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海：论明代蜀学家任瀚的学术教育思想

任瀚，字少海，号忠斋，又称固陵先生，自号五岳山人、无知居士，明代四川南充人。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任瀚中进士，历官吏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由于为官公正，敢于得罪权贵而屡遭打击排挤。嘉靖十九年（1541年），他上书称病请归，未准，乃自行离去，被削为民，“后遇赦，复官致仕”，在家乡南充西郊栖乐山（今西山）栖霞洞“静养著书为事”。任瀚以博学著称，著述甚富，有《春坊集》、《钓台集》、《河关留著集》、《任文逸稿》、《任诗逸草》、《海鹤云巢对联》、《少海文集》等，故与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李开先、吕高合称“嘉靖八才子”；又与四川新都杨慎（升庵）、内江赵贞吉（大洲）、富顺熊过（南沙）并称“蜀四大家”。任瀚作为明代中期的历史文化名人，蜀学的代表人物，史学界对其研究不多。笔者援据史料，对其经学、政治、史学、教育等思想成就进行初步的论述。

任瀚像

一、经学成就

任瀚三世业儒，其学术师承不详。他早年治学，力求广博，诸子百家、佛道二教的学术资源，兼收并蓄。任瀚虽各派兼综，但其学术渊源则较为明晰，理学渊源出濂洛诸君子，因此，其早期学术思想承传自宋代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颠的“洛学”以及朱熹的“闽学”。可以说，任瀚学有根柢，为他进行学术交流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学养基础。

嘉靖八年，任瀚考中进士后，开始了京城的仕宦生涯，在此，他与邹守益过从甚密。邹是明代中期“心学”创始人王守仁（阳明）的弟子,他先宗程朱，后师事王守仁，并笃守王学传统，是王学七派中“江右王门”的代表。任瀚与邹守益“谈良知之学，于言下洞见阳明大意”。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可见“良知”是建立于是非好恶情感上的道德性。同时，他还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我们知道宋明理学家的天理观即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可见，王守仁的“良知”说，其用意在于用“天理”的大原则来铸造每个人心中的是非价值观，在人们心中确立一种可以管用的价值判断机制。这种是非价值观与价值判断机制需通过“致良知”达到。“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全部概括和传心之法。任瀚得王门“心学”的真谛，并用于政治实践，有自己的政治“是非”与“好恶”标准。他以“清修方正”作为价值观，不媚世以取用，坚持自己的政治良知，故能骨曇自持，杜绝权门请托。

但当任瀚被削职归乡隐居以后，他发现王门“心学”仅强调个人内心“良知”的体验和修养，未免过于空疏，无法真正达到济世的目的。任瀚认为学术必须务实而不应蹈虚，因此，他的学术方向有所转变。据史载：任瀚“被废，益反求六经，阐明圣学”，这是在王门“心学”基础上的反动，是其“负经济实学”的体现。任瀚不是“反求六经”的始作俑者，而是由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开其端绪，再由元代理学家刘因开始大力倡言。宋元时期，思想界沉浸在空谈义理的理学空疏之中，刘因提出返求六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清新思想。但从学术发展的趋径来看，“反求六经”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则是由任瀚所提出，这既是继承，也是发展，对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有所影响和启迪。如黄宗義等痛定思痛，把明亡归之于明代心学束书不观，“游说无根”，提出以经学补理学，这与刘因、任瀚的主张大体相同。

任瀚反求六经，尤钟“易学”。对易学的研究，始于嘉靖七年（1528年）。该年黄河水清，孟津王上奏：“黄河清，龙图出”。时任瀚方东行过洛阳，见此奏道：“仲尼没，易统放绝殆二千余载，将有作者，意在斯乎？”表明欲阐扬圣学，承继易统的愿望。任瀚任吏部考功郎中之后，咨访耆旧，得秦汉以来《白虎》、《石渠》所记易纬、占玩数十家，“怪其庞杂不伦，浸乱易事，尝有意论著，然公务缠身，无暇经营。”嘉靖十八年，他作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时，遍览易学群籍，为其后进行易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识基础。嘉靖十九年解职之后，“始退而序易”，特别是在其年老之时，研精覃思，阐幽表微，据《明史》说“晚尤潜心于易，深有所得”。其易学研究成果有《读易记》、《易统序》、《答胡庐山太极图辨》、《题陈图南睡像复孙山甫》等。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1.论定“易”的属性，剥除其神秘色彩。

