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杨：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在复兴儒学中起着中坚作用的理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且远。巴蜀文化自理学初创开始,便受到了它的影响,这一点在巴蜀《春秋》学中表现尤为明显。考察理学对巴蜀《春秋》学的影响,对于认识理学的传播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益。

一 孙复、石介《春秋》学传蜀

孙复、石介与胡瑗是被理学家推崇的“宋初三先生”。孙复(992—1057),字明复,是宋代《春秋》学的开拓者,著有《春秋尊王发微》12卷。他继承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弃传求经的解经方法,对《春秋》三传重加审查,大力宣扬《春秋》“尊王攘夷”和“有贬无褒”之说,适应了宋代政治的需要,受到当时学者的极大好评。欧阳修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王得臣则说:“泰山孙明复先生治《春秋》,著《尊王发微》,大得圣人之微旨,学者多宗之。”朱熹也不例外,认为孙复“终是得圣人意思”。

石介(1005—1045),拜师孙复,高扬师道,在《春秋》学上著有《春秋说》,称“《春秋》为无王而作”,有褒有贬。石介本人曾在仁宗宝元元年(1038)代父赴嘉州(今乐山)任军事判官。虽莅任仅一月即因母丧离蜀,但石介文集中仍保存了作于蜀的诗文。石介的《春秋》学主要是通过川籍弟子何群、冯正符在蜀传播的。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人。仁宗庆历中,石介在太学任教,各地来学者数千人,何群亦往从受教。石介对何群尤其欣赏,不仅馆何群于家,而且“使弟子推以为学长”。何群接受了石介的熏陶,“嗜古学,喜激扬议论”,“日思为仁义”,上书称“文辞中害道者莫甚于赋”,要求罢除辞赋取士,得到石介“赞美”。何群弟子冯正符,字信道,遂宁人,三上礼部不第,遂以经学教授于梓州、遂州间,闭户10年,解说诸经,而于《春秋》最有研究,著有《春秋得法忘例》30卷,“其书首辨王鲁、素王之说及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凿”。晁公武称“其书例最详,悉务通经旨,不事浮辞”,陈振孙则认为其书“皆正论”。熙宁八年(1075),太守何鄭首以其书上奏，久而不报，意以为王安石不喜《春秋》，所以被细落。熙宁九年，御史邓绡荐冯正符，得召试舍人院，赐同进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除授晋原主簿。不久,邓缩责守虢略，冯正符亦坐附会夺官归故郡。李煮说：“信道实事安逸处士何群，其学盖得之群。群学最高，《国史》有传。其师友渊源果如此，则谓信道附会进取，或以好恶言之耳。”冯正符深明《春秋》，又长期教授于蜀，对孙复、石介《春秋》学在蜀地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程颐像

二 周敦颐、程颢、程颐《春秋》学入蜀

周敦颐被后世公认为理学开山，对传统学术影响甚大。周氏对《春秋》学有研究，也有论述。《通书》第38章《孔子上》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此说继孟子之后，对《春秋》的性质作了明晰的论说，肯定了孔子作《春秋》的万世之功。李明复说：“惇颐于《春秋》虽无解释”，但《通书》此言“盖发明孔子之本心，而广孟子不尽之意”，意义十分重大。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至五年六月，周敦颐签判合州(今四川合川)，当时乡贡之士，“闻先生学问”，多来问学。蜀中从周敦颐学者甚众，著名的有遂宁傅耆、合州张宗范。傅耆，字伯成(一作伯寿)，少励志学古，登皇祐六年(1054)进士，累官至知汉州。傅氏曾面谒周敦颐，并长期保持书信往来，不断讨论学术问题。傅氏于蜀影响甚大，全祖望称：“蜀中学派，当首先生。”周敦颐在合州，“尤称张宗范有文有行,名其所居之亭曰养心，且语之以圣学之要”，汲汲于传道授业。可见，傅氏、张氏应当是受过周敦颐《春秋》学熏陶的人。此外，周敦颐在合州还与阅州蒲宗孟“相与款语连三日夜”，得到蒲氏欣赏，并娶其妹为继室。眉山苏轼虽不曾拜周敦颐为师，但尊仰其人，并与其次子周煮有交往。黄宗羲称苏轼为周敦颐“私淑”。苏轼于《春秋》多有论述,其弟苏辙则有《春秋集解》，其学与周敦颐有无关系则难于考论。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是宋代理学的中坚人物。程颢于《春秋》并无专书，“然其言《春秋》以为莫谨于华夷之辨。至论王霸之际，深明天理人欲之分，欲人君以尧、舜为法，若桓、文、管仲之事，义所不由，盖深于《春秋》者也。其弟颐传《春秋》，亦多用其说。”程颐著有《春秋传》一卷，虽“略举大义，不尽为说”，但较为系统，而且在程氏与门人的谈话中，也多论及《春秋》学。

