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穀梁学：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研究转向 ——兼评张之洞经学思想对巴蜀学风之影响

一、尊经古文学风与巴蜀经学之渊源

“蜀学”之名由来已久，所谓“学徒麟萃”，“比于齐鲁”。作为一个历经两汉、两宋、晚清三次发展高峰而渐趋成的学术体系，毫无疑问，“蜀学”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流派。虽然自北宋三教合一的“苏氏蜀学”之后，蜀学发展式微，然而随着张之洞、王闿运等大儒入主蜀地，蜀学渐趋复振，复兴蜀学成为巴蜀学人的群体诉求。在经历了元明、清初的学术荒芜之后，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因子的基础上，蜀学开始了一个由宋明理学到古文经学，再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历程，而廖平的穀梁学研究则成为蜀学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捩点。由于廖氏穀梁学在研究对象、宗旨、方法、路径上，充分吸收了清代正统汉学的优长，因此，它的出现一方面为晚清蜀学的今文经学研究注入浓郁的汉学因子，为蜀学第二次成功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晚清蜀学今文学派古今融合的独特学风的形成及其最终的成功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

廖平（1852-1932），初名登廷，字季平，号六译，四川井研县人，其著述宏富，自成体系，汉学宿儒刘师培对其推崇有加，谓之“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是清季蜀学中兼通今古的经学家。其穀梁学研究不仅奠定了学术的总体走向，而且为晚清蜀学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抱冰，南皮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小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儒家熏陶，以“洽闻强记，淹贯群书”，“究心经世之务”而闻名天下。同治十二年（1873），张之洞授四川学政。督学川省后，张氏发现四川科场颇多积弊。尽管，他于光绪二年（1876）上书清廷，提出了整改办法，但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杜绝不良风气，为除去蜀中士子浮华、投机之气，张之洞与总督吴棠等拟筹建尊经书院，以砥砺士子，匡正学风。光绪元年（1875）春，尊经书院落成，建院宗旨乃为匡正时弊，重振蜀学，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材。张之洞陆续挑选高材生肄业其中，广置书籍，开印书局，并亲自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提倡两文达之学。其课程设置也较为特别，每月设官课、斋课，分四题：经解、史论、杂文与诗赋。其他书院所设之时文课、四书课，尊经书院不再设立，一扫八股科考陋习。

张之洞督学川省以前，蜀中士人多习宋学，不知汉学者众，“蜀士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生不见《史》、《汉》”，“川省僻处西南，国朝以来，不知所谓汉学”。自张氏倡导以来，古文学蔚起，学风丕变，廖平遂弃宋学而习汉学。在张之洞倡导和尊经书院学风的影响下，廖平对古文学有了深入而系统的了解，为其穀梁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廖平像

二、张之洞的今古文观与廖平

“穀梁学”研究

在经学研究方法上，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汉学家主张回归东汉古文经的学统，从语言入手，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治经第一要务，强调“解经宜先识字”，“读经宜正读音”，“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尽管从学理上来看，汉学家主张“道”、“器”并重，“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然而从经学实践来看，清代汉学却出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形式化”研究倾向，义理和考据截然二分，以致钱大昕说：“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然而作为汉学家的张之洞并不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他从不排斥对经典义理的阐发，他说：“关系义理者必应博考详辨，弗明弗措”，尤其强调“治经贵通大义”，“每一经中皆有大义数十百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串，方为有益”。由于张之洞在考据与义理上的开明态度，为廖平从醉心古文经学的“博览考据”阶段向今文经学“专求大义”阶段的转变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势同水火的今古文之争面前，为什么作为汉学家的张之洞并不反对廖平治今文学的《春秋穀梁传》了。实际上，张之洞真正厌恶的是“以经术作政论”公羊学，由于公羊学的某些意涵成为维新派在政治上托古改制的理论根据，与张之洞“中体西用”、“尊孔尊经”、“保种保教”的理念相背离，因此，张之洞对公羊学说充满了反感与敌意。

