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什么事情让张闻天:“我非讲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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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什么事情让张闻天:“我非讲不可”

2019年09月09日 20:14:10
来源:周海滨

原题: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

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李维汉谈起自己对博古、张闻天两人的“观感”时坦言:对博古是“敬而畏”,对洛甫是“敬而爱”。

再追溯到1927年5月,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复制的档案中引用了这年5月10日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鉴定,鉴定显示:“坚定,没有偏向,守纪律,对当前党的生活和理论问题认识清楚,……可作为宣传鼓动方面党的工作者使用并独立工作。”

“我父亲这个人,自己的功劳从来不讲,所以了解他是比较困难的。”张虹生说。

张虹生,张闻天独子,1939年9月生于新疆迪化。在他眼里,父亲张闻天首先是一个严苛的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父亲。等感受到父亲的爱时,他们父子的相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

回忆先从庐山会议开始。

父亲只去过彭德怀家两次

庐山会议本来我父亲是可以不参加的,因为他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刚从东南亚考察回来。当时外交部长陈毅说他有事不能去,让我父亲去,我父亲就上山了。上山的时候他开始并没有准备什么发言,前半个月是“神仙会”,大家各抒己见,气氛还很好。后来在会上,彭德怀率先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让会议发生了转向。

庐山会议跟父亲无关,但我父亲思想上比较入世而不是避世,而且陈毅也让他去,他也想去,他想了解了解国内的情况。用何方的话来说,当过总书记的和没有当过总书记的人,思考是不一样的,他总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父亲被扣上两顶吓人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

1959年7月12日,父亲同住在邻近的(河东路176号)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总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他像斯大林后期那样的错误。”

说起我父亲和彭德怀,其实两人没什么特别的交情,来往也不多,过去两人是上下级,后来就没什么联系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只知道他到彭德怀家去了两次,那两次主要还不是去彭家,而是去任弼时家,当时任家在前院,彭家在后院。到庐山去的时候,巧了,两人在一个火车车厢里;到庐山以后,我父亲和彭德怀又住隔壁。后来父亲碰到他,两人也一起谈了一下下乡的情况,都感到有些问题要谈一下,说清楚,总结经验,以利于更好地工作。

7月18日前后,父亲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家英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并且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我父亲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

在此前后,胡乔木也来电话告诉父亲,毛主席将要对彭老总开火,劝父亲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发言与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父亲是在7月21日发言的。他的发言指出,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父亲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摘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作了辩护。父亲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但他坚持讲了整整一个下午。

父亲还让秘书作了记录。记录稿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四)》。发言结束后,父亲对秘书说,希望这次发言能够促使会议讨论些实质的问题。晚饭后见到彭老总说,今天我讲了3个钟头,支持了你。彭老总将父亲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然后告诉父亲说:“你讲得很全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父亲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30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父亲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会后,他曾来到“美庐”院外,请求召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

不久,父亲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写得很挖苦。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两倍。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父亲。

这一天父亲写出书面检讨,被迫承认“右倾”,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由于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无法下笔,这份检讨只得由秘书代劳写成。

8月3日至10日,父亲被迫交代与彭德怀等人的联系,承认自己“实际上”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脑子里模模糊糊的”。

父亲说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

父亲对“里通外国”问题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会上批判的关键问题即所谓“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进而推翻毛主席,则回到住所后对秘书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

8月18日,父亲含冤下山,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在下山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8月20日,父亲回到北京。母亲说,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何方也为庐山发言惹祸惋惜。父亲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说:“事实上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经济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对父亲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只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父亲对此非常伤心。他对母亲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在巨大的压力下,父亲支撑不住,进了医院。

母亲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母亲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母亲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也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学时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母亲忍住泪水,为我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离开那一刻,我也不知道从1961年到父亲1976年去世,我会在新疆开始15年的漫长岁月。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在中南海

“东北时期的林彪是好的”