任瀚认为“易”“无为而无不为”，先于河图、洛书乃至卦象而出现，它是一种混沌的、虚无的东西，是宇宙产生的本源。其《读易记》中谓：“圣人定未画之中以象太极，大道根矣。画—而奇，画两而偶，两仪陈矣；三画而成卦，三才分矣；八卦环列，象在其中矣；引而爻之，数在其中矣；一阴一阳，迭用刚柔，系之臧否，性在其中矣；盈虚消息，与时偕行，将动静各得其常，命在其中矣；易出乎震，行乎巽……归藏乎坎，老乎艮，道在其中矣。”从材料中分析得知“易”是一种“未画”，即“虚无”，亦即“太极”，由此而衍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由三推衍出八卦、象数、性、命、道等哲学命题。因此，“易”是一种哲学范畴，并不是一种神秘的事物。

2.阐明“易”是一种和谐的秩序，肯定其价值。

任瀚在《易统序》中指出，易道阂远，神明文化，幽深无极，产生出一种和谐的秩序。因此，“天地得易，日月星辰顺轨，寒暑不相射，河海晏清；王侯得易，万事贞，百官以察，万国咸宁；庶人得易，则万化生乎其身”。

3.论辩太极图非宋儒造作。

任瀚《答胡庐山太极图辨》否定宋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太极图是由周敦颐所“自作”，指出太极实际上是伏羲创八卦的本原。《易•系辞下》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有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太极”由易产生而成为派出万物的本原。周敦颐继承《易传》的这一思想，兼采陈挎《无极图》、《先天图》道家学说，著为《太极图说》。后朱熹作《太极图说解》加以发挥，“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遂成为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任瀚认为“孔子言‘易有太极’，是此也。阳阳五行乃其中自然生出者，即非茂叔（周敦颐字）所能安排。正如尧夫（邵雍字）所传《先天图》内外各六十四卦，本其中自有之数，用易者因而筹之，亦非陈图南（陈挎字）所能造作也”。因而还太极以哲学本来面目，廓清其宗教神学色彩。

可见，任瀚学术由博釆百家到学宗程朱，最后到反求六经，尤钻精易学。任瀚将“反求六经”作为学术实践，尤重经济实学，是对阳明心学“尚空谈”的反动；他的易学创见又为明代的易学研究增添新的内容。任瀚的学术成就，在《明儒学案》等明代学术史以及今人明代学术史研究中未占一席之地，今将其提出，以示表彰。

二、政治、史学思想

任瀚著作颇丰。其《少海文集》由明天启时四川提学使王振奇选刻，有“策、疏、赋、书、记、辨、题、说、墓志铭、祭文各名目”，诸体兼备，显示出任瀚的多才。文如其人，具有鲜明的特点。王振奇评价道：“今读公之集，殷殷脉脉，侃侃谭澤，峭直孤贵，知之者希，则公之文其不得与嘈嘈淫哇同媚世而取用也”。今择要加以评介：

