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是怎样用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的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将中国军民当作试验各类武器的实验品，实施过多次细菌战和毒气战，尤以后者造成的杀伤和散播的恐惧为大。

1932年，日军侵攻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上海市政府便急电蒋介石道：“日军以我阵地之难攻，拟用国际公法未禁之催泪弹及催咳弹与瓦斯炮弹”，显见时人对日军使用毒气的恐惧。在多场战役中，日军还使用空袭、炮击、或隐藏伪装等多种方式施放毒气，如1939年《中央日报》刊载：“敌机三十余架，十日自鄂入豫境，经嵩洛等线西飞，曾在洛阳洛宁投下炸弹多枚，其未爆发之弹形物质六枚，经军事当局派员赴庙湾等处挖掘，顷已挖出十磅重之炭酸瓦斯罐二个，内储瓦斯三磅半，经查所投之瓦斯，又名一氧化炭，为窒息性瓦斯之一种”。

1938年5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布训令，提醒民众称：“据报近日沿江各镇已发现大批含有毒素味辛辣之咸盐，闻系倭寇在芜湖盐仓撒毒后，用兵舰运投江岸，再由汉奸辗转运至各城市售卖，毒害吾民”；《防毒月刊》则刊登坊间出现日本撤退时刻意遗留的毒香烟，将导致“气味冲脑，鼻口流血，顿时晕倒”。

1939年日军在随枣会战战败撤退之际，竟将毒气罐藏入烧毁屋舍的墙壁内，令不知情的民众以为是食物罐头，结果打开后登时中毒。更恶劣的是，日军还利用中国俘虏或降民施毒，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就报告称：“在未接近我阵地前，大呼同志不要开枪，我们都是中国同胞。及接近我阵地，即投掷毒气手榴弹，我军中毒者，均全身麻木”。

这些事例都显明，日军除了明火执杖地对中国军人施放毒气之外，连普通百姓都不放过。一名经历过抗战的女士回忆，自己曾拿过日军给的小饼干回家，结果立刻被母亲责难“吃了把你们都药死”、将饼干抛给狗吃食。尽管狗吃了后仍活蹦乱跳，但也能看出当时中国民间对日军投毒的畏惧有多深。

面对日本在军事、经济、以及科技上的全面优势，国民政府能招架的筹码并不多，尤其是抵抗非正规武器的毒气弹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蒋介石在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毒气战的先例和日本的野心后，也于1932年命李忍涛成立“军政部学兵队”，专研化学武器、防毒器具、化工人才的培养，以达到“化学兵器，亦将来战争所必需，吾人必须急起直追，以故国防”的目标。同时蒋介石还密令宋子文等人向美国悄悄购买“购百磅弹五百枚、五十磅弹五百枚，气窒致病弹与毒毙弹各半数”，并委请德国专家协办氯气厂、硝酸厂等化工厂，希冀能在短期内济战时之需。

然而由于规模小、资金不足，加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颇落后，使得产能与技术大都得仰赖外援，加上国民政府腐败导致的低落效率，令蒋介石气愤地责骂：“毒瓦斯厂究竟何日成立，何时可以出品？如不能出最毒烈之瓦斯，即粗者亦可中所预备与筹款举办此事者已逾一年半，而当时所谈者，乃不过数月即可出品，而至今犹一无所见！”加上训练完成的学兵队大都担任防毒教官，在战场上也仅是用一般火炮回击，而非蒋介石原先料想的化学武器。因此虽然中国在战时勉强具备制造三七式黄磷抛射弹等少量化学战剂的能力，但实在缺乏施用的战力和载具，没法在战场上发挥多大效用。

更糟糕的是，别说毒气弹，当时中国连防毒面具的数量都无法满足军队所需，且质量优劣不一，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没有足够的装备和知识防备化学战，有时仅能靠土法炼钢的方式迎敌。比如《防毒月刊》报道过：“某次倭寇在山西用毒时，我某部川军将校，一无所惧，反下令每人将军帽除下，一手用之煽动，一手持枪冲锋前进，敌势顿挫，此将可称机智过人，利用空气以减少毒气浓度，亦颇合消毒原理，幸当时敌用之浓度不大，故尚能收相当之效力”，防毒手段实可谓简陋。另外还有许多水平不高的国军士兵，根本不懂防毒面具的功用，竟拿来盛装食物或随意抛弃，导致本就不足的防毒面具消耗率颇高。

但最教人发指的是，施用毒气最多的日军，竟反在国际上造谣嫁祸中国军队才是毒气战元凶，以合理化自己的攻击。如1933年热河战役时，中国外交部就急电蒋介石称日本报刊诬陷华军使用毒瓦斯，“恐系彼欲用以攻我，故先造此谣，请饬注意”。国民政府为此还得不时召开记者会，举出日军投放毒气弹的证据以正国际视听，但依旧无助阻挡日军的铁蹄。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了逃避责任，密令各地日军隐藏或丢弃包含化学武器在内的大批军火，以及销毁相关的文件记录。再加上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的包庇，日本发动毒气战的罪责与证据，都未被大规模检视和采纳，相关人员也多半躲过法庭的起诉，使得日本政府始终借口否认毒气战的存在，令有苦难言的中国军民只能自行清除偶然发现的化武遗存。

根据档案记载，光是在吉林延边敦化市，1950年代就先后有800多人因日军遗留的化武中毒。即使到了今日，仍不时有不知情的民众被日军化武伤害。比如2003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某建筑工地，5个日军遗留的毒气桶被掘出后开始外泄，导致42人中毒、1人身亡的惨剧，其中一名受害者高明当年只有8岁，仅是在地上玩土就遭扩散的毒气侵染，至今仍饱受免疫系统毁损、不时发烧头痛的苦楚。

但日本政府对这些惨况与指控，就如同面对战争罪责一样，最初都推得一乾二净。直到1983年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华盛顿的档案馆内，发现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编纂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内有56则日军在中国施用毒气的战例，这是日本军方发动毒气战的官方文件首度现世；接着，吉见义明也在美国找到日军《进攻武汉时的化学战实施报告》，渠与粟屋宪太郎合作发掘更多相关史料后，于1989年后出版多辑《毒气战相关资料》，这才彻底戳破日本的谎言。此后多年又有不少未被销毁的日军文件曝光，如2019年7月发现1939年迫击第五大队的战斗详报，是该毒气战部队记录战况的第一手文献。而在这些如山铁证之下，才逼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中国政府的长年抗议，于1999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向中国提供销毁遗留化武的资金、技术、专家等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