。奉军中唯一的例外是张宗昌所部，但此时的张宗昌部还仅仅是一个旅，无足轻重，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奉军的构成。

因为这个区别，在直军中，由于其内部派系庞杂，动机各异，使得这一军事同盟体从一开始便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以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参战序列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最初直军所编的三个军，第1军司令彭寿莘等均是吴佩孚亲信将领，所部又都是久经战阵的沙场劲旅，能打也肯打；第2军司令王怀庆等却都是腐败不堪的清末旧官僚，所部也多是以巡防营为主改编而成的旧式军队，只是委身于曹吴所把持的北京政府而已，既不能打，也不肯打；第3军司令冯玉祥所部，到是能征善战，但冯并非吴之嫡系，又因与吴的关系闹的很僵，此时更是早萌异志，是能打却不肯打；稍后编成的第4军曹瑛所部，是曹大帅的子弟兵，怎奈这位曹七爷所率的“茶壶队”，嫖赌是行家里手，上阵打仗却不行了，可谓是肯打却不能打。至于后来投入的10路援军，除杨清臣、靳云鹗等部外，其他全是陕西、河南、热河、察哈尔等地方土著，其战斗力和可靠程度都很难说。从这个阵容上，就不难看出直军内部组成的繁杂。

再看奉军，由于是通过细胞增殖的方式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其内部师旅都是一脉相承。它内部构成的纯洁远远超过被称作北洋正统的直系和皖系，此时的奉军可以说是一个坚强的整体。

对于直系和奉系的内部构成，可以打这么一个比喻，奉军就好比一束自然生成的花，而直军则是由相同的或相似的花瓣与枝叶捆绑而成的花。前者基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后者不是。

其次，从两派首领和所辖部队的关系来看，也有很大的不同。直系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后，第一代首领冯国璋的地位与声望远在曹锟、王占元诸人之上，当时的皖系把持着北京政权，排斥异已，直皖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皖系势力压迫较大的情况下，直军各将领还能齐拥一主共患难。冯死后，曹锟继起为直系领袖，其能力和资历就很难与其扮演的角色相称了，虽有吴佩孚这么一员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又忠贞不二的大将为其主持一切，但在全部直系军阀中，吴说话也未必都好使。

吴佩孚长于治军练兵和打仗，所率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曾因征湘时的羊楼司大捷而一战成名，后来又因一战胜皖再战胜奉而被称为“长胜将军”。美国的《星报》称其为“中国军阀的巨魁”。但在那个时代，“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感情，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对于新的上司，由于没有历史的渊源，其效忠观念和服从意识都要大打折扣。不用说骑墙派和临时依俯的了，就是同属于老直系的第2师、第6师系统，由于和吴属于不同的支派，对吴的服从也是有条件的。吴能够指挥裕如的，仅限于由第3师扩编的和由吴一手提拔的将领而已。

奉军的情况又不同了。从奉军初建到张作霖被炸身亡，张自始至终是奉系军阀集团绝对的和唯一的领袖。其部下将领，不是他的绿林老伙伴，便是经他一手提拔的军校学生。虽然奉军中也有老派、新派之分，新派中又有土派、洋派之分，但不管是哪一派，却共同拥戴张氏一人，战争中也能做到一致对外。故在奉军中，军令政令可以做到高度统一和集中。这一点，是吴佩孚和他指挥的直军做不到的。

可以这么说，奉军是由张作霖亲手缔造的，而直军的缔造者既不是吴佩孚，也不是曹锟，也不是冯国璋，而是早已死了的袁世凯。换句话说，如果把张作霖对于奉军比作父子关系的话，那么吴佩孚对于直军更多的则是兄弟关系。

