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保：唐末剑南三川的军政格局演变（二）

三、唐昭宗戡乱与王建入主西川

最初，王建进攻西川的军事行动收效甚微。他直取成都不成，又试图袭击彭州杨晟，结果也被击退。这一则是因为西川向来为一大镇，军事实力尚强;二则是王建在舆论上并不占优势，其他军阀(比如东川顾彦朗)不便公开支持。王建外任壁州刺史后不断侵犯相邻州郡，杀阆州刺史杨行迁，逐利州刺史王珙，又自署利州防御使，“所至杀掠”，已全置朝命于不顾，实际行为与乱军贼寇无异。故王建进攻西川之初，“(陈)敬瑄告难于朝，诏遣中使和解之”，名为“和解”，实际是有意偏袒陈敬瑄。唐昭宗即位后，东川顾彦朗请求朝廷讨伐西川，“表请雪建”，即为王建昭雪平反，由此可知王建在僖宗朝晚期已然成为朝廷的罪臣。《旧唐书·昭宗本纪》言“川贼王建大乱剑南，陈敬瑄告难”，《册府元龟》卷一二三言昭宗文德元年“蜀贼王建大乱剑南”，则直言王建为“川贼”“蜀贼”，凡此种种皆可见僖宗时朝廷舆论对王建并非有利。

文德元年(888)三月，唐昭宗即位，这成为西川事件的转折点。新皇帝即位意味着权力重组。昭宗为寿王时随僖宗入蜀，田令孜“以鞭抶王使前，王顾而不言，心衔之。及即位，遣人监西川军，令孜不奉诏”。无疑，昭宗肯定不允许西川这样的重镇掌握在非亲信的田、陈二人手中。如果说僖宗倦于旧情，能对田、陈二人加以涵容、庇佑的话，昭宗即位则标志着西川的人事调整已在所难免。王建注意到昭宗即位的重大意义，他对部下说“吾少在戎行，备知民意，若无受钺之将，必谓自图其利。今欲朝廷命将出征，吾当助成其事”。王建说得很明白，他就是要假借昭宗的诏令名正言顺地攻打西川。于是，王建联络顾彦朗连连上表陈敬瑄之罪，并请大臣镇蜀。唐昭宗听从二人的建议，以宰相韦昭度出镇西川，但为陈敬瑄所拒绝。这样一来，西川与朝廷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昭宗“方愤藩镇跋扈，欲以威制之”，很快就为王建平反，并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正式拉开了西川戡乱活动的序幕。

在这里，有必要对联军内部各自的参战意图稍作分析。朝廷方面是要借三川矛盾来打击西川以田、陈为首的地方离心势力，并试图在战后以宰相韦昭度出镇西川来重新恢复三川文官政治局面。王建是此次戡乱中最积极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方，他一则想通过进攻西川来报鹿头关之仇，二则是要趁机抢占地盘。杨复恭、杨守亮等人则企图消灭田、陈集团，并把西川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但他们与王建又有很深的芥蒂，此次暂时与之达成军事联合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后来，随着王建所部不断壮大，杨守亮断然撤兵，并与彭州杨晟联合来共同对抗王建。东川顾彦朗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原是杨复恭的亲信，本应同杨守亮等人共进退;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王建趁机抢占东川地盘，同时他还急于报被陈敬瑄拒之剑门的“宿憾”，所以他没有像杨守亮那样中途撤军，而是自始至终积极支持王建的军事活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联军内部各怀心思，只是出于抢占富庶西川的利益才将他们暂时聚拢在一起。不过，既然讨伐西川的任命出于朝廷，王建之进攻西川也就不再是“作贼”，而是转为“有道”伐“无道”，从而一举在舆论上占据优势。攻守之势既易，也就意味着战争的天平已悄悄地倾向了王建一方。

