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青岛之前，德国原本觊觎中国的竟是这座岛

清末民初一谈到侵略中国的列强，大多数人脑海浮现的往往是英、法、日本，鲜少注意到德国的野心也丝毫不逊于前述诸国。

事实上，德国在统一之前，境内各邦就已显露对华通商与占领的渴望，尤以普鲁士为烈。当挣脱法国拿破仑宰制之后，普鲁士与奥地利、英国、俄国共同构成“欧洲协调”的支柱，政治威望骤升，工业化进程也加快，自然不仅仅想称雄德意志邦联，对遥远的东方也陡生垂涎之意，好满足自己的殖民利益与原物料市场。

1834年，普鲁士领导诸多小邦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后，资本经济成长飞快，铁路在14年间自6公里猛增至5千余公里，对外拓殖的帝国主义欲望也跟着日益萌发，也增加了同奥地利的摩擦。1858年，奥地利首先派遣军舰前往中国上海，骄傲的维也纳朝廷宣称“在德意志问题”中，全球所有的德意志人都应受其统辖。这令也心怀统一德意志之梦的普鲁士颇为心焦，加上彼时前往东亚贸易的德意志商人并无母国的保护，仅能仰赖英法领事代为照管。为打开东方市场和攫取殖民利益，也为了争夺德意志龙头的地位，普鲁士遂决定于1859年8月派遣由三艘军舰和一艘补给船组成的“东亚远征团”，向中国、日本与暹罗（泰国旧名）进发。

普鲁士总理府的官员德布吕克说道：“我们的新政府认清，我们应该在没有物质上利益和我们在欧洲地位上的损伤下，不要浪费时间，以使我们也能获得海上强权经由条约在那三国争取的特权”，渠指的便是英法美等国借由不平等条约自清朝与日本身上夺得的利权，可见这趟东亚远航自始便没抱着“平等通商”的念头，出发前普鲁士外长史莱尼茨还特意照会其余列强，要求他们支持普鲁士对东方三国的政策，以作为舰队的后盾。

而且根据当时尚是普鲁士摄政王、尔后登基为首任德意志皇帝的威廉一世于1860年发布的指示，虽然舰队的首要任务是签订通商条约，但若东亚三国的政府“拒绝或者对普鲁士政府采取敌对的观点，我授权给您依提供给您的武力展示，必要时您可加入正在中国进行战争的欧洲强权（英、法），但尽量避免国家受到屈辱。此外，我希望您注意在太平洋或在南美洲找寻一个据点，以便将来辟建为普鲁士的殖民地”，十分不客气地指示舰队可在必要时加入正在攻打清朝的英法联军，并仿效英国夺占香港一样，也在远东或南美洲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至于该选择何处插上普鲁士的旗帜呢？此时，控扼中国沿海咽喉的台湾岛，映入了远征队的眼帘。

早在1860年3月，远征队的首领艾林波公爵受法国驻华公使葛罗斯的怂恿，建议他占据台湾岛以胁迫清朝订约，艾林波回忆称“他很热心阐明普鲁士必须占领福尔摩沙的想法，而且此一行动必须很机密的进行与无太大的困难，约以两千名的军队就可达成”。舰队里的易北河号船长维纳也在航经台湾时记录道“惋惜这一块美丽与丰腴的土地还未受文明的熏陶，特别是她不是德意志的财产”，揭露夺取台湾的野心。台湾学者余文堂还考证出维纳船长曾在台湾南端的鹅銮鼻登陆，并与当地排湾族牡丹社原住民发生冲突。当时维纳船长命令易北河号用大炮攻击烧毁牡丹社民的村落，造成原住民不小的伤亡。

不过远征队的优先要务毕竟仍是签订条约，加上舰队火力与人力均不足，又有不少船员罹病，因此暂且没将殖民魔掌伸入台湾。1861年，艾林波抵达天津后，一面与清朝的代表崇厚等人展开谈判，企图取得英法两国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里的利权；一面又指示舰队派员继续在台湾、婆罗洲、爪哇岛、菲律宾等处勘查，寻找合适的殖民地点，甚至计划在谈判期间占领浙江外海的舟山群岛好威逼清朝屈从，尽显“炮舰外交”的丑陋，而前述的维纳船长就是趁此时侵扰台湾。德国学者魏特事后指出，可利用牡丹社原住民的攻击为借口进占台湾岛。

最后，艾林波在1861年9月同清朝签订《中德天津条约》，不仅顺利得到如同英法般的特权，还透过“日耳曼有二十五国，连同三汉谢城，共系大小二十八国，皆欲通商。而换约一事则统归该国（普鲁士）汇总办理”的宣示，成为除了奥地利等少数国家之外、泰半德意志邦国在华利益的盟主，提升自己在德意志邦联的份量。尽管艾林波原本还打算要求增开台湾鸡笼（今基隆市）与浙江温州为通商口岸，想伺机渗透台湾与东南沿海，结果遭恭亲王奕昕断然拒绝，但普鲁士此行的收获已然不少，艾林波遂未再坚持此条。

顺利打开中国市场与强化国际地位后，普鲁士对台湾的野心依旧未减，人数逐渐增加的在华德商也建言普鲁士应夺取台湾或海南岛，轻蔑地形容“它们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不过当时势力日愈壮大的普鲁士，随后忙于统一德意志的大业，接连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打了几场战争，无暇将精力放在亚洲，因此在台建立殖民地的企图暂告搁置。普鲁士主导成立的北德意志邦联驻华公使李福斯便曾于1867年向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嗄哩表示，由于海军较弱、以及被其他事件“严重羁绊”导致无力占领台湾，便是暗指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加上不少学者和军方人员在详细考察后，认为台湾的气候与地理形势不够完美，因此普鲁士的殖民目标遂逐渐转移至他处。

等到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对亚非的殖民野心便彻底释放出来。曾以提出“丝绸之路”闻名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认定“福尔摩沙与其三百万住民难以管理和统治，它缺乏良港，且离中国较重要的地区太远”，鼓吹德国应占据山东的胶州湾才是，结果德意志政府听进了这番建言。1897年，德国挟着《马关条约》后“三国干涉还辽”之功，欲逼使清朝租借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但遭清朝拒绝。德国干脆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遭杀害（曹州教案），派出大军径行占领胶州湾，迫令清朝签订为期99年的《胶澳租借条约》，青岛就此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完成1859年普鲁士远征队的目标。

从这漫长的侵略历程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欧洲小邦国如何在内政外交都尚未成气候的局势下，就已受到帝国主义的驱动企图对外殖民；同时也看见广袤的清朝，连还未一统德意志、尚属二等强权的普鲁士都无力抵御，显见落后的农业国家面对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强权的无奈。这种悲痛的历史教训，严肃地提醒中国人民：若无法自立自强、赶上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步伐，那么任何虎视眈眈的国家，都将再度带给中国沉痛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