二，选将用将的标准不同，导致了骨干结构及稳定状况的不同

首先表现在选将上，吴张二人标准不同。吴佩孚文才武略俱佳，属于上马杀敌下马作诗那一类人物。其优点是爱惜名节，为官清廉，不贪财也不好货，因而在军民中享有较高声誉。弱点则是恃才傲物，骄狂自负，唯我独尊，其部下稍有棱角，便难以在其手下长期供职，故所用之人，多是头脑简单、毫无见解的庸碌之辈。如其手下号称“四大金刚”的张福来、董政国、杨清臣、时全胜等，均是出身行伍的老粗，除了听话，并无长处，虽也骁勇善战，不过是一介武夫，至于在政治上，则更少远见。这一点，吴完全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铱，“到底还是不识字的人靠的住”。张福来在做河南督理时，因识字不多，日常事务全交与参谋长代拆代行，参谋长不在时，公文在案头堆成山，也不管不问。而吴佩孚竟能容忍，最根本的原因是吴认为张不会背叛自己，让干什么干什么，让打谁打谁。北伐战争时的武昌守将刘玉春，明知无法取胜，也明知吴之对抗北伐是逆潮流之举，却仍置生死成败于度外，不惜伤亡，徒劳抵抗，这便正是吴所极力培养的愚忠所致，张福来、刘玉春等也因此而成为吴之爱将。曾毕业于陆军大学、智勇兼备的王承斌、靳云鹗等，便都和吴相处的不甚欢恰；而桀傲不训、虽是老粗出身却熟谙政治的冯玉祥，则更是与吴势同水火。彭寿莘似乎算是有些棱角而又忠实于吴的，但彭的棱角，也和刘玉春等人的棱角一样，主要表现在军事指挥上的严厉与个性上的倔犟，在建军上却仍然因循保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革命性的见解与突破，因而也就不可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其所重用的亲信将领便也一蹶不振，无一能助吴再起，有所作为；曾毕业于士官、陆大的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等，割据东南，俨然一派，而屡受排挤和压制的冯玉祥、王承斌等，则完全走到了对立面。这是必然的。什么样的角色演什么时代的戏，吴所用的亲信大将，全不是也不可能是可以跨时代的人物，他们的出身以及所受到的思想灌输注定了要与那个旧的时代同归于尽，而不可能跨越到新的时代中来。

相比之下，出身草莽，本身并未受过什么教育的张作霖。在选才上却显出过人之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臣武将。张的私生活极奢侈，驭军亦宽，故奉军军纪始终很差，这是其劣。但张的优点是重然诺，讲义气，敢作敢为，对部属不拘上下，颇善拢络。只要是选准了的人，不惜屈身以求，不管谁反对不反对。如为借重王永江，曾和多年的把兄弟闹僵；为支持常荫槐，也曾使最受宠的五夫人低头让步。后来的事实证明，奉天的文治，王、常二人确实有很多建树。在武的方面，不拘一格提拔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等人，均一时将帅之选。各将领为报知遇之恩，不负厚望，在整军经武中大胆革新，使奉军从里到外发生极大变革。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众将领作战都十分卖力。姜登选经常是携一条皮褥子就住在一线堑壕里不分昼夜的现地指挥，郭松龄则每战必亲冒矢石，奋臂疾呼。更重要的，由于这些接受了新知识的将领思想意识上的传帮带，象老鸡孵小鸡一样，给奉军以后的人才培养和使用铺开了路子，使之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在这点上，足可见张作霖的知人善任。

其次表现在用将上，吴张二人收放不同。不论是训练，还是作战，吴佩孚都能做到身先士卒，与下属官兵同甘苦，故所属嫡系部队都从感情上崇拜吴的为人，其部队纪律远比奉军好出很多，军民关系亦好，由其亲手训练的部队，也的确是能征善战，士气高昂。但吴对部队抓的过死，事无巨细，极为严苛，也养成部下谨小慎微、事事依赖的习惯。有吴在上指挥固然可行，一旦失去吴的直接控制，则无所适从。张作霖本身没什么才学，但其对部属的使用则大胆放手，特别在军事上，并不多加干涉。奉军整军经武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其部队训练、作战全交给姜登选、郭松龄等全权处理。当时外人曾有这样的评论：“两军之间的主要差异……在直军部队中一切均由总司令指挥，但就其部下而言，则多数人既不称职又心存不良。可是另一方面，在奉军部队中，当张作霖本人不在时，则一切均由其部下指挥……不考虑吴佩孚元帅的个人刚毅品质，在目前他可称为是一位中国最有谋略的将军，但遗憾的是，他却缺乏挑选和训练出优良的下属来管理好他的部队，正因具此特点而导致了他在1924年的战败，甚至大大地妨碍了他日后权势的恢复。”

