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谁被称为“日本关东军的大脑”？

谁被称为“日本关东军的大脑”？

1931年9月18日沈阳“九一八”事变，完全是由日本驻防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中一小撮法西斯少壮派军官一手策划实施的！，其核心人物就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即所谓“关东军三羽乌”，其它成员还有花谷正少佐、今田新太郎大尉等人。板垣征四郎则是他们的首领，被称为“关东军大刀”。这是因为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其地位与权力，仅次于关东军司令官与参谋长；且其为人刚毅，胆大包天，敢作敢为，办事大刀阔斧，执行力很强，因而获得“关东军的大刀”的“美名”。

板垣征四郎的密友石原莞尔，在关东军司令部中，担任中佐主任作战参谋，其特点则是知识面广，会动脑子，想鬼点子，是个“军师”型的人物，因而被称之为“关东军的大脑”！

石原莞尔少年时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比板垣征四郎小四岁。他从小就崇拜法国的拿破仑。1902年，他进入仙台日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5年转入日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第21期步兵课第6名成绩毕业；1915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30期，1918年以第二名（次席）的成绩，从陆大第30期毕业。他本应是首席，但因为平时桀骜不驯，得罪了教官，这才被降为次席。按照日本陆大的传统规矩，石原莞尔因毕业成绩名列前六名，天皇来听他的演讲，并授予他梅花图案的军刀，从而成为陆大毕业生中荣耀的“军刀组”成员。1920年4月，他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他甚至化装成扛大包的中国苦力，到中国社会最底层，调查半个多月，差点命丧码头。他逐步形成了“大陆扩张”的侵略战略思想。1922年7月，他被派赴德国留学，据说是日本军人中能够读懂德国军事家克罗塞维茨《战争论》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人是山下奉文）。在德期间，他潜心于研究日本和世界的战略，精心策划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撰写了一篇《最终战争论》，宣称，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因此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日本必须先占有满蒙，再击败苏联，然后控制中国关内广大地区，最终才能与美国决战。

石原莞尔回日本不久，就于1928年10月，被派赴到中国东北，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中，任中佐主任作战参谋。从1929年7月开始，关东军在东北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进心军事侦察与战术研究，了解东北各地的地形地势与军政情报，制订作战计划。在1929年7月的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向参加者分发了他的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首次发表了他的“满蒙生命线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主要内容是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胡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这成为后来日本蓄谋发动沈阳“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理论依据的由来，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热烈赞扬与广泛引用。1931年初，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在众议院上宣称：“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日本《每日新闻》连发30几篇《满蒙生命线论》的社论。一时间，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论甚嚣尘上。石原莞尔声名大振，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和所谓“战略家”。

石原莞尔在中国东北关东军中

板垣征四郎早在武汉时期就结识了石原莞尔。在关东军中，板垣征四郎任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任中佐主任作战参谋，关系更为融洽，互相赏识，臭味相投，以 “板垣之胆”与“石原之智”、“板垣的武力”与“石原的脑力”、“关东军的大刀”与“关东军的大脑”并称。

板垣征四郎对石原莞尔的侵华计划与侵华理论十分敬佩！据说，在那次参谋旅行的会议上，当石原莞尔发言时，板垣征四郎拿个小本子，把石原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会后，板垣征四郎大佐牵头，石原莞尔中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参加，在沈阳大和旅馆密谋，每星期开会一两次，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蒙——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

石原莞尔认为：“皇姑屯爆炸事件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他从中总接了两条教训：一是要解决满洲问题，靠杀一两个人不行；二是不能像河本大作那样小打小敲，要干就干一个惊天的大场面！他们拟定了一份《满蒙问题解决办法》，宣称要扩充日本在华势力，首先占领满蒙，再占领全中国，争霸世界。他们经调查确认，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共约有25万人，其中随张学良入关驻防的，约有9万人，留驻东北各地的，共有约16万人，在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而当时关东军，有一个师团，约有10 900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共接近5 000人，再加上宪兵、警察、在乡军人、武装侨民，总人数充其量也只不足3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但石原轻蔑地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对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的腐败无能，石原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

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的计划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等人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1931年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型镏弹炮，从神户，经大连，运抵奉天南满铁路车站附近的日本守备队营区内，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

板垣征四郎又在日本国内四处演讲，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煽动。1931年3月，他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演中宣称：“满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帝国做到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在板垣不遗余力的鼓动之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

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下令换防，将驻东北的第十六师团调回国内，而将日军仙台第二师团调至那里，该师团士兵生长于日本北部，擅长于在寒冷地区作战。该师团司令部设在辽阳，实际兵力约10 400人，分布在旅顺、沈阳、长春、公主岭、海城、铁岭、鞍山等地，师团长为多门二郎中将。

1931年5月，石原莞尔发表《满蒙问题私见》，鼓吹“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我国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占领满蒙，“不只是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要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

1931年6月，日本军部以陆军参谋本部和内阁陆军省为核心，积极策划侵吞中国东北的方案，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

1931年8月初，日本军部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于8月20日到达旅顺，接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研讨制订“满洲时局应对方针”，并连续视察各部日军，要部属作好战争准备；土肥原贤二大佐到沈阳，接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暗中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

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千方百计寻找挑起侵略中国东北、发动事变的导火索和借口！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近代侵略中国的历程中，为了挑起战争，煽动战争狂热，欺骗日本民众和世界人民，总是卑鄙地制造事端，寻找借口。

在1931年春、夏间，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终于找到了侵略中国东北、发动事变的导火索和借口，而且还不止一个。这就是他们先后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案”！这两个事件成为他们发动沈阳“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最后获得巨大的成功!据说这次事件被称之为昭和军阀史上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于1939年策划的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于1940年策划的“北部湾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没有因违反日本内阁的意见而受到惩罚，反而成为日本国内的英雄，受到全国的崇敬与吹捧。这是因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行动，实际上代表了日本上层军阀、财阀与政客的利益与愿望。日本全国因为不费多少力气，就获得了面积超过日本本土面积三倍的中国东北，而欣喜若狂，举国狂欢！石原莞尔在事变后，迅速晋升为大佐军衔，升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1937 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少将部长。板垣征四郎则晋升为中将，先后出任日军第五师团长、内阁陆军大臣等。

据说，1935年出生在沈阳的日本音乐家小泽征尔，其名字中的“征、尔”两字，就是其父母为崇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而特地从这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拼凑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