当然，王建的优势不单单在道义方面，其军事方面的优势也非常明显。王建的部下多为忠武军人，此点稍检阅《九国志》《十国春秋》的前蜀人物列传就可明了。前文提到，原“随驾五都”中还有晋晖、张造、李师泰等人相继被贬斥到西南地区，及至王建起兵，他们纷纷率部来会，由此在蜀中形成了一个以王建为首的忠武军集团。中晚唐时期的忠武军士兵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号称“天下锐卒”。与之相比，西川虽是老牌军事重镇，但自元和以后文官长期出镇西川，导致本镇军事力量急剧削弱，结果世人多谓蜀兵脆弱不可用。晚唐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赍牒诣陈、许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头军”，可以看出唐末西川军的战斗力是远不如忠武军的。王建集团即以忠武军人为主，又得东川与山南西道相助，总兵力达十万之多。相反，西川军总数一般保持在三到五万的规模，虽然陈、王交恶后，西川也开始大肆征兵，迅速将军队数量扩编到十万以上，但这些新招募的士兵毫无战斗力，往往是一触即溃。所以，王建联军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已胜过了西川。

此外，王建以骑兵出身，十分重视骑兵的威力。蜀人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就说“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执紫旗。凡战阵，若前军将败，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骇星散，未尝挫衄”。他手下的“义子”也多以骑射见长，其中以王宗瑶、王宗鉥最为出名。王宗瑶能“马上盘槊，长丈八尺，每临阵驰突，人望而畏之”。王宗鉥“善骑射……遇敌必自挑战，挟人夺马而还，遂为军中所推”，曾单挑西川骑将宗行能并将其击败。当然，西川也有骑兵，但却以重骑兵为主，行动不灵活，结果在河村之役中被王建伏击，“俘甲马数千”，损失殆尽，从而在兵种上居于劣势。《新唐书·陈敬瑄传》就将陈敬瑄之败归因于王建骑兵的强大，“(王建)因急击敬瑄，分亲骑为十团，所当辄披靡”。

从文德元年(888)八月到大顺二年(891)三月，朝廷联军与西川军展开了激烈交锋，双方都力争主动，突袭、包围、救援等军事活动交织不断，战斗非常激烈。文德元年十二月，王建率先向彭州发起进攻，打败了西川将领山行章，并迫使杨晟放弃彭州。龙纪元年(889)初，陈敬瑄进行反击，“发兵七万益行章，与建相持濛阳、新都百余日”。此役异常艰难，“时建屡为山行章所困，(张)勍每临阵，拔槊蒙轮，杀十余人，敌为之稍却”。直到是年十二月，王建才彻底击败山行章，山行章逃至眉州，以州城降于王建。山行章投降使战局急转直下，西川管内诸州州将纷纷逐刺史归降王建，王建趁势围攻邛州，并在河村设伏大败西川援军两万余人，基本击溃了西川军主力。是年九月，邛州都知兵马使任可知杀刺史毛湘，以城降王建。十月，王建又攻下了蜀州。至此，王建已攻下了西川大部分州县，成都变为一座孤城。

随着西川战事的节节胜利，戡乱联军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杨守亮最先脱离了联军，他看到王建的军事力量不断膨胀，便断然撤兵回山南西道，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关于杨守亮私自撤兵的时间，史书并无明确记载。大顺二年三月朝廷在罢兵诏令中只提到王建与顾彦朗，未言及杨守亮，可见在此之前杨守亮已撤军归镇。杨守亮撤兵后，朝廷对西川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韦昭度将诸道兵十余万讨陈敬瑄，三年不能克，馈运不继，朝议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复敬瑄官爵，令顾彦朗、王建各帅众归镇”。然而，罢兵诏令遭到了王建的极力抵制。经过三年多的苦战，王建已控制了西川大部地区，成都也指日可下。如若按朝廷的诏令各归本镇，那就意味着王建要放弃之前占领的州县，退回永平军一隅，这自然是王建不愿看到的结果。由于王建不肯罢兵，韦昭度也就没有立即回朝。不过，罢兵诏令让王建看到了朝廷的虚弱，之前王建尚对朝廷有所忌惮，“事昭度甚谨”，而此时他已敢公然抗拒朝命，意欲独霸西川的野心完全暴露出来。

《旧五代史·王建传》言:

建谓昭度曰:“相公兴数万之众，讨贼未效，饷运交不相属。近闻洛阳以来(东之讹)，藩镇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与其劳师以事蛮方，不如从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国之本也。相公盍归朝觐，与主上画之。”昭度持疑未决。一日，建阴令军士于行府门外擒昭度亲吏，脔而食之。建徐启昭度曰:“盖军士乏食，以至于是耳!”昭度大惧，遂留符节与建，即日东还。才出剑门，建即严兵守门，不纳东师。

王建逼走韦昭度，标志着戡乱联军彻底瓦解。此后，王建开始全力进攻成都，而成都已断粮数月，“城中乏食，弃儿满路”，陈敬瑄不得不出城决战，列营犀浦、浣花。王建“分亲骑为十团，所当辄披靡……敬瑄诸将或死或降且尽。凡五十战，敬瑄皆北”。大顺二年(891)七月，王建又以兵据成都北部之新都县，截断了陈敬瑄与杨晟之间的联系，自此成都的陷落已是时间问题。八月，田令孜“自携西川印节诣建营授之”。十月，唐昭宗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

至此，持续了整整四年的西川战争终于暂告一段落。然而，战争结果与唐昭宗的初衷大相径庭。前文已述，昭宗原准备在平定田、陈势力后以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以便恢复对西川的掌控，但昭宗君臣在一系列关键策略上的失误，导致西川最终落入了王建手中，与朝廷渐行渐远。客观来说昭宗戡乱西川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的独立势头愈演愈烈，沙苑之战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有鉴于此，昭宗在即位之初就试图重振朝廷权威，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他与大臣张濬制定的“强兵以服天下”，即采取军事活动来打击各地跋扈藩镇，西川戡乱战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至于此次西川戡乱失败，原因有很多，在朝廷方面主要有两个。首先，此次戡乱最大失误在于昭宗过度依赖王建、顾彦朗、杨守亮等几支地方军，而没有派遣中央禁军参战。如此一来，韦昭度就只能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实际指挥权完全在王建等人手中，再加上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中途撤军，韦昭度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在王建面前完全丧失了周旋的余地。后来韦昭度轻易为王建逼走，就是因为身边没有真正可以依仗的军队，最终不得已“留符节与建，即日东还”。王建随即派兵把守剑门，“不纳东师”，阻止朝廷军队干预，完全把西川视为自己的地盘。至此，昭宗君臣对王建已是无可奈何，只得默认现实。其次，在戡乱西川的同时，昭宗还发动了讨伐河东李克用的战争(890—891)，此役持续时间虽不及西川战争，却出动了大量的禁军，规模与声势均有过之而不及。河东之役消耗了朝廷大量的人力、物力，让唐朝原本已经比较拮据的财政更加难以为继。河东之役后不久，朝廷就无力继续支撑西川戡乱活动了，“馈运不继”，被迫中途下诏罢兵。此外，河东之役禁军损失严重，所余不过数千残兵败将，致使在王建公然抗拒诏令后难以发兵讨伐。

四、结语

前蜀政权建立前，剑南三川军政格局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在第一阶段，宦官田令孜凭借其政治优势介入三川节度使的任命，成功将三川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阶段，随着田令孜的失势与杨复恭强势复出，三川内部出现派系分化，山南西道与东川相继为杨复恭控制，田令孜、陈敬瑄只得退保西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大军事阵营对立的局面;第三阶段，以王建与陈敬瑄反目一事为契机，唐昭宗对西川发起了大规模的征讨活动，最终王建渔翁得利，成功控制了西川全境。

在唐末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的情形下，王建之入主西川对三川局势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结束了朝廷对三川的有效控制，代之而起的是三川混战。在三川的这次军事新陈代谢中，旧的节度使势力逐渐褪去，新的王建等少壮忠武军人迅速崛起。此前，田令孜、陈敬瑄二人无论怎样与杨复恭集团对立，其与朝廷仍有许多割舍不断的感情，战争也就不易发生，田、陈一直向朝廷输纳贡赋是为最好的证明。新兴的少壮忠武军人则与杨氏集团关系疏远，因之西川与朝廷及其他两川的关系已远不如前。后来，王建之所以能迅速吞并东川与山南西道，虽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的顾虑较少。

作者简介：陈乐保，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文//来自于《中国史研究》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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