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平：再拜杜鹃少陵翁，遗芳賸馥大雅堂 ——从高丽诗人李穑的一首诗作看杜诗与巴蜀文化之海外影响

一、李穑其人及其有关杜甫黄庭坚

大雅堂诗作

李穑，（1328—1396），字颖叔，号牧隐。为高丽末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在高丽后期（13～14世纪）开始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出身名儒家庭。师承大儒家李齐贤。1349年作为使臣来中国元朝，应科举及格后，在元国子监学习朱熹的学说，3年后回国。曾任成均馆大司成、宰相等要职。他大部分时间研究性理学。他在任大司成期间，讲授朱子学，培养了许多著名儒学者，如郑梦周、权近等。著有《牧隐集》55卷。

李穑崇尚朱子之学，同时也十分推崇杜诗，写作了许多有关杜甫的诗作。其《读杜诗》云：“古今绝唱谁能继，剩馥残膏丐后人”，将杜甫推为古今独步，可见其对杜诗评价之高。其中有这样一首特别值得注意，诗题为《前篇意在兴吾道大也，不可必也。至于诗家，亦有正宗，故以少陵终焉，幸无忽》，诗云：

诗章权舆舜南风，史法隐括太史公。以诗为史继三百，再拜杜鹃少陵翁。遗芳賸馥大雅堂，如闻异味不得尝。如知其味欲取譬，青天白眼宗之觞。律吕之生始于黍，舍黍议律皆虚语。食芹而美是野老，盛馔那知王一举。为诗必也学斯人，地位悬隔山难因。圆斋肯我一句语，只学少陵无取新。

这是一首与友人讨论诗歌理论和正宗传统地位的诗，含蕴十分丰富，关于此诗，台湾学者廖美玉教授曾有过较为精辟的解读：

“全诗主要就季节性的风向而言，夏季由南方海洋吹来的季风，带来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农作物的成长，因而可以阜民财、解民愠。司马迁《史记·乐书》即以《南风》为‘生长之音’，李穑以《南风》为诗章之始，着重在以人文呼应自然之文，尤其是结合自然物候而长养天下苍生的帝王之歌。随着人事浩繁，孟子已观察到‘诗亡然后《春秋》作’，李穑标举以‘究天人之际’为撰述宗旨之一的《史记》作为典范，推崇杜甫开创出的‘以诗为史’的新典范，所举范例为《杜鹃》诗的‘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主张在人为典章制度、礼法律则大兴之后，回归大自然与古圣贤的法则。可见李穑在诗学传统的建构上，有意以上古的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

所论十分精当，令人钦佩。但由于其文主要是物候角度分析，其他方面未及涉猎，尤其是有关其中大雅堂及其巴蜀文化内涵，尚有发掘的空间，故特予以进一步阐释。

杜甫像

二、再拜杜鹃少陵翁——关于杜甫

与杜鹃文化的关系

李穑此诗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杜诗论析，许多处涉及到杜甫入蜀后创作的变化，与巴蜀文化及杜诗传承重要人物黄庭坚的观点关系密切，故需要予以指出：

首先是有关杜甫与杜鹃文化。第二联“以诗为史继三百，再拜杜鹃少陵翁。”关于杜甫与杜鹃的关系，必然联系到杜鹃和巴蜀文化的关系，笔者曾作《雷铁崖杜鹃情怀对杜诗及巴蜀文化传统之传承》，以系统的例证探讨了杜诗对于巴蜀杜鹃文化的丰富发展及对后世包括近代留日学生的巨大影响，故不赘述。同时论证杜甫指出：需要强调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讲，杜鹃只是自然界中的一种鸟类，又称子规、子鹃、杜宇、谢豹，然而，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诗词中却具有神秘色彩，蕴含深刻的人文意蕴，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来自于巴蜀文化。从最早的文献如《太平御览》所引汉代扬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相关文献可知，早期巴蜀文化中，杜鹃啼鸣具有多重意义，如离别忧愁、怀乡伤感、故国情怀等等，内涵丰富，变异不定。

杜甫作为一个异乡客，入蜀之后，对包括杜鹃文化在内的巴蜀人文与民风习俗有了切身的体会与深刻的感受，身处安史之乱后的特殊时局和漂泊西南的遭际环境，使他对杜鹃禀性具有特殊的情感，并根据文献和实地见闻进一步提炼杜鹃形象，赋予其全面丰富的人文意义和内涵，并基本形成定论，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

杜甫在入蜀之前，曾作《玄都坛歌寄元逸人》：“子归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玄都坛在长安南山子午谷中，此时对包括杜鹃文化在内的巴蜀人文与民风习俗尚无切身感受，此处以子规夜啼几于裂竹的夸张笔触点示出其声之悲惨凄厉，产生强烈的精神震撼力，突显玄都坛景之独特。

进入巴蜀地区之后，杜鹃形象频频见于其诗作，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二月诗人客居云安登水阁时所作。《客居》云：“子归昼夜啼，壮士敛精魂。”以子规凄厉的啼叫致人销魂，感客居而念故乡，叹时事而伤身老。

