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18世纪鲁昂的生育转型

法国城市鲁昂

在工业化到来之后，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生育转型：高增长、高死亡率转向低增长、低死亡率。虽然目前对于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例如收入的提高、避孕技术的引入和以质量代替数量的生育策略），但是各种因素之间显然互相联系。例如，富裕的社会更有可能死亡率更低，也更有可能采用避孕技术，从而降低人们的生育率；更低的生育率也会导致父母精心培养少数后代，从而增强后代的质量，推动人均产出增长。Brée和 De La Croix两位作者2019年的论文使用了一个前现代社会生育率降低的案例，试图对有关的因素进行考察。

作者首先介绍了法国鲁昂的风物之美：那里商业发达、人文荟萃，是工业革命之前仅次于巴黎的科学文艺名流来源地，其中不乏没有生育经历的知识女性。鲁昂拥有规模庞大的民政资料，作者主要采用了Bardet整理的档案。这批档案涵盖了1640~1792年（法国大革命高潮之前）中5889个完整家庭、4000个不完整家庭以及很多单独个人的记录。整理历史数据后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鲁昂各阶层（分为绅士、大商人、小店主、工匠和工人五等）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现象。其中，绅士阶层生育率一直低于工人阶层，而且在这一段时间的下降幅度更大（表1）。

表1 各阶层生育率。第一列是结婚时间。第二列开始从左到右依次为绅士、大商人、小店主、工匠、工人。最后一列为绅士与工人生育率之差。

在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讨论中，作者首先否定了这是人们对婴儿死亡率减少的反应。因为在这一时期工人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富裕阶层的婴儿死亡率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但后者的出生率下降却是最显著的。然后，作者又排除了乳母哺育的影响。因为乳母哺育的数量是稳定的，所以不会导致显著的生育率变化。由于没有结婚年龄推迟的证据，所以婚姻年龄也不能被视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作者还排除了移民的影响，因为移民和本地人的生育率没有显著的不同，而且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妇女拥有相似的生育率。考虑到17世纪开始‍‍正式出现避孕套这个词，‍‍所以研究还专门讨论了避孕‍‍技术对于‍‍生育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在前现代避孕的成本是很高的：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避孕技术并不可行，‍‍因此不能解释‍‍低收入阶层的生育率变化。‍‍

在排除了以上人口生理学方面的解释之后，‍‍作者开始考虑社会文化的影响。首先纳入考量的是‍‍世俗化进程。一般认为宗教信徒的生育率更高，而18世纪是逐渐启蒙的时期。然而，工人的世俗化水平‍‍高于上等阶层。那么，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鲁昂‍绅士阶层的‍生育率下降更大‍‍。‍作者还排除了‍‍离婚‍率以及‍收入增长的影响，‍‍因为离婚‍到‍‍法国革命之后才合法，‍‍而且没有证据支持1500~1800年之间收入出现了‍‍任何‍‍趋势性的‍‍增长‍‍。

最后研究认为以下三个因素可能是‍‍17、18世纪生育率下降的真正原因。‍‍首先‍‍是物质主义，即对于商品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如果我们认为儿童‍‍和消费‍‍互相替代的话，那么对于物质的追求增加‍‍，‍‍对于生育的‍‍需求就会减少。‍‍在本文中物质被‍‍广义的进行理解，其中也包括女性对于社交‍‍和‍‍身份的‍‍渴望‍。作为当时‍‍的商业中心，鲁昂支持了这种‍‍奢侈逸乐的生活模式。‍‍

第二个有可能的原因是‍‍教育回报的增长‍‍。根据‍‍结婚登记中签名质量的提高（表2），‍‍作者认为考察的时段内‍‍出现了‍‍人力资本的上升‍‍。从而‍‍为“质量-数量‍‍”替换的‍‍模型给予了‍‍支持‍‍。

第三种降低生育率的因素是女性地位的上升。女性地位上升分为4个方面，即政治地位、教育水平、经济活动和‍‍健康卫生。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女性的政治地位上升了，但是‍‍从‍‍教育水平‍‍上升、著名女性‍‍‍‍人数增加‍‍和女性难产死亡率的‍‍下降中说明‍‍女性的权利有所上升。

表2 各时段结婚登记的签字反映的识字率。从左至右依次为男性、女性、男女之比、男女之差

作者使用了一个‍‍理论模型，对于以上三种‍‍因素进行了整合，‍‍ ‍‍并且从中推出三种因素对‍‍生育率、教育、无子现象和‍‍不同阶层生育率‍‍的不同‍‍影响（表3）‍。如果将上述推论的影响与‍鲁昂的数据进行对比，会发现三种因素都不能完全‍‍解释法国数据。例如，‍‍女性权利因素似乎‍‍在人口学和‍‍教育‍‍方面的‍‍匹配度‍‍更高，‍‍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对‍‍不同阶层的生育率‍‍变化作出正确的预测。作者最后认为我们还不能从法国‍‍鲁昂中间得到一个适合全欧洲的‍‍推论，但是对无子‍现象的解释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口。‍

表3 三种假设的推论和数据匹配情况。其中一到三行展示的是物质主义、女性权利和教育回报投资的影响推论，第四列是数据实证情况。第三到六列分别代表生育率、教育、无子现象、工人与绅士阶层生育率之比。箭头方向代表增加或减少。

综上可见，物质主义、教育回报增长、女性地位的上升都推动了无子化上升以及出生率下降。对于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的中国而言，构建符合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人口政策至为重要，核心就要保障人口质量，而不是太多关注人口数量。这种人口红利消失是产业经济升级的必然后果，也是产业经济升级的必然动力。除了产业因素外，人口政策需要关注物质主义、教育回报增长、女性地位的上升等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