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英：近代巴蜀的“变法”散文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摧毁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美梦,中华民族遭受着西方侵略者的屠戮与蹂躏,割地丧权,中华大地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思索,在寻觅: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于是,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立宪的、崇洋的,各种思潮迭起,《强学报》、《清议报》、《新民丛刊》等报刊丛出。一些热血的社会活动家上书、筹谋、作文、呼号,以唤醒民众,投身到救国图存的斗争之中,变法维新的散文随之而涌现。

巴蜀虽处内地,救国图存之声仍风起云涌。从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前的30多年间,巴蜀各地爆发了以反洋教为中心的“教案”数十起;受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影响,还爆发了大足县农民余栋臣和成都石板滩农民廖九妹率领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前夕,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1897年10月,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旬刊;1898年宋育仁等又在成都创办《蜀学报》;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同年,杨庶堪等在重庆创办《广益丛报》;1904年,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这些书籍和报刊的出版与创办,鼓吹排满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加上在京为官的巴蜀作家杨锐、刘光第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的活动,最后成了为“变法”捐躯的六君子中的两位,他们宣传变法、呼号革命的散文,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助威呐喊,敲响了西南半壁的洪钟。本文拟对宋育仁、杨锐、刘光第及其“变法”散文作一评介,以就教于方家。

宋育仁:托古改制,变法维新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又字云岩,改良主义思想家,散文家。1857年(咸丰七年)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大岩凼倒石桥。父母早丧,幼孤,随伯父读书于广汉。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督学四川,在成都创尊经书院,被选入学,后成高材生。同窗有井研廖平、绵竹杨锐等,均蜀中才俊。

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次年受资州知州高培谷聘,主讲于艺风书院,成《说文部首注》。1884年成《周礼十种》及《周官图谱》,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力倡变法维新。1886年,晋京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狂才”招忌,颇受排斥,但他不以为然。眼见中法之战后险象环生,时政日艰,洋务运动已无力挽中国于危亡,他勤奋研读,于1887年完成《时务论》,鲜明地提出改良主义之政治主张,朝野耳目为之一新。有人曾以“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誉之。

1894年,担任公使参赞,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驻节伦敦。他深入考察西欧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广交列国名流,撰《采风记》四卷。并多次上疏,向朝廷献“目前困倭之谋,异日防俄之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趁公使返国述职之机,以代理公使之名向英国银行贷款600万英镑,购英国军舰,募澳大利亚水师一旅,拟偷袭日本长琦。不久,公使返任,即遭参劾;翌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潜师之谋遂告流产。他悲愤之余,写成《借筹记》一书。

1895年,返国降调翰林院供职。时民情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成立强学会,他受聘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1896年,他上疏要求清廷改革财政,废科举,兴学校,未被采纳。同年,被保举担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返川后,他设商务局于重庆,开办多家实业公司。他以“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为宗旨,分设官厂、商厂,支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蜀中民族工商业从而蓬勃兴起。

1897年,他在重庆创办《渝报》,此为四川报刊之始,大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通经致用,维新改良,提倡教育改革,介绍国外科技之发展。1898年,赴成都掌尊经书院,发起成立蜀学会,创《蜀学报》,印行《蜀学丛书》,系统介绍西方学术著作,积极传播维新思想,在四川大力开展维新运动。同年,“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遇难,他亦被召入京,罢商务大臣职,赋闲在京。后三年,美、英、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他避难京郊西山,有诗作多首,表“经国变,感遭遇”之爱国热忱。

1908年,应湖广总督杨士骧聘,游幕湖广,力主整顿财政,重惩贪污。此时之清廷已濒临绝境,无法采纳和推行他的主张。更逢贵族端方任湖广巡抚,嘱他作文为其母颂德祝寿。他愤然拒绝,拂袖而去,曰:“尔母无可称述之德!”于是得罪权贵,遂被解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次年,他应国史馆之邀任修纂,后任代理馆长。1914年,以前清遗老身份上书袁世凯,要其“效周公辅成王”之事,辅佐溥仪,复辟帝制。这是他一生中不光彩之一笔!而袁世凯正谋皇帝位,见书大怒,先拘入京师步兵营,后以其“佯狂”押解四川。

1916年,任《四川通志》主纂。后又应富顺知事之聘,续修《富顺县志》。直到1931年,病逝于成都。宋育仁是有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也是巴蜀地区维新变法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多以散文形式出现,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中心,大约分为三类。