庐山会议后,父亲被迫离开外交部。

1960年11月,中组部副部长找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不久,父亲到经济研究所报到,在这期间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2月,毛泽东又收到张闻天的这种成文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父亲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本来在他提出写调查报告时,母亲心里就犯嘀咕:庐山会议挨了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难道还不汲取教训?这时,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来劝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火烧身。”

父亲坚持要送上去。果然不出母亲的预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父亲的这篇报告也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1965年经济研究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之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更是成了审查、批斗的对象。仅1967年,父亲被提审、回答问题或在审问记录上签字或写证明材料,累计达219起。家被抄了,锁在保险柜中的文件、读书笔记、资料,有的被化为灰烬……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恐吓,怎样套供、逼供,父亲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从不乱说。当有人对他的回答不满而大发雷霆时,父亲总是慢吞吞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这种态度,常常招来不知多少拳脚。

有人问他林彪在东北的问题。父亲说解放以后我不太了解林彪,但是东北时期的林彪是好的。当被具体问到在哈尔滨太阳岛会议上,林彪跟苏联人谈了些什么,他说那时候都谈怎样解放,这是有案可查的。父亲告诉我,让他揭露那个时候林彪和苏联勾结,是不正常的。后来林彪专案组找他谈话,他就是这么说的:反党是后来的事,后来的事我不了解,主席比我了解,后来我搞外交他搞军事,我们也没什么接触。

父亲从来不诬陷人,即便在“反右运动”中他还是尽量保护外交部的人。外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外交部右派应该抓得最多,但实际上是很少的。乔冠华被说成“右派”,我父亲就给他拖,你说他是“右派”,让我批斗我不批斗,我就说还要研究研究、调查调查。就这样拖,风头过去以后再想办法。

“思想教育不能用运动去搞”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9年10月20日,父母被传到审讯室,有人向他们宣布解除“监护”,遣送广东的中小城市,限3天之内离开北京。10月24日,他们带着养女小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26日到达广州,暂住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3天后,被送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住在市郊牛岗的军分区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们整整生活了6年。肇庆位于粤西的西江北岸,古属百越之地,远离京都,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父亲的外孙女张秀君曾听父亲说,“过了6年孤寂闭塞的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在他们去之前,军分区领导已与大院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说要来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叫大家不要与他们来往。“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4年后的1973年,我去看父亲。父亲当时的半导体,短波没有被去掉,因为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因此他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等,身边监视的人发现后汇报上去了。中央办公厅就下文,禁止收听广播,说他贼心不死。军分区向他提出了警告,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

父亲曾说过,看管者把他看成江洋大盗,其实他只不过是个文人。肇庆军分区有个“极左”干部,有一次母亲偶然把一顶印有毛主席字样的帽子放在树杈上,那人就严词训斥。父亲扯扯母亲的衣服,示意她不要做任何解释,只对那人说:“你有意见对领导说去。”

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现在回想起印象来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文革”开始到现在已经多年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做工作了,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自己写的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由于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两位老人身无分文,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3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我一共去过肇庆两次。回去以后他跟我谈得比较多,他的“肇庆文稿”的基本思想都跟我谈过,因为当时我终究是上了大学的,在新疆也比较爱看书。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身亡。父亲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同年10月12日起,他开始秘密地写作一部近十万字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这批理论文稿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在“肇庆文稿”中,父亲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出当时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在肇庆,父亲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思考,他一天的生活跟书分不开,看书、写笔记、写文章。我妈妈说,他写的文章太多,笔头快,把他的文章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千万字。

1974年夏天,“肇庆文稿”基本写成。父亲的外甥,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当教师的马文奇利用暑假,从上海过来。父亲让他誊写文稿。回到上海后,马文奇为便于分散保存,接连抄了3份,藏在3个不同的地方。抄完后,他从原稿不连接的3处抽出6页留下,作为证据,其余都按父亲的嘱咐销毁。

1976年9月,母亲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王震见到母亲说:“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这里。”母亲就把一部分文稿寄存在王震那里。这样一来“肇庆文稿”才得以幸存、出版。

惟一遗憾的是,他想在“会上谈谈”的遗愿成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