大历元年二年于夔峡间作《虎牙行》：“杜鹃不来猿狖寒，山鬼幽阴霜雨逼。”杜鹃现于天气和暖的暮春时节，此处以“杜鹃不来”点巫峡森寒。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他日辞神女，伤春怯杜鹃。”以杜鹃暮春时节啼鸣寓伤春之意。

巴蜀期间更有几首专题吟咏杜鹃之作，其中一首题为《子规》，诗云：

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

此诗主要抒写客子乡愁。另有三首直接以杜鹃为题的诗作，影响深远，分别是肃宗上元元年（760）即杜甫初至成都的第二年所作《杜鹃行》、以及此后另一首同样题为《杜鹃行》者皆为七言古诗，还有一首大历元年（766年）春末，客居川东云安所作题为《杜鹃》的五古，可谓是杜甫对杜鹃文化的集中展示。

杨义先生认为杜甫此类作品之杜鹃意象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抒壮志，一是含悲悯，一是寄托人生感慨。”说明杜甫描摹杜鹃的意象内涵的丰富。其实，综观此数诗，不仅题目一致，而且主旨十分相近，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反复写到君臣再拜意象，如：

《杜鹃行》其一：“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

《杜鹃行》其二：“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蜀人闻之皆起立，至今相效传遗风。”

《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

杜甫更突出地表现杜鹃寄寓其对国家灾难、世事沧桑、变幻无穷的无限伤感，以及对故乡离别难归的情怀，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历代诗人受杜甫杜鹃诗影响，多有歌咏，在此方面较突出者首先是黄庭坚，较早将杜甫杜鹃诗的“诗史”品格与儒家教化之内蕴强调入诗。靖中建国年间，黄庭坚与杜甫一样，由巴蜀地区流寓湖湘，来到湖南永州浯溪岸边，在刻有元结创作颜真卿书写的著名《中兴颂》摩崖石上，题写了《书摩崖碑后》，诗云：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乌择栖。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蹰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

诗中“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直接将杜甫杜鹃诗与元结《舂陵行》作为反映时弊和忧心国事、忠君恋阙的典范，由此成为传统定格，在宋代爱国人士中传承不绝。

黄庭坚之后，类似之作不绝如缕。如曾任夔州刺史的著名政治家王十朋《登诗史堂观少陵画像》“夔子江头吟处景，杜鹃声里拜时身。”描绘晚年杜甫漂泊夔州，每望北斗思京华，再拜杜鹃恋君国的感人情景。其《读杜诗》云：“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以杜鹃而概括杜诗之意，以抒己之情怀，可见其对杜诗之理解。

曾经被俘北上探望文天祥的遗民诗人汪元量与之同感，其《送琴师毛敏仲北行诗曰：“南人坠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时身。”其后爱国诗人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云：“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赞扬爱国诗人陆游继承杜甫诗史精神，爱国情怀矢志不移，死而后已。

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承平麾节半海宇，归来镜曲盟鸥沙。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杜鹃文化不仅仅是杜诗弘扬，蜀人之诗仙李白也曾多次吟咏杜鹃，其著名的《蜀道难》曾予以形象的描绘：“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在异地漂泊中所作《宣城见杜鹃花》：“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的名作，同样影响巨大。黄庭坚初入蜀即于此体会深刻，绍圣二年（1095）四月刚刚开始贬谪生活经夔峡入蜀初抵黔州时，即深感畏途艰险如鬼门关，百感交集，旅途作《竹枝词》二首，首二句云：“撑崖拄谷蝮蛇愁，入菁攀天猿掉头。”任渊注曰：“李白《蜀道难》曰：‘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老杜诗：‘巢父掉头不肯住。’（《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可见其兼用李杜诗意。黄庭坚又假托李白之口作三绝句，题为《予既作竹枝词，夜宿歌罗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仔细，忆集中无有，请三诵乃得之》，诗云：

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

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

命轻人鮓瓮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

竹枝词为巴渝民歌，摩围山地处黔州，此情此景，让黄庭坚对巴蜀杜鹃文化感同身受，体会更深，故而以竹枝词三叠咏之，每首均从不同角度剖析杜鹃的不同内涵，感人至深。黄庭坚此诗托梦于李白，主要用其离别怀乡感伤之意境，可见其对于杜鹃文化的了解。其后居蜀期间，对杜甫关于杜鹃文化忠君恋阙之意体会更深，因而才在离蜀之后于湖湘地区所作《书摩崖碑后》，兼融李杜杜鹃诗意，更强调“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可见其对杜鹃文化认识的发展深化，亦见入蜀后受杜甫的深刻影响。正因为如此，李穑“以诗为史继三百，再拜杜鹃少陵翁。”实际上化用了黄庭坚的诗句，接受并采纳了其有关杜甫诗继承《诗经》而来发展巴蜀杜鹃文化意象内涵的观点。