第一类:宣传维新变法的议论散文和考察报告。

以《时务论》(1887)、《时务论外编》(1891)、《守御论》(1893)、《采风记》(1894)、《借筹记》(1895)为代表。在这些作品里,他主张:

(一)托古改制,变法维新。他认为中国古代圣人所讲之经术(经学、儒术),其要旨就是富强之道。倘以“复古之美名”进行变法,较能为人们所接受,就可收到“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的社会效果。因此,他才有《复古即维新论》之宏论。可以看出,他是以“托古”之名,行“改制”维新之实。

(二)学习西方,“君民共治”。宋育仁在早期的《周官图谱》中就显露了强烈的变法改制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因此,他对守旧势力的“闭目塞聪”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洋务派的作法认为是“舍本逐末”。他认为改革政体才是根本的措施。他主张学习英国、日本之君主立宪制,“伸民权”,“民为主”,实行两院制的“君民共治”。他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选士于商”,参加政务活动。

(三)振兴实业,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在经济上,他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商品输出,要求自办工厂、铁路、航运等,既要摆脱清廷对民族工商业的控制,又不招洋股,不借外债,以求保地产、占市场,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

(四)大治军旅,加强国防,抵御外侮。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他在《守御记》中明确提出“大治军旅以重边防”,“正告四邻:以中国义兵不争土地,而亦不受侵凌。取和约之不循公法者而修改之,仍与为讲信修睦,然后从容自修其内版,以杜顽思以其政教易中国之心。上下竞竞,知敌国之环窥,而不敢苟安于无事,而后可相安于无事。”即是说以武力自强作为后盾,修改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的主权。

宋育仁的这些主张,一方面体现了他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类:抒情序跋。返川后,宋育仁在主持《四川通志》、《富顺县志》编纂工作的同时,又为亲友之诗文写“序”撰“跋”。他在这些抒情性的“序”“跋”中,品评人事诗文,中肯贴切,情真意挚,哀婉悱恻之音,缕缕不绝。如《悼绣姬诗序》,此文为其妾苏州女子绣丝所作。1894年,他出使西欧时,娶绣丝为妾。绣丝聪慧异常,抵英数月,即粗通英语。在他筹款募兵,拟“潜师袭倭”的活动中,绣丝译函传语,联系参谋,作用不小。宋育仁免职返川后,她竟一病不起,于1901年逝世,时年25岁。宋育仁对这位“误嫁书生原薄命,从游绝域枉邻才”的闺阁知己情深义重,痛悼不已!他在《序》中如泣如诉,历数他们的相识相知;去欧途中漫行海上的相互关照;在筹款募兵活动中,绣丝“闻声辩色,慕义知机”,“识斜封之左言,代参军为蛮语”,“披衣电晓,具馔星饭”,积极参议、翻译、照料生活的辛勤工作;生女弥月即返国,后返川生病之惨景……对于绣丝的早逝,可谓痛心疾首,铭心刻骨。因此,他在《序》末深情地写道:“空界大千,情尘所积;寰瀛九万,怨水满中。非伤心之别有怀,诚不知人间之是何世!顾念哀无终极,愿不虚来。易尽之生有涯,终古之音无绝。哀蝉声在,何桂树之消亡?江峰清苦,与斑竹而啼泪!”全文骈散结合,情思缕缕,感人肺腑!《问琴阁同怀遗诗序》一文,为其姊宋令修、其弟宋友樵之诗作所写;为德阳友人刘介卿之遗集所写的《刘舍人遗集序》等文,都是深含情韵的好散文。

第三类:文评诗话。宋育仁还有读书札记的文评诗话,文笔随意流畅,极具散文味。比如,他的《三唐诗品》论述唐代诗家诗作,言约旨远,品评得当,实不失为一部学味浓郁的随笔。

宋育仁的著作尚多,还有《问琴阁文录》、《问琴阁诗录》、《哀怨集》等,尤其是他的变法维新的散文影响极大,被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陈炽(江西瑞金人)评为:“谈新政最早,治经学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