张之洞对公羊学的态度，以戊戌变法为断，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戊戌变法之前为前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对公羊学并无太多责难，在《书目答问》中，他将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等人归为“汉学专门经学家”，称“诸家皆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深通者”。同时，张之洞对公羊学随意发挥经义的做法是不甚喜欢的，故不屑于谈论公羊之学，因此，他在《輶轩语》中又称“公羊家师说虽多末流，颇涉附会”。而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运动兴起之后，张之洞对公羊学的态度开始转变，《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罗列“与《左氏》违异者”十四条，称《公羊传》“狂怪骇人，是为今日逆乱之徒所祖”，《驳公羊文义最乖外者十三事》称“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邵公所创造、附益者尤多，姑不具论。此外迂曲刻深、不合于理者，不可胜计”。《抱冰堂弟子记》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其憎恶之情：“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由于康、梁之说以怀疑、否定孔子作为基本论调，这已远远超出了张之洞效西法以图强的底线，故张之洞对倡言公羊学之人极多厌恶，张氏尝言“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对于今文学经典《穀梁传》，张之洞则未表现明显出憎恶之情，由于有清一代治《穀梁》的学者较少，成果乏陈，且穀梁学没有公羊学“以经术作政论”的政治关怀，故张之洞对《穀梁传》多存而不论，仅云：“《穀梁》师说久微，国朝人治者亦少”。因此，廖平选择《穀梁传》作为主攻方向，对于张之洞来说，是可以接受的。1883年，廖平于太原谒见山西巡抚张之洞时，在接风宴上，廖平当众豪言：“治一省易，治一经难。苟《穀梁》有成，不羡山西巡抚。”张之洞不仅没有对廖平进行批评，反而惊叹其誓愿宏大，由此可见一斑。除了学术取向的影响之外，更由于廖平穀梁学在研究对象、宗旨、方法、路径等方面深深打上了清代古文学的烙印，因此，张之洞对廖平从事《穀梁传》的研究是认可和肯定的。

从研究对象来看，相较于左传学和公羊学而言，穀梁学在清代的研究并不充分，张之洞为廖平指出了当时学界研究的动向，其云：“《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三传’并立，旨趣各异：公羊家师说虽多末流，颇涉附会，何注又复奥朴；《左传》立学最晚，汉人师说寥寥，惟杜注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辞富，求传而不求经，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疏，左传家事详而理略；《穀梁》师说久微，国朝人治者亦少。”在《书目答问》中，他为廖平开列了穀梁学的相关研究著作，如《穀梁释例》、《穀梁礼证》、《穀梁补注》、《穀梁大义述》等。

从研究宗旨来看，廖平穀梁学旨在发明《穀梁传》的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之效，其云：“《春秋》新义，不惟损益礼制，名教纲常尤关”。这与张之洞《劝学篇》所倡导的“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不谋而合。廖平穀梁学大致成型于光绪十年前后，正是甲午海战前夕，洋务运动顶峰，巨大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学术内部革新的意识和力量开始萌动。顽固派因循守旧，寸步不前；维新派惟西为是，给中国文化植入西学的心脏，道德信仰和民族精神丧失殆尽。对此，廖平忧心如焚：“若六经在二三千年前，古不可治今，小不可治大，东西学人固多以经在可废之例，即《劝学篇》与东南士大夫亦倡言中人好古不如西人求新，尼山之席必为基督所夺”，“守旧奴隶，维新亦奴隶”。在其师张之洞“中体西用”精神的指引下，廖平穀梁学以返回经典为立足点，倡导“通经致用”，以尊孔尊经为基本信念，企图通过对“中学”的整合与革新，以求实现传统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转化，从而缓解现实紧张，回应来自西方的挑战。

从重注《穀梁传》的方法来看，尽管廖平在注释实践中已经放弃了文字训诂的方法，不再以乾嘉汉学作为治学的基本立场，转而通过关乎名分等级的礼制来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以经证经，以史、子、纬佐经，但是廖氏穀梁学充分吸收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代正统汉学的有益因子，并对传统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适度扩展。从研究路径来看，张氏“以礼解《春秋》”的治经理念在廖平穀梁学中得到了延续。廖平对《王制》与《春秋》的关系，从孔子改制的角度，做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王制》系孔子在虞、夏、殷、周四代制度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成的为后王立法的新制，是《春秋》的大传。廖氏以礼学为资源，积极搭建能够解释《穀梁传》的礼学体系。围绕“素王改制”理论，他以尊卑仪注为基础，通过阐明大国、次国、小国、微国（附庸）；二伯、王者后、内外方伯、内外卒正；公、侯、伯、子、男等三方面的对应关系，以进退褒贬、常变之法，对诸侯国的等级、身份、爵号进行动态阐释，从而实现《王制》与《穀梁传》礼制的成功对接，实现了礼制与微言大义、书法凡例的融会贯通。从方法的选择来看，廖平对传统辑佚之法赋予了新的内涵。辑佚之法可远溯北宋，至清乾嘉之后，此法发扬光大，名家辈出，而廖平治经有一种对“道”的敬畏，他以“注不破传”为原则，立足本传，通过勾稽本传先师旧说，恢复经、传真旨，发扬专家之学，进而阐明微言大义。这种将传统辑佚之法与恢复“大义”系联起来的方法，为清代汉学所擅长的辑佚方法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关怀。

三、张之洞经学思想对巴蜀“穀梁学”

学风之影响

在张之洞的引领之下，廖平开始走上中国学术的舞台。张之洞治经主张“专精”，力主以“礼”解《春秋》，由此而及群经的治经路径，对以廖平“穀梁学”为代表的巴蜀今文经学派博览、融通、善思、求实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巴蜀今文学研究带上了浓郁的汉学气息。