再次表现在用人不疑这一点上，吴也逊色于张。比如对于冯玉祥，吴担心冯氏坐大与已不利，在冯督河南时，即与吴不恰，后更调冯离豫，给予空头无地盘的陆军检阅使虚职，赖冯与曹跪求，方保存了实力，但部队勉强维持，步履维艰，种下冯吴之间的仇恨，从而埋下祸根。当然，依冯的为人，即便吴把心肝掏给他，也难保他不倒戈，但如果不逼的太急，冯与胡孙等也许不至于那么迫切地走到一起。再如，和吴佩孚同是第三师出身的直军大将王承斌是奉天人，吴疑王通奉而剥夺了其带兵权，逼使王承斌后来真的通了奉，从而又造就了吴氏败北的一个内奸。

再来看张作霖对部下将领的信赖。奉军第1军军长姜登选是直隶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与张作霖并无渊源，但当其投靠奉张后，却马上受到重用，先是负责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为奉军的整军经武立下头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又担负山海关主方面攻击作战，与直军第1军军长，人称“刺彭”的彭寿莘对阵，算是棋逢对手，两军反复争夺，天上飞机助战，地下炮火翻飞，间以敢死队白刃相拚。把个山海关古战场弄了个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演出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惨烈的一幕。姜为奉军取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奉军第2军军长李景林也是直隶人，也是在直皖战争后才投靠奉张的，但归奉后，很快就得到张的赏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奉军废师改旅的情况下，仍提拔其为奉军唯一的一个师的师长，第二次直奉战暴发后，又授以西线指挥全权。李为报知遇之恩，率部拚死冲杀，而直军在这一线迎战的第2军军长王怀庆等则远非李之对手，故奉军第2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

直奉战前，孙传芳曾周旋于洛阳和奉天之间，归来后曾对人说：“张作霖人格品德不及吴，气魄气量则过之”。孙的话，说的还是比较准的。对比吴张二人选将用将的风格，如果说吴佩孚有点像诸葛亮的话，那么张作霖则更接近于曹操。

吴、张二人在选人用人上所表现的不同，除了个人内在的因素外，更多也与二人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张作霖所处的背景是东北统一已经完成，王位独尊了，而吴佩孚所处的背景则是关内派系林立，危机四伏。如果将张与吴换个位置，怕是张也得这样的。这从奉军入关后郭松龄倒戈和其对张宗昌、李景林等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上也可看出来。讨论二人选将用将上的特点，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个人而抛开这一客观历史因素。

三，人才的代谢不同，导致了生命力延续长短的不同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从双方兵力和装备上看，奉军占明显优势，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奉军惨败。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奉军多是由张景惠、张作相等绿林好汉指挥，其部队全是没经过现代化训练的污合之众，作战仍是采用与胡匪争斗时猛打硬拚的战法，适应不了已经变化了的战场和变化了的对手。而直军参战部队多是经吴佩孚亲手训练并在关内历次战争中久经战阵的劲旅，故能一举战胜。

1921年12月直奉第一次战争前夕，张作霖曾与美国学者孟禄谈话，当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的战术、兵器时，张作霖不屑一顾地说：“不用听他们吹，两军相见，还得靠拚命，豁的出死去，便可以致胜”。大概这便是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的军事思想了。战争中，与张作霖预想完全相反的是，张作相、张景惠等老派指挥的部队都溃不成军，而新派郭松龄指挥的3、8旅，却虽败而不溃，全军而退，保存了实力，所部王兴文团在势如破竹的直系追兵面前，在山海关的石门寨一带布置有组织的抵抗，令吴佩孚也对其刮目。虽王兴文战死，但遏制了直军的追击，保证了奉军大队人马的安全撤退。另一新派李景林指挥的第3梯队，在东战场还曾挫败直军张国榕部，取得局部胜利，使张作霖大喜过望。这一切，使战前老派看不起新派的风气有所收敛，也使张作霖战前的一些观念得到改变。而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和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大学的李景林、郭松龄等为首的新派开始占了上风，并取得了张作霖的信任。于是，一场被称作整军经武的军事改革在奉军中推开。