杨锐:力倡“强学”,感时发愤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1857年生于绵竹县城小西街一小康人家。父杨承煦是国学监监生,长兄杨聪是博学的秀才。幼聪颖,从兄读书,兄弟友善,自相师友,乡里传为佳话。少有大志,常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渴望为国出力。弱冠(20岁)应童子试,时张之洞督学四川,赏其才华,“亟奖拔之”,曾邀他入幕,作襄校。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被选入学。在诸生中,杨锐年最小而成绩最优。1885年,他考取顺天乡试(举人)。张之洞督两广,便聘他为文书,草拟办理奏牍文字等事。此时,法军入侵越南谅山,直逼镇南关。他极主援越抗法,建议任用老将冯子材。张之洞同意后,他一面代拟奏稿,一面通知冯子材速赴前线。后取得谅山——镇南关大捷,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后来,张之洞调督湖广,杨锐代拟谢折,并随张由粤(广东)而鄂(湖北)而宁(南京),前后达十余年。杨锐为人“谨密持重,无阿附意”,受到人们的敬重,张之洞亦“始终敬礼之”。

1889年,杨锐考授内阁中书,入清廷供职。与修“会典”,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书成后,晋升为侍读。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中国战败。1895年,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京师大哗,群情激奋。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应试举子,有感国难时艰,积极投入挽救国家危亡的斗争中。他们联合应试举子,于5月2日奏《公车上书》,提出“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民”,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杨锐出于爱国热忱,毅然在《公车上书》上签了名。不久,他又同康、梁一起,组织了变法维新的团体“强学会”,并出义捐,支持工作。梁启超在《杨锐传》中曾说:“南海与志士倡设强学会,君起而和之甚力。”不久,御史杨崇伊参劾强学会,下诏封禁。京师哗然,谓将兴大狱。杨锐奋然率诸人以抗争。梁启超主撰《时务报》,宣传变法图存,他竭力赞助。1898年2月,他开“蜀学会”于京师四川会馆。3月,他同四川京官刘光第等共同商酌,创设蜀学堂,兼习中西学业。

1898年4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之叫嚣日甚一日。康有为在“强学会”被禁之后,于5月发起组织“保国会”,指出该会是在“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的背景下成立的,宗旨为“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与会者务“激厉愤发,刻念国耻”。杨锐立即加入。

1898年6月18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密保所知京外贤能名员”,认为杨锐“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切究当世之务,绝无浮夸之习”,力荐杨锐,加之杨锐已是京师变法维新的活跃人物,光绪皇帝于7月16日在西苑勤政殿西阁召见他,他“面奏数百言,大概详陈用人武备各事,天颜甚霁。”]20日,加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同参新政,遂成为“军机四卿”。

杨锐在任期间,与林旭一班,办事勤谨,日处条陈数十道,决疑定难,条理精密。但他已深感同僚见解之不同,朝局朝夕之更动。他在《与弟省严书》中披露了这种惶惑之心情:

圣训煌煌,只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译,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职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签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有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志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得便即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以久居也。

杨锐尚未“抽身”,其虑即成现实。后党(慈禧)阴谋渐露,政变在即,光绪于7月30日密召杨锐,赐以“衣带诏”,论以西太后政变危机,皇位不保,令其与谭、刘、林速筹良策。杨锐立即与诸同志谋,后由谭嗣同夜谏袁世凯,袁密告于荣禄处,政变遂作。杨锐于寓所被捕,未经审讯,便于8月13日与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刘光第、林旭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遇难,人称“戊戌六君子”。

杨锐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性笃谨,尚名节,在国家危亡关头能与资产阶级改革派一道,支持变法维新,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其精神实属可贵!其一生从政之余,著述亦多,但散佚不少。殉难后,门人黄尚毅多方搜集,编成《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各一本。其文多为奏折、贺表、寿序、赋、论等,计20余篇。主要有:《致汪康年书》、《与弟省严书》、《拟关外大军收复伊犁贺表》、《湖广总督南皮张公》、《剑阁赋》、《浣花草堂赋》、《贾谊论》及《蜀问》等。这些散文,就其内容而言,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国事安危的关切。杨锐生性耿直,“感时发愤,犹自激昂”。1894年甲午战起,支持维新变革的陈宝箴以直隶布政使督湘军粮台,他立刻致书汪康年云:“朝廷饷用方殷,畀以畿辅屏翰之寄。况目前军情万紧,设有属车临幸之事,捍卫秣圉,岂可无人,”表现了对国事军情的关注。11月26日,清政府命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1895年1月6日,张、邵抵广岛。7日,日方藉口“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杨锐得知后,义愤填膺,于1月9日致书汪康年云:“辱国至此,敷天忠愤之气,或可因之激发。现在门户既失,堂奥必危,开河在即,津沽一带,防不胜防,战无可战,若不有精兵猛将大举北援,大局恐难望转机。”忧国忠愤之气,溢于言表。