三、遗芳賸馥大雅堂——关于

大雅堂的考订

李穑诗第三联写道：“遗芳賸馥大雅堂，如闻异味不得尝。如知其味欲取譬，青天白眼宗之觞。”廖美玉教授认为这里表达了李穑与江西诗派的不同见解，特地引用黄庭坚《大雅堂记》主张：“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而予以批评指出：

“黄庭坚虽提出以《诗》、《骚》为咀嚼杜诗‘意味’的径路，却否定杜诗中林泉人物、草木鱼虫的‘物物皆有所托’，转而讲究袭古人字句以求新意的锻炼工夫。李穑则认为江西诗派学杜乃‘如闻异味不得尝’，并以崔宗之为例阐释‘知味取譬’之意。李穑以杜甫《饮中八仙歌》诗中少年崔宗之萧洒傲岸、任情不羁的形象为喻，形容能够不受世俗拘染，才能纯任自然，写出极其生活化的诗歌作品。”

可谓分析恰切，也说明李穑对杜诗的独到理解。实际上，李穑在此是否真正对黄庭坚予以否定批评也还可以讨论，譬如黄庭坚所谓“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也并非毫无可取，杜诗多有寄托比兴，也有率性而为，这本身就是极其自然和高度生活化，与李穑的见解并不矛盾，黄庭坚反对的是对杜诗解读穿凿附会，物物皆有所托即绝对地发掘其隐喻，这与李穑主张的生活化尤其一致。

撇开此一观点分歧不论，李穑此诗还传达出一个特殊的信息，这便是关于黄庭坚在四川丹棱所建大雅堂的情况，已经为韩国学者所掌握和知晓，该诗是目前看到为数不多且较早的有关大雅堂信息域外传播的文献记载，对于杜诗与巴蜀文化影响及中韩文化交流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和特殊的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

北宋绍圣初（1095），一生景仰杜甫的黄庭坚贬谪到了四川。黄庭坚被后人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之首，杜甫则被奉为“一祖”，入蜀后他对杜诗尤其是杜甫两川夔峡诗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认为是真正的大雅之音，准备将其全部书写刻石，这一愿望得到四川丹棱名士杨素翁的热烈响应，由其募善工刻成诗碑三百方，杨素翁又出资修建堂宇加以保护，黄庭坚为之命名为“大雅堂”。在此期间，黄庭坚先后作序、文记叙其事。

有关大雅堂与杜甫及巴蜀文化特殊关系，黄庭坚两篇文章已经予以充分揭示，这就是其《大雅堂记》和《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大雅堂记》更对其良苦用心及深远意义作了详细说明，其文曰：

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庇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后生可畏，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书。

《刻杜子美巴蜀诗序》记载此事来历云：

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碌碌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鄢，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募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川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

黄庭坚入蜀后，对杜甫理解更深，也高度评价杜甫在巴蜀之后的创作，即将离开戎州时，还特地去青神探亲，题跋中多有各类关于书写杜甫诗歌的记载，友人也每每赞誉。如陈师道《观黄公书子美四首》：“山谷在戎州，尝大书子美两川夔峡诗，字径数寸，笔势飞动。”

但可惜的是，由于党禁等缘故，苏黄之作在北宋末期被打压，以致宋代文献中少有提及，大雅堂由宋代至明清乃至民国，几经兴废，刻石流失无存，有关情形多有人论及，现存最早的维修记载在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巡按御史荣华重新祠宇，立像勒石，丹棱知县江谦率众绅士前往祭祀，以后遂为惯例。不幸的是明代末年大雅堂又毀于张献忠乱兵之手。据云：“成都曾有大雅堂杜诗诗刻，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金石》：‘《大雅堂石刻杜诗记》，黄庭坚书，元符三年九月立，今无。’”可见清末还有零星石刻。光绪版《丹棱县志》还记载：清乾隆20年，丹棱知县宋惠绥曾在城东北枫落山兴办义学，命名为“大雅书院”，邑人彭肇洙为之作《大雅书院碑记》。丹棱名士彭端淑作《大雅堂记》、彭遵泗作《大雅堂铭并序》。

直到2012年，大雅堂终于再次恢复性重建于丹棱城南笔架山，实现了当地父老乡亲多年夙愿，笔者《杜甫、黄庭坚与中国大雅文化论——写在杜甫诞生1300周年及四川丹棱大雅堂重建时》一文曾作详细介绍，在此不予赘述。

通过以上对大雅堂相关简述，可以想见，在宋元时期中国缺乏相关记载的背景下，元朝时期高丽诗人李穑，特意拈出“大雅堂”一词，作为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理学杜论之代表，可见其对此词之深刻内涵和意义的了解，有学者曾从黄庭坚题咏高丽猩猩毛笔、画扇、松扇的诗篇，以及宋本黄庭坚诗集在高丽国流传的情况两方面，论及黄庭坚诗歌与高丽文化的互相交流，誉之为黄庭坚诗歌与高丽文化的一段佳话，而李穑此诗有关杜鹃文化和大雅堂的评论则为中韩文化交流史增加十分重要的一笔，也看出当时杜甫、黄庭坚对中国巴蜀文化传播的贡献和影响。

作者简介：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四川省杜甫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文//来自于《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01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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