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剑南三川”(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山南西道)素号“无事”,这里是唐王朝最后赖以生存的少数区域之一。然而,唐末剑南三川的军政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节度使势力崩溃,新的以王建为首的忠武军集团迅速在西川站稳脚跟,并趁机扩张至三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目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前蜀开国史事进行了有益探讨。但以整体实力而言,以王建为首的忠武军集团最初在三川地区远不够强大,为什么最终由王建统一三川、建立了前蜀政权呢?关于这一问题,学者尚未做出很好的解释。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向前追寻,会发现早在王建入川前剑南三川就已陷入混乱,王建正是凭此渔翁得利,占据西川,前蜀开国的许多史实都可从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中寻得解释。本文从唐末两大宦官——田令孜与杨复恭在三川地区的争夺入手,着重分析王建入主西川前的三川派系之争及其导致的军政格局演变,敬请方家指教。
《旧五代史》
一、田令孜在剑南三川的势力扩张
唐朝西南地区最初只有剑南道与山南西道,安史之乱以后剑南道被分为东、西两川节度,唐人习惯将东、西两川与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或简称“三川”。三川之中,西川拥有富庶的川西平原,又因防御吐蕃、南诏的需要,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实力最为雄厚。因此,三川并立之初西川常常表现出合三川为一的态势,导致8世纪后期三川动乱不断。自元和初年刘辟之乱以后,唐朝采取文官治蜀策略,同时多方面对西川加以限制,从而营造出三川均势格局,有效保证了三川的和平局面。然而,9世纪末期三川均势局面逐渐被打破,并一步步走向混乱。造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始作俑者便是唐僖宗朝的大宦官——田令孜。
田令孜,蜀人,唐懿宗朝曾任小马坊使。田令孜与普王李儇(即后来的唐僖宗)的关系非常密切,“帝为王时,与令孜同卧起……呼为‘父’”。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普王李儇在田令孜、刘行深、韩文约等宦官的支持下即位,是为唐僖宗。唐僖宗为了感谢田令孜的拥立之功,“以其(田令孜)知书能处事,又帝资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凭借僖宗的高度信任,田令孜开始大肆弄权,他通过计谋将另一位宦官杨复恭排挤出最高权力核心,后者被迫隐居蓝田。不仅如此,田令孜还控制了左神策军,左神策大将陈敬瑄、杨师立、牛勗、罗元杲等都成为他的心腹,其中又属陈敬瑄与田令孜的关系最为亲密。陈敬瑄出身卑微,早先为“饼师”,投身神策军后得到田令孜的赏识,迅速升为高级将领。田、陈二人还结为异姓兄弟,进一步巩固了双方关系。
就在田令孜的地位日益牢固之时,他的权势却遭到空前威胁,这个威胁并非来自朝廷内部,而是来自声势浩大的黄巢义军。广明元年(880),黄巢义军“北踰五岭,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固”,所到之处,望风而降。义军的迅速发展让田令孜担心不已,为了安全起见,他开始暗自筹划幸蜀之计,这成为他染指三川的开始。《资治通鉴》卷二五三载:
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勗、罗元杲镇三川。上令四人击球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勗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有唐一朝,宦官一次性荐举三位藩镇节度使的行为仅此一例,这是安史之乱以来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不仅如此,陈敬瑄等人出任三川节度使是通过一种极为荒唐的方式——马球比赛来决定的,这也折射出僖宗朝政治的腐朽黑暗。在唐末的混乱局面中,陈敬瑄等三位神策军将领出任三川节度使,在短期内对朝廷是有利的。僖宗幸蜀后获得了陈敬瑄的全力支持,后者为维护前者的安全不惜在西川实行恐怖政策,并先后镇压了“黄头军”兵变与阡能起义。然而,从长远来看,三将出任西川节度使却非朝廷之福。首先,三将均为田令孜心腹,所以田令孜通过此次任命将三川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在无形之中又使得剑南三川与朝廷的关系渐行渐远,日后田令孜与陈敬瑄以西川抗拒朝命,并引发了昭宗的武力戡乱,实根源于此。其次,此次三川节度使全由武将出任,这就结束了以往文官治蜀的传统政策,为日后三川的武将纷争埋下了祸根。