1.《乙丑廷试策》阐明其政见。

这是任瀚嘉靖八年参加殿试时的一篇写得很好的政论文。首先，指出圣王行王道在于“仁、智”，而“仁、智”始于“敬”。文中说：“臣闻圣王保天下之道存乎仁，而其行仁之道存乎智，其合智与仁而成之之道存乎敬。王道之行也，仁智；敬其为之与！”何为“仁”?就是君主要具有仁慈爱民之心。否则，“仁不足则泽不下究，而民憔悴困踣者无所与苏，而弊也苛”。何为“智”？就是尊主要英明而知人善任，如“智不足则无以辨贤亲肖于天下，贤者不必进，不肖者不必退。于是乎有残人者得以尸民上，民之休戚利害若无预己事，甚者或肆其侵渔剥削，一任其凋弊而不为之，而其弊也乱”。“仁”与“智”紧密相联，二者又以“敬”为先决条件，“然是二者不先之敬，则其智之所及，或至于偏听独任，既无以尽吾求贤之诚；而其智之所不及，且至于纵奸长慝，又无以致吾安民之实，仁不可终而智亦为之缺。”那么，“敬”是何物？也就是内心的修养方法。任瀚认为君主要“敬以养心，心以体道，道以张法，法以尽变。斯海内之化，清和咸理，兵革不试，暴戾不作，物道素朴，狱讼衰息。纪纲正于上，风俗昭明天下，而颂声作，王道成矣，奚用外焉？”从上可见，任瀚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为指导，阐明其政治思想，即要求统治者行“王道”，注重政治改良。

其次，指出明世宗施政之失，大张改进之法。任瀚在会试策中指陈：“臣窃观陛下自即位以来，灾变频仍，近古未有，”其所致之由，在于“任官非人，贤不肖进退之差，劝惩之失宜，选任之非道”。任瀚向明世宗提出更张之法，要重视“惩劝之典”。他说：“臣窃惟惩劝之典，莫急于考课，而选任之法当责之銓衡，”即重视选举和考课。任瀚对当时的选官制度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若夫选举之失其平，资格坏之也。……比者稍有兵荒，动闿入粟买官之令以为常制，累世莫能变，”且“其一人入粟几何，而其所取诸民者必十倍而后履足，是为天下谋少利而获大害”。这样，必造成贪官污吏的腐败之风。任瀚呼吁：“严侥幸凯觎之禁，公赏罚黜陟之典，杜买官鬻爵之弊，革年地资望之说。则贤才罔伏，下吏革衍，上天之变异可回，生民之流亡可复，而所以为智之道莫在于此矣！”

最后，揭示“盗贼”之忧、夷狄之患的根源，并提出消弭之法。关于“盗贼”之源，任瀚说：“以人情言人，盗贼亦人耳！人有不爱其身与父母、妻子、居室、畜产、百物而弃其壊土者乎？爱之而或为人所夺，其身有困于刑罚、工役不得息；其父母、妻子有苦于流离转死不得会聚；其居家、畜产、百物有耗于征求贡输不得自奉自娱。数者皆足以伤于民心，彼其时即不忍舍弃，而一旦夺于有力之强，其不去为盗，奚待也？”据任瀚所见，西南地区，一遇荒欠之年，即罪犯载道，他以为“在上者有以夺其所爱而激成之，未必吾民之能自为盗也”。任瀚剖析了民众的反抗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虽然未触及到封建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层面，但对任瀚所处的时代和其自身的阶级地位来说，能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难能可贵的。关于“边事之兴”，出于“饕功幸利之徒喉武玩寇，不以朝廷大政之念”，即是因为边地的官将滥用民力、兵力所致。关于“盗贼”之忧、“边事”之患的消弭之法，任瀚提出：“愿陛下内择贤守令以宰治郡邑，择贤良将帅以控制边鄙；诛有位之盗，去験武之戎；汰冗兵，抑浮费，则寇乱可弭，戎狄可清，民力可苏，而所以为仁道莫大于此矣！”

任瀚在关系自己政治前途的《乙丑廷试策》中，毫无隐讳地直陈统治者施政的种种弊端和失误，提出切实可行的疗治之方，这不能不使世宗对其策文发出“直词绝识，名冠海内”的赞叹。这反映出任瀚正直的人生态度和大胆求实的治学风格。