英宗治平四年(1067),二程侍父入蜀，虽然居留时间较短，但蜀人傅耆、谢渥等人开始与其交往并拜师。哲宗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谪送涪州编管。程氏在蜀两年多，进一步加强了与蜀人的学术交流与传授。二程的《春秋》学，主要通过蜀籍弟子谢海等传播于蜀。

谢混，字持正，怀衣金堂(今四川金堂)人，雾隐先生谢守中之子。谢涙登元丰进士，尝作知县推官、雅州严道县令，官至国子博士，为程颐高弟之一。在程颢、程颐侍父官广汉时，谢渥年方十六，往从二程，就《春秋》学向程颐请益，卒与其定下师徒之谊。宋祝穆记载：“谢混……年十六，伊川先生侍亲官广汉，公往从之。集中有《与谢推官书》是也。”李明复也说:“二程来广汉，浇往从之。尝解《春秋》以呈程颐。”

程颐居洛期间，谢渥曾自蜀入京师请教。张绎录程颐语称：“谢渥求见者三，不许，因陈经正以请，先生曰：‘闻其来问《易》，遂为说以献贵人’”。据《尹和靖语》记载，谢淚尝“解《春秋》成，来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后，子方可作’”。此事应该发生在程颐居洛期间。程颐晚年谪居于涪州，谢渥更以书信请益。程颐《与金堂谢君书》曰：“颐偕小子甚安。来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却先了《论》、《孟》或《礼记》也。《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

谢渥与程颐探讨《春秋》，程颐勉以“用意寻究”，且欲相助而进，可知二人于《春秋》学相知甚笃。显然，谢渥能得程颐《春秋》学真传。

谢渥有《春秋义》24卷、《春秋总义》3卷。徽宗崇宁元年(1102),知怀安军雍黄中，“乞将本军金堂县前任雅州严道县令谢淀所撰《周易义》十二卷、《春秋义》二十四卷、《总义》三卷，投进”。南宋李明复于《春秋集义》中辑录了大量的谢混《春秋》说，并称：“其(程颐)徒谢淚、刘绚最得其意。颐《春秋》学得淀、得绚后，又得安国，而其义昭著矣。”不过，全祖望《答临川先生杂问》则称:“今观其书，亦无甚精蘊，以之备《春秋》一种可耳。”

此外，华阳范祖禹对程氏之学也颇多认同。朱熹《伊洛渊源录》更据鲜于绰所记，列范祖禹为程颐门人，并说:“范淳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程颐则说范氏《唐鉴》：“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唐鉴》虽为史书，但多发议论，与《春秋》以史为经有切近之处。范祖禹对二程《春秋》学传蜀是有贡献的。