广明元年,黄巢义军攻破潼关,田令孜慌忙挟僖宗逃入成都。在以后的几年中,唐朝的这个流亡政权一直驻跸于此,从而使得田、陈二人关系进一步巩固。在田令孜的佐佑下,僖宗特封陈敬瑄为颍川郡王以示优宠(陈敬瑄为许人),又赐铁券,恕十死,恩宠之隆堪比德宗朝的名将李晟。然而,田、陈二人日益胶固的同时,田令孜在其他两川的势力却迅速瓦解。中和三年(883),忠武军将领鹿宴弘进逼兴元府,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勗弃城逃跑,山南西道遂为乱军所占。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则“以陈敬瑄兄弟权宠之盛,心不能平”。陈敬瑄也时常诋毁杨师立,遂导致二人关系彻底决裂。杨师立数陈敬瑄“十罪”,发兵攻打西川。陈、杨相攻,田令孜自然倾向于前者。在田令孜的支持下,陈敬瑄派兵攻杀了杨师立,陈敬瑄的部将——眉州防御使高仁厚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后,田令孜精心在三川布置的三枚棋子只剩下陈敬瑄一人。在以后的数年中,田、陈二人互为表里,田令孜利用他在朝廷的权力不断为陈敬瑄要求更多的特权,而一旦失势也可前往西川寻求庇护。
光启元年(885)正月,僖宗等一行重新回到阔别四年的长安,田令孜也进一步要求绝对权力。他一方面完全把握朝政与禁军大权,“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又以王建等“分典神策军,皆遥领刺史”;另一方面继续扩大他在剑南三川的影响,将陈敬瑄任命为“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制置等使”。事实上,早在杨师立之乱时,陈敬瑄就被任命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但这是出于平乱的需要,杨师立失败后陈敬瑄便主动辞去了三川处置等使。此次朝廷于和平时期(单指三川地区)任命陈敬瑄为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制置等使,尤能显示出田令孜意图将其势力覆盖三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心理。如此一来,陈敬瑄所能管辖的便不仅仅是三川,还有荆南与黔州西部的涪、忠、万、夔等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重庆一带),这在唐朝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在此之前,唯有开元时期章仇兼琼曾以剑南节度使的身份兼领剑南与山南西道采访使,但若以权力及所管辖区域而言,终究难与陈敬瑄相比。贞元、元和之际,西川节度使韦皋、刘辟也曾有过统领三川的意图,但均告失败。不过,尽管田令孜费尽心思,陈敬瑄对三川的掌控仍然更多体现在名义层面。东川与山南西道节度使继续由朝廷任命,而且由于东西两川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东川人士并不甘心禀命于西川。陈敬瑄与朝廷反目后,东川与山南西道均未表示支持,反落井下石,加兵相向(详见下文),由此也可看出陈敬瑄虽有三川制置使之名,实际上仍只是西川之主。
二、田令孜、杨复恭矛盾下的
三川军事整合
从光启二年(886)到光启三年(887),三川地区的局势风云突变。由于田令孜在朝中失势,禁军中的田系将领大批被外放到三川地区,而一些在战场上被打散的中央禁军也多退向三川,并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样原先三川并立的局面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土、客军林立的现状,种种矛盾最终形成了以田令孜、杨复恭为首的两大军事阵营对峙的局面。这两个军事阵营的实力消长以及内部分化直接影响了日后三川的军事整合。
