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奉命当汉奸”？ 毛泽东早定性其为“文化汉奸”

【导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而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兄弟两人执掌南北文坛的好景不长，1936年鲁迅病逝，而周作人也在抗战中出任伪职，沦为毛泽东口中的文化汉奸，遗臭万年……

时间到了90年代，从台湾开始刮起一阵为汉奸翻案的风潮。一时间，为汪精卫、陈公博、何炳贤等说话的人不少。这股风从台湾刮到香港，又刮到大陆内地，在内地，有人写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翻案的文章。甚至爆出了周作人是“中共地下党”这样的“神说”。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奇历史】

●周作人因亲日遭军统外围组织暗杀被迫投日

抗战开始后，周作人因个人和家庭原因留在北平，又因生计的需要和他的家庭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模糊了抗战立场与是非观念，认为与日本合作也是爱国救民之道，思想上与华北伪政权的汉奸们开始接近。

1938年2月，周作人因发表“亲日”言论而被风传将出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引起了重庆方面的高度注意。天津军统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重庆方面制裁周作人的任务。

但抗团的刺杀行动却因用人不当而失败。周作人受此一吓，反而认为他对重庆方面已无退路，生命时刻受威胁，索性投靠了日本，以求得庇护。①

●周作人因参拜“靖国神社”被批为文化汉奸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

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

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连毛泽东也称他为“文化汉奸”。②

【隐历史】

●周作人当汉奸时曾帮助李大钊遗属 营救中共地下党

李大钊是周作人《新青年》时代的故交，就义后其遗族生活窘迫。周作人“感念存殁”，不仅多次为其出售藏书，而且帮助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李光华就职、就读。李星华1940年带光华和一个孩子去延安，周作人为他们代办了“良民证”，并预支了两个月薪水，使他们得以成行。

《庸报》记者郭健夫，系中共地下党员，周作人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他1942年6月被日寇逮捕之后，周作人曾出面营救，使他提前两年零两个月假释出狱。抗战后，周作人提出，他营救过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共六人：张怀、董洗凡、英千里、杨永芳、沈兼士、刘书琴。但国民党法院调查取证，最后落实的只有张怀、董洗凡二人。

然周作人这样做并非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抗日的信念，而主要是念旧怀友或某些尚未泯灭的正义感。③

●周作人“奉中共地下党命当汉奸”说法从何而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文献研究室对《毛泽东著作选读》的部分注释进行了修订。此时有人发表文章说：“中央对周作人的评价改变了，要为他平反了。”有些报刊也信以为真，公然断章取义，宣布毛选注释不再提及周作人曾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之事。

影响更为恶劣的是竟有人发表了《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公然说周作人不是汉奸，他站到前台出任伪职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意见。这样一来，曾经身着日本军装威风凛凛公开亮相的周作人摇身一变，俨然以共产党的地下尖兵现身了。这组所谓“周作人史料”不仅蒙骗了大陆的不少读者，而且在海外也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③

余英时1992年发表在香港《明报》（8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为《谈鲁迅与周作人》。

余在文章中提到“我对于他（按：指周作人）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需要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大陆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的倒是，余英时先生谈周作人当汉奸这种事“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究竟何所据？大陆的人未之闻也，人们还是首先在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中得知的。

即对周作人任“伪职”，余先生以“伪职”代替“汉奸”也属用心良苦。④

引用参考资料：

①摘自《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作者：马振犊，出版：九州出版社

②摘自《民国大腕》，作者：刘继兴，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③摘自《读书文摘》2005年第05期，作者：陈漱渝，原题：沦陷时期周作人的污点和亮点

④摘自《书屋》杂志 2000年第6期 作者：陈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