三 南宋时尊从理学的巴蜀《春秋》学

南宋时期，伴随着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等学术衰落而理学日渐兴盛的形势，理学《春秋》学更为广泛地传播、发展开来。此时巴蜀的理学《春秋》学著作明显增多，成就、影响也急剧扩大。绍兴初年，范祖禹之子、程颐后学范冲侍讲《春秋》，进《春秋左氏讲义》4卷，已开其先。“东南三贤”之一的蜀人张杭，对《春秋》学多所论述，增进了理学《春秋》学在蜀的传播、发展。现存南宋巴蜀诸《春秋》学著作，均宗主理学。

（一）李石《左氏诸例》

李石（1108-1181）,字知几，号方舟，资阳人，好学，善著文，有气节，少从苏符游，举进士高第，授成都户掾。绍兴末（1162）,因赵逵荐,官太学博士。不久罢为成都学官,从学者甚众。后起守眉州，除成都转运判官，十日而里，不再出仕。

李石于《春秋》学有《左氏君子例》1卷、《诗如例》1卷、《诗补遗》1卷。李石认为《左传》有所谓“君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因摘录为例，著《左氏君子例》。他又以《左传》所引诸《诗》与当时说《诗》者不同，因取《左传》所载各篇各句，加以裒集,并作阐述论释，名为《诗如例》。、他还采录《左传》所载筮词歌谣，名为《诗补遗》。李石门人刘伯熊将此三书合为一编，题曰《左氏诸例》。此外，李石又有《左氏卦例》1卷，则以《左传》所载诸卦论《易》例。

李石于《春秋》学有师传，而渊源来自程颐。他说：“《春秋》、《大易》蜀有师，我获升堂时问义。”“问师，曰心。又问，则曰：《易》则探象数于钓道先生，而出伊川之门人和靖先生尹焯。焯之门人范淑，自洛阳以经侍和靖入蜀。时《春秋》废于新学久矣，岌岌乎绝业之余也。淑亦有《经枢》三卷行于世。”据此可知，李石乃是伊川经尹焯、范淑之后的三传弟子，其洛学统系十分明确。

（二）李明复《春秋集义》

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阳人,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太学生。李明复用《春秋》大义断宋代《春秋》学的流衍。他认为，知孔子者惟孟子，知孟子者惟周敦颐，而周敦颐的《春秋》学，二程得其真传。张载的《春秋》学乃是通过与二程“讲明而得之”，刘绚、谢溢是“见而发明之”，范祖禹等人是“见而知之”，至于胡安国则是“闻而发明之”，李侗等人则是“闻而知之气虽然这些人各有异说，但其本原则是同一的，在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常以著人君之用的大节上更是完全相同。在这种基本认识下”李明复辑录了周敦颐、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焯、刘绚、谢淀、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杭等16家《春秋》学说而撰《春秋集义》。李氏称这16家,“或著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者，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他又说：“臣今所集诸家之义，盖以惇颐为宗。自惇颐以下，得其传者程甄、程颐，则又以次取焉。”事实上,李明复尤重乡邦文献，于谢濕之说辑录为多。

总体看来，李明复专辑北宋以来理学诸儒的《春秋》学说，成为保存、传播理学《春秋》学的重要著作。谢渥、胡宏诸说,赖是书而得以保存。此书的辑录，比吕本中《春秋集解》还要繁富，其排斥他说、尊崇理学的意蕴尤为浓烈。遗憾的是，李氏的综合提升能力欠佳，并未能在理学诸儒论说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高。

（三）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是继“东南三贤”之后的儒学领军人物。他于《春秋》著有《左传要义》31卷，是其《九经要义》之一，体例也与诸经要义相同。该书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次而成。该书对前人于《左传》注疏中的日月名氏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魏了翁在《李伯勇（明复）春秋集义序》中称:“自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始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为传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然则是使人切己近思，以求为迁善远罪之归，非以考义例、订事实为足也。余闻其说而惧益深，乃裒粹以附于经，将以反诸身，而益求其所可惧者。尚虑观书未广，择理不精，又虑开卷了然，只以资口耳之见，故未敢轻出也。合阳李君明复，乃亦先我心之所惧而为是书。”魏了翁摘先儒《春秋》之论以附于经文之下，与李明复《春秋集义》专辑自周敦颐以来理学诸儒《春秋》说性质类似。其实，魏了翁《周易集义》即辑宋理学诸儒易论而成，此《春秋》集录之书虽未成，而其《春秋》学宗旨可知。