关于这段时期三川地区的军事整合,还要先从沙苑之战说起。光启元年,唐僖宗与田令孜在回京城后不久就贸然发动了讨伐河中王重荣的战争,王重荣则联合河东李克用大败官军于沙苑。传统史家多将田令孜发动此役的目的归结为争夺安邑、解县两池盐利。实际上沙苑之战是唐朝试图重新恢复地方控制的一次军事尝试,这对各地谋求独立发展的藩镇来说无疑是一个威胁,田令孜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天下共忿疾之”。军事上的失利导致原先听命于朝廷的京西北藩镇也落井下石,与河中、河东联合反对田令孜,并进攻京城。田令孜慌忙挟僖宗西逃凤翔,又由大散关南下汉中。这时田令孜见形势已非其所能控制,便自求为“三川都监”,妄图在离开朝廷后继续控制剑南三川。
然而,事态的发展显然超出了田令孜的预料。田令孜出走三川后,僖宗启用杨复恭为神策左军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杨复恭,字子恪,是僖宗朝另一大宦官杨复光之从兄,官至枢密使,其父杨玄翼咸通中亦领枢密,故其“世为权家”。杨复恭与田令孜关系不协,当田令孜权势盛时“惟复恭屡与争得失”,结果为田令孜排挤,被迫“卧疾蓝田”。出于这些缘故,杨复恭掌权后立即对田令孜进行打击报复,在朝廷方面杨复恭将田令孜的养子尽数排挤出朝,“出王建为利州刺史,晋晖为集州刺史,张造为万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在地方上,杨复恭将自己的养子大量安插于三川地区,并不惜以军事手段来逐步压缩田令孜的生存空间。
由于杨复恭把持了朝政大权,他在三川地区的势力扩张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新唐书·杨守亮传》言“复恭收京师,(杨)守亮以战多,拜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保,守信兴平军节度使,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恭又以假子守贞为龙剑节度使,守忠为武定军节度使,守厚为绵州刺史”。经过这一人事变动,杨复恭不仅控制了整个山南西道,还渗透到了东川的龙、剑、绵等州,甚至东川节度使高仁厚也有倒向杨复恭的迹象。《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载:
陈敬瑄疑东川节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郑君立起兵攻陷汉州,进向成都。敬瑄遣其将李顺之逆战,君立败死。敬瑄又发维、茂羌军击仁厚,杀之。(《考异》曰:张《耆旧传》不言仁厚所终。惟数敬瑄六错云:“太师杀高仁厚,一错。”又云:“高仆射权谋智勇,累有大功于太师,又极忠孝,若在,王司徒不过梓潼。”《昭宗实录》,“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杨师立、罗元杲、王师本俱赠官,云皆先朝以疑似获罪”。今从《新纪》、《新传》,参以二书,自他仁厚事更无所见。)
遂州为东川属州,故刺史郑君立的军事行动背后有着节度使高仁厚的支持,是以陈敬瑄在击败郑君立后便发动精锐羌兵击杀了高仁厚。陈敬瑄为什么怀疑高仁厚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如前文所说,高仁厚本是陈敬瑄的部将,其任东川节度使本出于陈敬瑄的举荐。所以,如无特殊矛盾,在大敌当前之际陈敬瑄与高仁厚应不会反目成仇。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杨复恭曾暗中拉拢高仁厚,而高仁厚也有倒向杨复恭阵营的迹象,他指使遂州刺史郑君立进攻西川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高仁厚的举动严重威胁了田、陈二人的生存安全,故而陈敬瑄采取了上述军事行动。《耆旧传》言高仁厚“极忠孝,若在,王司徒(建)不过梓潼”,认为如果陈敬瑄不杀高仁厚,则高仁厚可以助其抵御王建,其实并未看到问题本质。
高仁厚于光启二年三月被杀,然而迟至一年后朝廷才任命新的东川节度使,这是因为田令孜、杨复恭二人都极力想把东川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双方僵持不下。最初,田、陈二人凭借军事上的胜利颇占上风,杨复恭将亲信——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任命为东川节度使,“至剑门,陈敬瑄使吏夺其节,彦朗不得入,保利州”。剑门即剑阁,为东川之门户,陈敬瑄可派人在此阻止顾彦朗,说明陈敬瑄在攻灭高仁厚后并没有从东川撤兵,而是企图趁机逼迫朝廷承认现实。唐人胡密所撰《永昌寨碑》更详细地记载了西川企图武力吞并东川的情况:
适值川师效逆,将臣专征,公乃收复合州,绝其枝蔓。恩旨加右散骑常侍,除拜合州刺史。洎郑君雄仆射失律广汉,山行章尚书攻围当州,故府主太尉丞相顾公累降命旨,频招延应。公统领精锐二万余人,虔告蓍龟,申令士卒,并破二十七寨,杀戮五万余人,大振威声。上闻伟绩,特加检校工部尚书当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