其次,对变法维新运动的支持。杨锐以实际行动支持变法维新运动,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他早在《贾谊论》中就论述了贾谊的改革主张,赞为“疗病奇方,良医善药”,“料时之上策,谋国之良筹”。因此,1898年4月23日,当光绪皇帝诏定“变法”,天下沸扬之时,他在致张之洞的信中说:“近日变法,天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以自存乎?……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建论,无不采纳……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虽然,杨锐认为康有为“多谬妄”,但对守旧势力“空言去康”,“必杀之而后快”之议,表示了极大的鄙夷与憎恶。

再次,对故土的热恋。杨锐久客京师,魂绕蜀川,思乡怀土之情日盛。比如,他在《剑阁赋》中写道:“谁知斧假神工,竟讶天钩之续。攒秦嶂则鸟道峰尖,铲蜀山则蛇盘道曲。销北门之管钥,势阻三巴;静西崖之烽烟,名垂独蜀。拔壤千寻,排空万类,峻阁飞丹,危屏枕翠。巨灵擘过,划蜀界之三千;杜宇开时,决函关之百二。不道峰高似削,星野遥分,那堪岭断无垠,天宫暗剌。……”以对偶排比句式,极写剑阁地形之险要,自豪之情油然而出。在《蜀问》一文里,他以客主问答的方式,介绍了蜀之开疆,地理形势,山河之固;物产矿藏,山泽之富;丝织蜀锦,民富土沃;文风丕盛,天下莫比……表现了他对故土强烈的热爱之情。

此外,杨锐还有《北征日记》一卷,《政学随笔》一卷。他的散文语言典丽,句式工整,无论感叹时事,或怀乡思旧,多气势雄浑、慷慨悲歌之作。

刘光第:器识闳远,匡时济世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祖籍福建,1859年7月14日生于富顺县赵化镇西半街。父曾为理发师傅,早逝。家奇贫,常缺柴木而断炊。母王氏,甚贤德。光第四岁,母即送他入私塾读书,倘“日得数十字,辄煮盐腌鸡子啖之”,进行奖励。光第禀聪颖,性刚直,素怀大志,发愤求学。1876年,光第十七岁,“读书家益窘,母亦病,累濒于危。”亲朋好友劝他习商贾,以解家困。其母婉谢之。1878年,光第十九岁,应童子试。县试头场,名列第四,二场第三。有好事童生谓光第系“待诏”(理发匠)子,不能考试。县令陈锡鬯令闹事者“限二日内将禁止`待诏'之子考试明文,缴案查阅。”否则,只能以质衡文。因拿不出条文,第三场光第名列第一。陈锡鬯奇其才,资助其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1882年,光第二十三岁乡试中举。是年冬北上应会试。第二年试礼部,登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居京师,以日常读书阅世所得,成《都门偶学记》一卷。

1883年9月,告假归省。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成《南旋记》。1885年5月,母王氏病卒,光第在家居母丧,作《王太恭人家传》、《先妣述略》等文。到第二年5月,母丧服阕,他才携家眷至京,寓绳匠胡同。因贫,无力作京官,后得同县宗人刘举臣和县令陈锡鬯年助银200两和100两,方能维持生计。

他在京供职期间,勤劳练达。从寓至署,回转20里,均步行,惟雨路烂偶一坐车。自谓曰:“作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清字是作官本等。……且阅历既深,更事亦久,然后行吾之志。时会如有可乘,尚欲为国家极力振作一番。”可见他一直胸怀宏志,隐忧大局。公余,闭户读书,少有交游,全力研读《廿三史》、《资治通鉴》及古今人政书;对古文之学,颇为留意,以为可以经世致用,非寻常词章可比。自谓“近日阅历世故渐深,愈觉为学之有味。”

1892年,李鸿章迎合醇王之意,创设海军,名为筹款海防,实则将各省款项敛归游玩,用以修颐和园。光第在手札中痛切之,并说:“心事轮困,虽服官如服病也。”友人王抡三补吏部员外,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以光第贫,欲分润,光第却之。同乡赵寅臣出京,以光第袍褂已敝,欲以己之物相赠,光第亦婉谢之。他虽在受贿成风的刑部,但决不同流合污,也不与权贵交往。如某尚书以他勤慎,将倚用。有狱,尚书受人私谒,欲光第枉法徇之。光第以刑狱关人命,怕法令难行,坚不从命,以致绝迹不至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事起,他触目时艰,忧愤国事,认为当时政治成格太重,习气太深,非振刷而变通之。于是,他写《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并请官代奏。但各官均失色,不敢奏。他胸中勃然莫遏之气,乃发于诗。

