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向他低头：弗里德曼，一个反凯恩斯主义者

最重要的是，我始终有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仅仅批评政策。我在学术界有牢固的地位。我不怕失业，不怕受到迫害。

　——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7.31—2006.11.16）

百炼成钢

曾获诺贝尔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二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然而世人真正意识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是最近10年到15年的事。

弗里德曼现年85岁，依然健在，已从美国芝加哥大学退休。但弗里德曼仍被经济学界尊为泰斗。

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

时代不同了，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几乎是个人赤手空拳地让这个世界承认了“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

在美国国内，弗里德曼在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等主张正被公众广泛讨论，而在国外，他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走过孤独

也许是作为对伟人失敬后的补偿，也许是有勇气再次证明自己这个民族敢于承认和改正过错，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两个幸运儿》一书，这本自传由弗里德曼本人和与其相伴近60年的妻子露茜一起撰写。美国《商业周刊》评价说，此书是一部充满顽强不息精神的出色著述。弗里德曼早期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冷遇非常人所能忍受。50年代中有那么一段时间，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被人视为荒诞不经，像杜克大学这样的名校图书馆甚至连弗里德曼的著作都不摆放在书架上。

虽与凯恩斯齐名，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却与凯恩斯的背道而驰，这恐怕也是弗里德曼当时倍受经济学界排挤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凯恩斯的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正如日中天。而弗里德曼的理论却恰恰相反，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了经济波动。

比较而言，凯恩斯推崇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嘲笑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例如他把股票市场比喻为“赌场”，而弗里德曼却认为，个人所具备的无限创造力恰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一代宗师

像多数二战后的经济学家一样，弗里德曼也将经济学等同于物理学类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理论可以通过事实加以证实。他的大多学术著作对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了相反观点。1957年，弗里德曼发表了《消费函数理论》，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进行驳斥。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与此同时储蓄则越来越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人们的欲望已得到满足。

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通过分析历史消费模式，弗里德曼指出，这一理论站不住脚，因为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永无止境，原有的得到满足后，新的随即产生。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对美国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凯恩斯当时认为，出现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私有化性质，换言之，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因此仅凭私有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走出景气循环的低谷，相反，还会越陷越深。凯恩斯由此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

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两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对凯恩斯的这一观点提出驳斥，认为造成美国本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

从1929年到1933年的4年多大萧条时期，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破产倒闭，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三分之一。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注意到，美国国会于1913年就成立了联邦储备局，以此防止出现银行倒闭事件。两人在文中指出，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萧条中发挥作用，那么大萧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

1968年，弗里德曼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菲尔普同时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在此之前，凯恩斯理论一直认为，轻度失业只会带来轻度通胀，在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失业与通胀可以相互共存，例如，在有4%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有4%的通胀率。这一理论实际上等于说，政府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失业与通胀混合比例。

弗里德曼却明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政府试图把失业率压到“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胀就会上升得更高。这一理论很快得到验证。在60年代和70年中，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老骥伏枥

弗里德曼不仅是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善于推销自己的经济理论。1962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提出了在当时被人认为是左道邪说的新经济理论；1966年，他与另外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时被邀请为《商业周刊》经济专栏撰写文章，弗里德曼一直坚持为该周刊写作到1984年才歇笔。

1980年，他还主持过一套十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片，片名就是《自由选择》，内容涉及的当然是经济问题。在主持这一节目的同时，弗里德曼还与同是经济学家的妻子合著一本经济学专著。夫妻二人在发表自己的经济观点，抨击经济中的不合理现象时，还特别对福利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提出尖锐批评。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还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与政治联系了起来。他自己承认：“我有温和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出于科学态度，他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现状。“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变革。”对时政的针砭也为他带来声誉。不过他真正在经济学界奠定自己的地位是在70年末，即美国经济出现如他所预言的高通胀之后。而90年代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只不过使他的理论更为深入人心，个人名声进一步上升而已。

《两个幸运儿》按年代讲述了弗里德曼的故事。他出生在一对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的新泽西州长大。全家人当时就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楼上，父亲则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工。弗里德曼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父母常为钱吵架的情景。

得益于美国社会的各种福利条件，弗里德曼的成长过程平稳顺利。家庭所在地的公共图书馆成为他如饥似渴追求知识的宝库；一位高中时代的老师对他寄与予厚望；他靠奖学金上完大学，毕业时间恰巧在1932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

弗里德曼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在芝加哥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当时的芝加哥大学里，有一批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整个经济学界的看法，认为大萧条的发生与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危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德曼在美国政府中任公务员，从事对税收政策和武器问题的研究，这种经历对他的经济理论形成也在很大的促进作用。弗里德曼为在美国政府里的任职感到自豪，但也亲眼目睹了官场的尔虞吾诈。

希望政府不干预经济，是弗里德曼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所在。但是怀疑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并不是说他对政府充满仇恨。政府在消除贫困，推行教育以及其它社会生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倡导限制和监督政府权力与强调私营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力也是应该的。

有人称弗里德曼为“保守”，但弗里德曼却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激进分子。由于十分热衷于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弗里德曼宁愿采取政治剧变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学主张。比较而言，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是不情愿改变社会现状，而对于弗里德曼，他的雄心却从未如此温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