韦靖乃唐末东川的土豪代表,他集合乡民组建义军击败了乱军韩秀升,因功被任命为普州刺史。陈敬瑄与高仁厚相攻之际,韦靖又趁机占据合州,朝廷再次任命他为合州刺史。由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不能赴任,为了阻止西川的强大攻势,朝廷便对韦靖“累降命旨”,试图依靠他的军事力量来阻止西川。果然,西川大将山行章攻打合州时遭到韦靖反击,大败而回。除去碑文对此役战果的夸大,我们可以看到田、陈武力吞并东川的活动遭受了挫折,这迫使他们开始考虑放弃东川,从而与朝廷(主要是杨复恭)达成和解。
除军事失利以外,田、陈二人与僖宗的特殊感情也极大限制了他们的军事行动。田令孜是僖宗的“养父”,他的权力与地位均是僖宗给予的;陈敬瑄虽然是田令孜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僖宗幸蜀时曾封他为颍川郡王,又赐铁券,恩宠优渥,故而田、陈二人与僖宗有着深厚的君臣之情,他们虽与杨复恭势同水火,但并不代表他们与僖宗的君臣关系就此断绝。在两川摩擦的同时,西川“贡赋”依旧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廷,反映出田、陈二人不愿与僖宗反目的心理。这种复杂的心理让田、陈二人在试图武力吞并东川的过程中犹豫不决。不久,僖宗“下诏申晓讲和”,田、陈便主动放弃东川向杨复恭示好。如此一来,东川最终还是落入杨复恭的控制之下。然而,杨复恭不肯善罢甘休,光启三年二月他下令削夺田令孜官爵,将其长流端州,“然令孜依陈敬瑄,竟不行”。
面对杨复恭的步步紧逼,田、陈二人开始在三川寻求其他军事力量的援助。从当时三川的军事格局来看,拥有一定实力又能为田、陈所用的有王建与杨晟二人。王建,字光图,许州人。他早先为忠武军将领,黄巢攻入长安后随监军杨复光北上援救。中和三年(883),杨复光病死军中,王建等人无所属,便与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等人一起前往行在成都。唐僖宗、田令孜对王建等人的到来非常高兴,“赐与巨万,分其兵为五都,仍以旧校主之……因号曰‘随驾五都’。田令孜皆录为假子。及僖宗还宫,建等分典神策军,皆遥领刺史”。杨复恭擅权后,以王建为田令孜养子之故,出为壁州刺史,并令杨守亮图之。王建先发制人,先后攻克利、阆二州,自署利州防御使。唯东川顾彦朗“与建雅旧,阴助赀馕”,由是王建不侵东川。同王建一样,杨晟也是神策军将领,为田令孜“故将”。光启元年,唐僖宗避难兴元,田令孜以杨晟守大散关扼追兵。杨晟为叛兵所败,退入三川地区,占据了文、茂、成、龙等州。从王建、杨晟二人经历来看,他们都曾与田令孜有过密切关系,且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但难为杨复恭所容,因此成为田、陈所要联合的主要对象。
然而,田、陈联合王、杨的活动并不顺利。《资治通鉴》卷二五七载:
陈敬瑄恶顾彦朗与王建相亲,恐其合兵图己,谋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折简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书召之……(王建)至鹿头关,西川参谋李乂谓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备。建怒,破关而进……敬瑄遣使让之,对曰:“十军阿父召我来,及门而拒之,重为顾公所疑,进退无归矣。”田令孜登楼慰谕之,建与诸将于清远桥上髡发罗拜,曰:“今既无归,且辞阿父作贼矣!”
这一颇富戏剧性的变化最终将王建逼到田、陈二人的对立面,东川顾彦朗不失时机将王建拉拢到他们的阵营中来,“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还屯汉州”。不过,陈、王二人的决裂反促成了田、陈集团与杨晟之间的军事联合。《新唐书·杨晟传》载:“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将,与连和,假威戎军节度使,守彭州。晟击建,无功引还。”这样,三川地区就形成了杨复恭、杨守亮、顾彦朗、王建与田令孜、陈敬瑄、杨晟等两大军事阵营对峙的局面。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陈乐保,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文//来自于《中国史研究》2018年03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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