魏氏《左传要义》一书一改宋儒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又多废杜预注与孔颖达疏的传统，对《左传》杜注孔疏加以重视。其释经义，尊杜预，非服虔而驳刘炫，俨然杜氏忠臣。其训诂字义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魏了翁此著并没有沿着理学诸儒的路走,而是以重理旧注疏的精神，为理学开拓道路，补救偏失。他在《答周监酒》中说：“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这样，他就与那些空谈心性者，那些只求理学诸书翻录一遍者区别开来，能够综合而有所提高，发展理学。

（四）程公说《春秋分纪》

程公说（1171—1207）,字伯刚，号克斋，丹稜人，宇文绍节门人，张杭再传弟子，积学苦志，年25进士及第，官邛州教授。时四川宣抚使吴曦以蜀判，程氏乃弃官逃归，与其父入县西北安固山中著《春秋分纪》90卷、《左氏终始》36卷、《左氏通例》20卷、《左氏比事》卷，又辑诸儒说为《春秋精义》，未成而卒，年仅37岁。程公说以理学为宗主，“得伊洛诸书，服膺焉，不臻其极不已”。刘光祖称程公说“平生于《春秋》一书究之，反复不厌”。程氏《春秋》著述宏富，但只有《春秋分纪》保存至今。该书采用《史记》纪传体例，重编编年体《左传》。第一部分为《年表》，包括周王内鲁外诸侯、王后、内夫人、内妾母、王姬、内女、鲁卿、晋卿、宋卿、郑卿十种年表，共9卷。第二部分为《世谱》，包括王子王族诸氏、内鲁公子公族诸氏、晋齐等外诸侯公子公族诸氏、世谱叙篇考异，共为7卷。第三部分为《名谱》，包括列国君臣、外夫人妾、古人物三类，共2卷。第四部分为《书》，有历书、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共26卷。第五部分有周天王、内鲁两类，共8卷。第六部分为外诸侯世本，分大国、次国、小国排列，而以四夷作为附录，共38卷。

《春秋分纪》一书条理分明，叙述典赡，不仅利于初学者检索，而且对研究者探讨《春秋》提供了不少方便。程氏虽以《左传》史实为本，但也兼采《公羊》、《谷梁》，甚至旁及诸子之说，并采“先儒论辨，以证其诬”。他考核文献,肃清本末源流，以体例彰显《春秋》尊周天子、内鲁外诸侯、内中国外四夷的大义，不主虚义口辨，尤为务实。清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体例与此书大体相同，尤能说明问题。程氏于巻首《述纲领》中自述为学宗旨道：“所论述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取程氏、胡氏之论。杜预为《左氏》学祖，其师说今注虽本之，而至其曲说以求通，则不免有所更定，别以新注，庶几无戾乎经。”这种以理学为宗主的做法，为四库馆臣所接受，称该书“所釆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序论，亦皆醇正，诚读《春秋》者之总汇”。全祖望也称:“克斋《春秋》之学最醇。”

（五）赵鹏飞《春秋经筌》

赵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春秋经筌》16卷传世。他认为，说经者拘泥三传，各守师说，多失孔子本旨，所以著《春秋经筌》一书，力主据经解经。其自序称：“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赵氏名其书为“筌”，就是要用心去筌圣人之旨。他说：“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经当求圣人之心，此吾《经筌》之所以作也。然圣人作经之心安在哉？曰：圣人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若夫仲尼，则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贬而诛奸魂，其文见于片言只字之间，而威福与二帝三王同。”赵氏对《三传》绝非一概排斥，他是以经文来断定《三传》。赵氏说：“吾读《春秋》，窃不喜学者以传溷经，苟平定心气，以经明经，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后求之传。然必合经文而无抵犒，则从之，不然则无取也。”他批评世儒所谓非传则经不晓之论，认为孔子“寓王道以示万世”，绝不可能“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