2.《平蛮碑》详述平定都掌蛮的经过，史料价值极高。

都掌蛮，“居叙州戎县，介高、洪、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间”,川南少数民族之—。由于地处山区要害之地，四塞险绝，自三国以来，其首领往往据之为乱。明朝自建立以来前二百多年里，“王师西下讨罪，前后数百战，迄无成功”（《平蛮碑》，以下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该碑文）。嘉靖、隆庆年间，都掌蛮首领阿大、阿二、方三等盘踞九丝城、都都寨、陵（凌）霄寨，“拥部落横行塞下，数犯庆、长、高、琪、筠、戎，渐逼叙、泸，所到疆土尽赤”。都掌蛮的叛乱，破坏了西南地区的安宁，威胁到明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和朝廷的权威。

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向朝廷提出平叛的请求，当时主持朝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力排众议予以支持，任命熟悉四川情况的曾省吾、刘显组织平叛。从万历元年三月起，明政府调集各地军队，并征调土兵的支持。

明军制定了先取陵霄寨，次取都都寨，则九丝城“早晚可得”的先易后难，各个击破战略。万历元年五月，明军攻陵霄寨，首战告捷。六月，明军接着攻打都都寨，利用叛军多为木楼竹寨的特点，突入寨中放火，“尽收都都寨部落”。从七月起，明军围攻叛军的老巢九丝城。刘显按兵法分五部进攻，形成合围之势。明军与叛军相持两月，阴雨绵绵，久攻未下，战斗十分艰苦。至九月九日，是都掌蛮传统的“社祭”节，其首领杀牛大宴部下，“且见霖潦无搏战理，将弛兵酗酒自放”，均大醉鼾睡。刘显乘机密令勇士千人冒雨潜至九丝城寨门下，“破关以入，格杀惯战者数百人，贼大披靡。前军引火炬烧城中屯千余，炎焰张天，贼势穷，赴火坠岩谷死者数万，雄王皆弃垒走，分兵大索”。十月，在鸡冠寨擒斩阿大，在牝猪寨追杀方三，于贵州大盘山捕获阿二。这次平定都掌蛮，仅用时半年多，维护了西南地区的安宁，使明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稳定，其意义十分巨大。事后，明政府将九丝城改名为“建武城”，设置府卫兵，将都掌蛮旧地纳入明朝统治区。

平定都掌蛮，身在蜀中的任瀚以史官的敏锐直觉时刻关注着这一战事的进程。万历元年十月，平定都掌蛮取得彻底胜利，与任瀚保持密切政治联系的曾省吾将记载这次平蛮经过的任务交给曾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的任瀚，他写成近两千字的《平蛮碑》。该文是最早较详细记载这次战事的原始文献，史料价值极高。成书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万历武功录》中《凌霄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以下简称《列传》）多取材于此，《平蛮碑》可校正其失误，如《列传》将明军平叛时间误载为万历二年三月至十月等。同时，《平蛮碑》的史观是客观的，而《列传》则带有一点神学史观。此外，《平蛮碑》又可补《明史》之略。因此，任瀚的《平蛮碑》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3.《顺庆府志序》、《南充县志序》阐述任瀚的方志学思想。

南充古无方志，至明朝嘉靖年间，顺庆府与南充县长吏先后主持编修《顺庆府志》和《南充县志》，延请任瀚分别撰写《顺庆府志序》和《南充县志序》。在这两篇序言中，他阐发了自己有关方志学的思想。