这次改革，涉及到军事思想、编制、军械、军需、军法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便是人才的更新代谢。除了破格提拔使用上述新派将领外，还用优厚条件大量吸引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使许多原在关内军队任职的军事人才出关投效。后来成为奉军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何柱国、杨正治等便是在这个时候出关投奉的。在谈到为什么投奉时，何柱国说：“在当时的北洋军阀中，都热衷于用行伍出身的军官来带兵打仗，对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人物。独有奉军与众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军官可以直接带兵作战。”大概主要就是这个原因，“保定军校职教各员接踵来奉，旅馆客栈大有人满之患。”除此之外，对东北陆军讲武堂也大加整治，选派士官生、陆大生到讲武堂执教。张不懂军事，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却十分的重视，在器械、经费、教学力量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满足，每次讲武堂有重大活动，张也必亲临训话，对于毕业的学生，也能够很好地任用，使这时的奉军人才建设走上了一条正规而又健康的轨道。

果把这一时期奉军的人才稍加断代，则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是以和张作霖一起拉杆的绿林好汉为主，其代表人物有孙烈臣、张景惠、吴俊升等，年龄多在五十岁以上。第二代是以清末民初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大学的军官为主，其代表人物有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等，年龄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第三代是以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军官为主，代表人物有刘翼飞、王以哲、刘多荃等，年龄基本在三十岁上下。第四代是以整军经武以后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和留学日本各军事学校归来的军官为主，代表人物有吕正操、万毅、高福源等，都还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因为有了这种成梯次配备的众多出身于军事学校的军官做各级骨干，这支起自草莽的绿林队伍脱胎换骨，彻底变了样，不仅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胜了直系，洗雪了上次战败之耻，而且大大延续了它的生命。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第一代退出，第二次直奉战争，全是由其第二代唱主角，二战取胜后，姜登选死于郭松龄之手，郭松龄倒戈又被杀，李景林怀贰被黜，韩麟春病死，杨宇霆遭诛，其第二代基本消失。1928年，奉军易帜变成了东北军，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第三代又开始唱主角，直到大陆解放，才被赶下了军事历史舞台。以第四代为主的不少人，之后投身到中共阵营，实现了又一次更加巨大的转变。

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胜后，把持了北京政权，势力达到了顶峰。但与奉系不同的是，吴佩孚却没有注意到人才的新陈代谢。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军的各高中级带兵官仍主要是一些北洋建军初期投军的和吴佩孚同属第一代的行伍军官，如张福来、董政国、彭寿莘、杨清臣等。当时陆军大学毕业而在直军中任职的为数并不少，但除极少数担任部队主官外，多数却只担任各级的参谋长等幕僚职务。当时，在直军和由直军分化出来的国民军即后来的西北军中，参谋长的职权、地位和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是服务于各级主官，代行作战策划和政治联络等项工作，至于在军队建设和政治方向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如师景云、张联棻、李济臣、李藻麟等当时陆大生中的佼佼者，都曾较长时间的服务于直军，就连有兵学泰斗之称的蒋方震，也曾一度出任吴佩孚的参谋长。但所有这些人都不曾发挥出任何显著的作用。当时，国内最好的军校------保定军校，就在直系的统治中心，但由于不受重用，大量的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北走胡，南走越，只有少数留在直军中甘当幕僚，未能形成像奉军那样的人才队伍的梯次配备。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军的人才已是青黄不接。正如吴的幕僚白坚武所言，“当直系盛时，识者已有隐忧之痛，以用人一端言之，陈陈相因，无些许吸收新进以为元气补充。触目均属骄逸腐朽之气，安往而能持久也。新陈代谢之旨，非独曹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有所未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甚难，余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续不绝，可证直系用人之失策矣”。直奉大战后，吴佩孚的核心力量已经瓦解。北伐战争的两湖战场上，面对滚滚而来的国民革命洪流和年轻的北伐军的凌历攻势，直军，这支曾经横行大半个中国的百战劲旅，由于没能及时地输入新鲜血液，在政治的和军事的巨潮面前，再也抖不起往日的威风，很快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摧枯拉朽，灰飞烟灭了。

与吴佩孚的嫡系有所不同的是，由直系分化出的孙传芳部五省联军，却比较注意吸收新进，集中了一大批毕业于士官、陆大和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形成了人才的梯次配备，如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将领的陈调元、王金珏、上官云相、施中城、裴昌会等，虽然它同样遭受到北伐军的打击，但由于其新的造血功能，使它的为数不少的年青将领和部队，在国民革命的大潮面前，拨转了政治航向，脱离行将灭亡的旧的营垒，投入国民革命阵营，从而大大地延续了它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