1895年旧历正月,威海卫失守。他以为军事调度失于迂缓,且又派员去日议和,以致将士徘徊观望,作战不力,皆由清廷事权不一所致。中朝大官,当此危急之时,全无义愤,仍是泄沓瞻徇,苟图目前。堂堂中国,一旦败坏于诸纤儿之手;忠愤之士,所为痛哭太息,戟手切齿于奸人之误国而及害天下。因而,他慨叹:“惟去年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要气坏人,愁坏人也!”

1898年(戊戌),光绪帝愤思刮耻,锐意图治。他见时局有转,心较舒阔,遂与杨锐等同乡京官倡设蜀学会于四川会馆,并集资数千金,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4月,康有为开保国会于粤东会馆,他与会。从此,参加维新活动日多,早晚无宁息。

6月18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奉旨“密保所知京外贤能名员”,因其子陈立三与学部左丞乔树楠(四川华阳人)友善,乔时时称赞光第行谊,立三转告其父,陈宝箴疏荐刘光第,考语为:“器识闳远,廉正有为。”

7月19日,光绪召见。他“对颇详直”,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言“上下沓习为常,非大赏罚不足以励人心”。第二天,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参与新政,与谭嗣同同班。命方下,他自量才不胜枢要,将力辞之,疏已具,乡人力劝之,乃罢。及上班,即患“新旧两党,互争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挚肘”,欲行解甲归田。一则无川资盘缠,一则认为“皇上奋发有为,决去壅蔽,于是民气大振”,皇恩高厚,切不忍去。但在批览签断条陈时,认为“急速不达,意欲潜移默化”,总是调和其间,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未尝自矜,力求稳健。

此外,按常规,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惟他持正不与。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惟他不往,曰:“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某藩司按例馈诸章京,他独璧还之;军机处同僚每年按例可分五百金以上,他一文不取,其气节清正严厉如此!

7月26日,湖南守旧党曾廉上书请杀康、梁。光绪令谭嗣同按条详驳之。谭驳语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光第与康、梁相识不深,亦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敬而惊问其故,他说:“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独为君子也。”其耿介忠贞,于此可见!

8月6日,政变开始。8月9日拂晓,在寓被捕。其家帐被简陋,夫人若佣妇,众皆惊曰:“乃不是一官人!”8月13日,诏下。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他直立不跪,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斩耳,他何知。”遂遇难。身挺立不倒,观者惊叹,皆焚香祭拜。

由于他为官清廉,家贫。乡人某某出巨金把他和杨锐的遗体收殓,寄柩莲花庵。京内外官吏前来凭吊者,百数十人,皆相向痛哭。有一天晚上,有人叩门赠百金,夫人张氏开门,来人已去,终不得姓名。

后,其灵柩运回四川,船进三峡,两岸百姓焚香设供,临江祭奠。主动拉纤护船者,200余人。由泸州转沱江到赵化镇后,乡人皆执香带孝,哀悼亡灵。全川赶来悼唁者,络绎不绝。公祭时,秀才蓝瑞图吟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恸哭之声,震彻寰宇!可谓“万人同哭惊天地,泪洒江河泣鬼神”!

刘光第不仅是一位立志变法维新的改革家,爱国的忠贞之士,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其诗有《衷圣斋诗集》,其文有《衷圣斋文集》,收他各种体裁的散文作品66篇,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条陈奏折类。以《甲午条陈》为代表。他鉴于“国家近年以来,纪纲法度,渐行颓隳,习熟见闻,不能振作”,中日甲午之战屡屡失事,忧心忡忡,“窃不自谅,敢就今之急务,条陈数事。”具体建议为:1、乾纲独断,以一事权。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归陛,乃克专图”,望光绪不要让西太后干政,掌握权力,治理国家。2、下诏罪己,固结人心。针对“吏治不修,军政大坏……嗜利成风……谄谀日进……国用太奢,民生方蹙”等积弊,望光绪下罪己诏,引咎自责,“动天下以至诚,痛戒从前积习之非,即隐励今日同仇之慨”。3、严明赏罚,以操胜算。治国之要,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望光绪赏忠勇,罚奸怯。4、隆重武备,以振积弱。望光绪引进国外科学技术,振兴教育,加强武备建设,培养人材,足食足兵。这样,“不过二十年,恢之可以兼容并它,退亦可以保疆固圉”。总之,望光绪勃然发愤,内览于心,批览史册,鉴古今之失败,酌中外之利害,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开创继述之业。这些革新主张终因其主司和一些御史不敢上奏,认为轻则“标新希进”,要充军;重则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关系,要砍头示众。他的一腔忠愤,终不见天日。