赵鹏飞《春秋经筌》一书并没有标明理学宗旨，但“其为说不外乎濂洛之学，而善于原情，不为传注所拘，至于推见至隐，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尤其是赵氏之学明显是秉承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及宋初孙复弃传求经衣钵的。与啖、赵之流不同的是,赵氏认为三传虽固不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时有得圣意者”。南宋黄震于赵氏说多有好感,于《黄氏日抄读春秋》中摘录不少。清纳兰性德说:“善哉木讷子之言乎。‘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几得是非之公,而圣人之志以弗晦焉已。”

（六）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

家铉翁(1213—？),眉州人,自号则堂,以荫补官,赐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次近郊,家氏为祈请使,留馆中,“闻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饮者数月”;元成宗时,放还,赐号“处士”。

家铉翁邃于《春秋》之学,著有《春秋集传详说》30卷、《春秋叙例》1卷。今存《春秋集传详说》一书,乃家氏集一生研究心得,于“北迁时居河间所作因答问以述己意者书成家氏又撮为《纲领》,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托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时之意,三辨五始,四评《三传》,五明霸,六以经正例,凡十篇”。家氏认为《春秋》主于垂法,不主于记事,乃“圣人心法之见于事者”,故著《春秋集传详说》,以革除“以史传记载而求《春秋》”的说经之弊,力求参稽众说而求其是。龚璛推其学术渊源:“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于朱文公学党之籍,其源流有自云。”清王世祯则进一步考察指出:“大酉曾祖愿,愿父勤国,与二苏为同门友,尝愤王安石废《春秋》,著《春秋新义》,盖家学云。”显然,家氏《春秋》学有着洛学、蜀学合流的成份。

四 结论

宋代《春秋》学极其兴盛,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考证,宋代巴蜀《春秋》学著作有70部,现存者17部。这些《春秋》学著作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是自主撰著、学术渊源并不十分明确者,如龙昌期《春秋正论》、《春秋复道论》等;二是眉山三苏及其影响下的《春秋》学著作,如苏辙、崔子方、王当、毛璞等人的《春秋》学著作;三是受到理学熏染并追随理学的《春秋》学著作,现存有李石、李明复、魏了翁、程公说、赵鹏飞、家铉翁的《春秋》学著作。其中第一类现存者只有杜谔《春秋会义》1部,第二类著作影响稍大,存有苏辙、崔子方、王当著作5部,第三类作品则流传广泛,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现存者多达11部。就宋代巴蜀《春秋》学的整体而言,它们基本上都受到孙复《春秋》学的影响。

对于巴蜀理学《春秋》学的兴盛,南宋留梦炎总结说:“《麟经》在蜀尤有传授,盖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谪于涪,金堂谢持正先生亲受教于伊川,以发明笔削之旨。老师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讨论,传诸其徒。虽前有断烂朝报之毁,后有伪学之禁,而守之不变。故薰陶浸渍,所被者广。如冯公辅、朱万里、张习之、刘光远诸先生,皆一时所宗。合州度正也认为,当王安石新学盛行之时,“独吾乡之老师宿儒从事《易》、《春秋》、《论语》,其议论讲说,今其存于世者,又复专主伊川之说,深探力取,持之不变。盖其当时,亲闻于濂溪者,父兄相与谨而传之,风流余韵,至是而未泯耳”。

理学入主巴蜀,直接推动了巴蜀《春秋》学的发展,并改变了巴蜀传统学术,最终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不过具有巴蜀地方色彩的《春秋》学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反映了学术融汇的艰巨与文化多元共存的历史事实。

作者简介：金生杨, 博士研究生, 研究员, 主要从事儒学学术史、巴蜀文化研究。

文//来自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