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横 结党 贪腐？年羹尧被雍正降职到底并赐死内情

年羹尧（1679年—1726年），字亮工，号双峰，中国清朝名将。原籍凤阳府怀远县（今属安徽），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功臣最高爵位），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入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但翌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一步步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于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赐自尽。

年羹尧因多有战功，且恃雍正帝眷顾，做事骄横。与总督巡抚文书中均呵斥对方姓名。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于道路旁送迎。在抵达京师后，将驰道都清除让路。王侯大臣在郊区欢迎时，均不为还礼。在边疆时，蒙古王公拜见其必须行跪礼，甚至额驸阿宝入谒时都如此。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朱批：“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全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警告之意非常明显。

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同年六月，诏令褫职年羹尧两子；并因其妄自参奏金南瑛，削太保衔。七月，再连续降为二等公、三等公，并降为闲散旗员，鄂弥达接替署杭州将军。八月，李维钧因与年羹尧结党，被逮捕；年羹尧再连续降为一等子、一等男、一等轻车都尉。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

当时，年羹尧仍然心存幻想，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并指使西安府咸宁县知县朱炯，请求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又上奏称：“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雍正怒斥年羹尧“迁延观望，不知何心”。一时众官交章劾奏，直隶总督李维钧连奏三本，痛斥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同年九月，因年羹尧查拏郃阳私盐致使无辜冤死者七百余人，雍正帝大怒，命全部削除年羹尧在身官职，逮捕入京。

于是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对于年羹尧缘何失宠被赐死，各史家众说纷纭。官方说法是因为年擅作威福、结党营私和贪赃枉法而获罪，雍正后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而民间则有好事者认为年的死是因为功高震主。

清史学者冯尔康在他的著作《雍正传》中认为年羹尧获罪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年羹尧擅作威福，引起雍正的不满和疑惧；第二，年羹尧结成朋党，危害政治清明；第三，年羹尧贪取财富，让力图整治财政和吏治的雍正无法容忍。冯尔康同时也否定了年羹尧、隆科多因他们掌握了雍正“篡位”秘密而被“灭口”的说法，并认为年羹尧、隆科多的倒台是“结党图利，身败名裂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