(二)杂说议理类。有《杂说》四篇、《唐太宗以弓喻治论》、《南郭看竹记》、《开砚海记》等。《杂说》四篇均以寓言故事暗示一些社会人生的道理。如《杂说三》说蛇食蛙,蜈蚣食蛇,蛙食蜈蚣,乃属天性,但经人把三者放在一起,则三物互惧而不相食,暗示人对诸事物均可因势利导,相生相克,进行治理。《唐太宗以弓喻治论》通过唐太宗同弓匠的谈话,说明人君既需有“受谏之名”,更应有“自省之实”。《开砚海记》以耐心打开墨渍已久的砚海为例,领悟到凡事“猛力者鲜奏功,无成心者多得意”,“古来圣贤豪杰、大学问、大事业,何一不从忍耐中出”的道理。《苦雨纪怀偶书》由苦雨念及东北诸省水患正剧,“民间田庐,尽为泽国”,自己“不觉饮食为减,寤寐靡宁”,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意。这类散文均以杂感形式写出,记事说理,随意自然,令人警醒,给人启迪。

(三)山水记游类。光第性淡雅,好游历。《南旋记》是他1883年登进士后告假归省,从8月10日到11月24日,共计102日期间,自京去通县,取道天津,乘海船至沪,再溯长江西上至渝,转陆路到富顺,一路山川名胜,都邑情形,民风土俗,人事天灾,耳目所及,以日记形式择要所记,不乏他对民困时艰的忧虑。如8月18日夜到上海,所见侈糜既极,列强觊觎之心日烈,写道:“内修文德,外讲武功,道在自强,德宜刚克;九经毕举,四海永清;是在谋国者之求贤共理也。”《游嘉峨日记》系残稿,但已见出乐山、峨嵋嘉山秀水之美。《湘坑湖记》写他闽地先祖所在之湘坑湖之湖光山色和人事物迁。这些散文较多叙事议理,略疏于景物描绘和情感抒发。

(四)人物传志类。计有《曾大父家传》、《先大父家传》、《先大母事略》、《先伯泉溪公家传》、《王太恭人家传》、《先妣事略》等,均为记述刘氏家族一些成员生平事迹之作,情浓意挚,颇有动人之笔。如《先妣事略》中写他们母子在艰难困窘中之深情:“当是时,家经变故多,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每用三钱买豆花,举家判朝夕食以为常。先妣尝指谓光第曰:`记吾产汝之前夕,颇梦怪异',汝父曾言之,后汝须贵。若果然,其无忘今日啖豆花时乎!”其意殷殷,其言切切,令人有长嘘不禁之叹!

(五)书札序跋类。他所写书札序跋较多,主要的有:《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起自1888年5月15日,至1898年1月24日,计54函。刘安怀堂,清光绪年间富顺县自流井刘举臣家族的堂号。刘举臣与光第同宗,自贡盐场绅商,颇富。光第钦点刑部主事后,是他每年资助银200两,10年不断。光第对他十分感激,常有信报告京中情况,亦述他对时局的关心。如1889年第10函云:“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再如1891年第24函云:“时事艰难,日深一日,而习焉不觉,文安武嬉,古人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者,以今衡之,所去不远。”深刻地揭露了官场的积弊,表现了他对国家政事的忧虑。《京师与厚弟书》、《上张安圃师书》、《送陈洛君先生序》、《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李根愈公家传跋》等,均流露了他对社会政务的见解,是研究刘光第思想的重要材料。

刘光第的散文,学韩愈,敬司马迁,主张文贵真挚,尚质朴,贵含蓄,无矫饰。曾说:“诗文必无一膺语,斯不愧著作。”又在《都门偶学记》中说:“文字到真处,真觉有必不可无此文”,“文能含蓄,古今至文。”常以质朴锐利之言,述其匡时之志,吐其胸中济世之正气,真正做到了文以言志,文如其人!

作者简介：文成英, 渝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来自于《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