（一）淹博纵览，以求专精。张之洞认为治学贵在能博能专，“历代经师大儒，大约以一经名家者多，兼通群经”，“非博不通，非专不精”。这一理念直接促成了廖平浩博精密的治经风格。廖平治《穀梁》，广引典籍，所引经传、史籍、诸子、谶纬之书多达20余种；他遵循鲁学家法，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旨归，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素王”说为内核，系统总结出了14类书例，超越唐人注疏，恢复《穀梁》今文家法，将清代穀梁学研究向系统化、体系化推进，开创近代经学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他将《穀梁传》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取得的成果、形成的范式，拓展至《公羊》、《左传》，乃至于群经、诸子的研究，由此开启了晚清蜀学今文学派博览专精的研究范式。

（二）融会贯通，学无党援。张之洞虽宋汉学，却并不党同伐异，他说：“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因此，在治经实践中，张之洞强调子学的重要作用，“读子为通经”。这一“兼综”的观念开启了廖平融通的治经风格。廖平治《穀梁》不持门户之见，其学虽以恢复西汉《穀梁》今文师说为径路，通过辑佚师说以通本传，但与西汉今文家墨守师法相比，廖平不仅能守“专门”，而且贵“会通”。特别是与郑玄遍注群经遂至家法、师法不存所不同的是，廖平穀梁学强调“会通”，“就本传立说”，通过“因注例以见传例，因传例以见经例”，以求对三传做贯通性的理解，“化其畛域，以期宏通”。对此，蒙文通先生赞曰：“（廖平）既为《穀梁古义疏》、《公羊补证》、《左氏古经说》以通三传之义，俾家法不乱”，“由三传以通《春秋》，《春秋》既明，则又依经以正三传之失。始则由注以明传，由传以明经，终则依经以正传，依传以正注”。由此，奠定了晚清蜀学今文学派融通的治经风格。

（三）善思明辨，学贵有得。尊经书院的教育力避死记硬背不懂领悟的填鸭式教学，“每课发题，经解题必出先儒已有确解定论者，使之疏证，以觇其悟；或旧解两歧者，使之自决，以觇其断”。而廖平生性不喜记诵，尝言：“读书不贵一见能记十行俱下，而贵能推究寻绎”。尊经书院启发式的教学无疑是扬廖平善思之长。同时，尊经书院教学子以日记录学习心得，强调读书贵真、贵有恒、贵深思、贵考订、贵能解、贵通旧说。这种贵深思、重考订、通旧说的治学精神对廖平穀梁学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廖平在西汉今文师法的基础上，以“素王”理论为核心，通过集成传统经学方法，创造性地转化“公羊学”的相关理论，以《王制》为基础，积极构《春秋》礼学体系，重新确立了春秋学“由近及远”的“异内外”原则，所提出的“内孔子而外鲁”之说，填补了公羊学“异内外”说与“三世说”无法匹配的缺环，由此建立起了一个包含“改制”、“三世”、“亲鲁、故宋、黜杞、尊周”、“异内外”等为内容的穀梁学“微言大义”体系，从而使晚清蜀学今文学研究呈现出高度理论化与系统化的色彩。

（四）尊佑古学，言必有征。张之洞力主汉学，以古为尊，切忌空谈，讲求言必有据，其云：“国朝诸大儒读书多，记书真，校书细，好看古书，不敢轻改古本，不肯轻驳古说，善思善悟，善参校，善比例，善分别真伪。”虽然廖平一改其在博览考据时期醉心汉学，留意文字训诂的治学风向，转而专注于今文学《穀梁传》的研究，以阐发微言大义为务，但是廖平在疏证《穀梁》的过程中，承袭了汉学家“敢于怀疑”、“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其对许郑之说、范注杨疏敢于提出质疑，认为只有回归本传，才能完整理解传义，“三传言礼制者，每传多各言一隅，必须合考三家，方成完说”；对于本传文字的考订，廖平积极吸收乾嘉汉学的研究成果，对王引之、俞樾等学者之说时有征引，力推古义，综考旧说，以经证经，以史佐经，善分今古，发明条例，言必有据，注明出处，不掠人美，使巴蜀今文学研究融合了浓郁的汉学“征实”学风。

结语

张之洞在四川的短短三年时间，蜀地学风为之一变，直接开启了晚清蜀学的第一次转向，给四川学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蜀学第二次转向肇始于湘学名儒王闿运，但是相对于常州学派而言，蜀学转向今文经学不是以公羊学为节点，而是由廖平的穀梁学作为生发点。虽然穀梁学研究属于今文经学范畴，但是在研究对象、宗旨、方法、路径上，廖平充分吸取以张之洞为代表清代正统古文学之优长，讲根柢，重厚积，贵专门，从而为蜀学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最终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同时也为蜀学今文经学派研究注入了博览、融通、善思、征实的汉学因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今文学风。

作者简介：郑伟，四川大学古籍所博士。

文//来自于《求索》2013年09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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