首先，在《顺庆府志序》中除介绍撰修方志原因及经过外，另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对方志的重要性有较深刻的认识。任瀚认为《顺庆府志》应“简约易办”，然而久不编写，“乃如山川、人物之显晦，古今艺文之传不传，真若有期数而不可为者，况乎其废兴成败有大于此者乎？”山川人物因方志而得明，古今艺文因方志而流传，废兴成败的历史规律因方志而得以探绎，故方志之功甚伟。其二，对顺庆府基本情况与府志的目录作简要介绍。任瀚在《顺庆府志序》’中说：顺庆府“领州二县八，凡百八十九里，赋七万二千有畸。志首地理，次正赋，次建设，次祠祀，次官师，次登用，次外志，总若干卷”。即对当时顺庆府州县设置、幅员面积、赋税数额、方志目录均有说明。特别是嘉靖《顺庆府志》在清嘉庆年间即已近失传（仅存残本寥寥十余纸），序言中有关方志目录的记载，为我们今天了解嘉靖《顺庆府志》的内容梗概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其次，在《南充县志序》中，任瀚提出以孔子《春秋》“书法”来编写方志，即取舍材料、如何记载都要有一定方法。他在序言中提出十一方面的“书法”：“书法”之一，有关本地古史应记载；“书法”之二，有关本地节义烈士及其纪念物和建置沿革应记载；“书法”之三，有关民情风俗应记载；“书法”之四，有关山川形胜应记载；“书法”之五，有关天文分野应记载；“书法”之六，有关职官政绩应记载；“书法”之七，有关学校教育应记载；“书法”之八，有关赋役人口等经济情况应记载；“书法”之九，有关祠庙祭祀应记载；“书法”之十，有关水利治理情况应记载；“书法”之十一，有关历史反面人物应记载。任瀚所提出的修志原则，涉及到历史沿革、正反人物、民情风俗、山川形胜、天文分野、学校教育、赋役人口、水利治理、神祠祭祀等方面，包括了南充县有史以来的全部内容，是编修方志的重要指导思想。此一指导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正如清咸丰《补修南充县志序》作者刘德钧所说：“惟前明任太史少海公，工于文，称'蜀四大家'。所作府志、县志（序）仿《春秋》法，煌煌数千言，彪炳今古，视《巴蜀耆旧传》、常球《华阳国志》尤加详焉。……举邑之职官政绩、科甲年例，与夫烈女节妇，凡有关风化者悉加釆辑，庶不历久失传，是亦任太史作志之意云尔。”故任瀚方志思想成为清人补修《南充县志》的圭臬。

三、教育思想

嘉靖十九年任瀚归乡后，讲学于栖乐山栖霞洞，从学者甚众，有李竹、张鉴、陈于陛、王绩之、杜翼所、文衡、李益、索俊、杨文举、黄辉、罗仲元、罗仲光等人。任瀚有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据费密所撰传记说：任榆性格方正严肃，“耄勤不倦”，身为表范；依据学生不同特点，“因人造就，谆谆诱迪”，即讲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内容重经世致用，“不事标榜，期于实践”。从此，其弟子中掀起一股重实学、干实事的学风。而且，对个别学生予以特别的要求和训导。如对其外甥给事中杜翼所说：“当必如古之名臣，精忠贯白日，劲节凌雪霜，义声赫照耀海宇，”因此，就要在闲静之时，“将一生事业打垒停留”，也就是积累从政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对其人品、学业、治学等都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另外，对职掌监察的按察佥事文衡教诲道：“生不负君，死不避难，舍吾子无可与论学矣，”用忠君、取义的儒家伦理原则予以教育。任瀚依据不同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导，克服千篇一律，其“训迪后学，大都类此”，成为其主要的教学原则。

任瀚贯彻,“因材施教”、“因人造就”的方法，故其弟子中人才辈出，学术、仕途皆为可观。李竹，“举乡试”，精天文数学，著有《皇极经世发明》，《天文正谬》。张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授浙江会稽令，升山西巡抚，后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总督粮储等，务去民害，卓有政绩，著有《皇极经世衍义》、《赋役尚、《屯操奏案》、《策安图议》、《石州奏疏》、《江泉别集》、《中丞遗稿》等。罗仲光，著《三学质疑》。陈于陛，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诏令为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著有《万卷楼稿》、《意见》行世。黄辉，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任太子讲官，后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著有《铁庵集》、《平倩逸稿》、《怡春堂集》、《慎轩文集》等。除此之外，任瀚其余弟子“政事文词，卓有可观”。由于任瀚极有成效的教育，促使明代中期四川及南充区域人才兴盛，厥功至伟。

综上所述，任瀚虽然仕途并不显赫，但其经学、政治、史学、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卓然，代表了明代中期四川蜀学的发展水平，其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和继承。因此，对任瀚思想成就的研究是极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