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粤西南卖猪仔路线:鉴江、广州湾与锦纶泰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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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粤西南卖猪仔路线:鉴江、广州湾与锦纶泰商号

长期以来,对于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华工出洋,出版物多以“卖猪仔”一词贬称之。一般认为,这些签订契约的劳工被蒙骗或掳拐到东南亚和美洲等地从事体力劳动,饱受中介和雇主的剥削虐待等不公待遇。民国时期在粤西南地区开展华工出洋业务的锦纶泰商号,大革命时期受到南路农运领袖黄学增的批判。时过境迁,近年却有褒扬之声,认为该商号帮助近十万信宜人前往南洋谋生,使得信宜成为重点侨乡,有助社会建设。民国时期锦纶泰商号如何建立山区到东南亚的劳工出洋线路?下文将简要梳理其发展历程。

图1 民国时期,镇隆墟到信宜县城需要渡过窦江,

此为渡口今貌。

来源:笔者2019年8月摄

信宜,古称窦州,与其旧县城(今八坊村)一河之隔的镇隆墟骑楼街旧貌依存,其中有一处三层楼高的建筑仍保留精致的外立面装饰,即锦纶泰商号旧址。在茂名市文联朱仁中先生笔下,创办锦纶泰的李季濂(1877-1936)是一位爱国侨领,锦纶泰的辉煌业绩具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信宜县地处粤西云开大山之腹地,穷乡僻壤,人多地少,生计艰难。上世纪20年代前后,信宜不少人去南洋谋生,线路大多要经过广州湾。但那时广州湾为法租界,出入手续十分繁琐。李季濂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声望,向法国殖民当局建议取消过境限制,让人们自由进出。这建议终被采纳,大大地方便了高属各县民众过境。还与船运公司联系,取得廉价船票,供出入境的乡亲使用。目睹众乡亲被卖猪仔盘剥之惨景,李季濂先后在镇隆、东镇、高州、广州湾、香港、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开设“锦纶泰”旅店,为往返南洋之乡亲提供沿途服务。旅费上予以优惠照顾,部分困难乡亲交不起旅费的,由锦纶泰无息贷款,到南洋就业后再分期偿还,此举深受乡邻的欢迎和好评。所以,仅是民国十五年(1926)经锦纶泰帮助下南洋的信宜乡亲多达2万余人。

善于经营的李季濂在旅店的基础上,将锦纶泰扩展为锦纶泰商行,把家乡的土特产销出去,把日用百货输进来,互通有无。后来还兼营侨汇兑现业务,集商旅、客运、劳务输出及侨汇于一体,既服务乡亲,又拓展了商机,获利较丰。

图2 镇隆锦纶泰商号旧址

来源:笔者2019年8月摄

为何李季濂取道广州湾作为输出劳工的港口,并在其行政首府西营设立锦纶泰商号,从而形成卖猪仔的出洋路线?我们有必要回顾广州湾与高州地区的水路联系。信宜地处鉴江上游,位于高州府的北部,参考《茂名县志稿》记载:“本邑地非滨海,其有一部分濒海之港口人如博贺港者,亦未开辟,是以无直接之海道交通。惟内部江河交错,水路交通尚称便利。其在县治西北路者多用竹筏,间有木船。其在县治南路者,均用帆船为交通工具以运输旅客及商货物品。”由于昔日高州府缺少良港(直至近年大力建设博贺港和水东港),鉴江便是联系信宜、茂名、化州和吴川四县的交通要道:茂名县(原高州府治)以北溯江而上,竹筏定期往来镇隆等墟市;以南可通帆船,直抵梅菉出海。梅菉则与广州湾维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向有船舶往来,据黄学增在1926年考察,“广州湾有小汽船二只通梅菉”。到了30年代,公路开通使得梅菉连接广州湾等地,自梅菉到赤坎需四小时,“自公路通后,货运较多,地方繁盛”。由此,来自信宜等粤西内陆地区的民众自鉴江顺流而下,再在梅菉循海路或公路到达广州湾,继而乘坐轮船出洋。

图3 信宜镇隆以南的鉴江航线(蓝线标示),

1940年《广东省明细大地图》

来源:“高州府”微信公众号

锦纶泰在上述路线沿途设立旅店,将一批批劳工自北向南、继而向西运到广州湾。为了便于开展业务,将劳工送上出洋轮船,锦纶泰在西营设立分号。该店位于贝丁大马路(今霞山区逸仙路),抗战时期仍然存在,布端街另有一所“信宜旅店”。西营一方面是法当局驻扎和办公之地,便于商人办理出入境和进出口手续;另一方面则有一定规模的码头设施,远洋船舶可停泊海中,由舢板、小艇接驳旅客和货物——这正是高州府地区所不具备的海运条件。根据中法两国1899年签订的《广州湾租界条约》第三款,中国民众只要“安分并不犯法”,就能在广州湾租借地“居住照常自便”,因此中国民众基本可以自由出入广州湾。至于朱仁中所写的“出入境手续十分繁琐”,可能是指出洋劳工登船需要办理若干手续,而李季濂通过沟通协商,促使法当局简化手续,更便于锦纶泰的业务。

另据文史资料记载:广州湾“贩卖人口”最盛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即1919至1924年间。当时大批的“猪仔”多是在信宜县招收,然后押运到梅菉,住在竹栏街信邑会馆,人数多的时候,每天有二三百人。当时梅菉至西营的水上交通畅通,每天有八至十艘小火轮船经梅菉的鉴江河通往西营,这些船只除搭部分客人外,多数是再运“猪仔”。一到西营,即由管理人员护送如“猪仔栏”,不准上街,等待轮船出洋……事实上清末民初被贩卖到南洋一带的华工,后来大部分卖身契约期满(除赌钱输的再卖身者外)成为自由民,如移民最多的信宜华工,到时都纷纷回家携妻带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定居。当时(具体时间不明,笔者注)在西营开设的锦纶泰商号,已不再经营贩卖猪仔,而成为南洋群岛信宜籍华工汇款回家的银号。

然而,不论是否改善华工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在中国当局看来,锦纶泰输送劳工出洋是一种负面现象,多有被迫或诱拐的成分。1926年时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的黄学增写道:“年来政局变动,地方政治不良,土匪骚扰,经济恐慌,又因接近广州湾之故,农民多卖身当猪仔,到南洋方面去作苦工。高州方面(特别是信宜、化县)每年都有五六千人到南洋去。今年二月之间,已有五千余人入广州湾,经西营奸商锦纶泰号(高州人设)卖到南洋去,刻下尚有六百人左右在西营候船。”1925-1926年正值国民革命军南征,黄学增将锦纶泰斥为“奸商”,并同情农民“田地少而人口多,田租贵,雇工廉”的状况。1931年,广东省民政厅向省政府呈报:“法人招诱华工,系委由法国专轮到广州湾运载,并由赤坎买办碗料器用等物,据闻约有四百人之多。凡代理落船者,西营埠则有锦纶泰店为普通人所共识,赤坎埠大抵以大成行各客栈为多。”普通民众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出洋务工,锦纶泰既是提供服务的旅店商号,也是大规模组织和招募劳工的中介。毋庸置疑,相当一部分华工因为水土不服或劳动强度过大等原因(尤其在种植园和矿场)亡故于海外,也可能遭受不公待遇。总体而言,他们的确找到一条谋生新路,为自身和家人带来收益,乃至在东南亚形成聚居社群(马来西亚高州总会下辖多家属会,总会设在森美兰州),为粤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建立更多联系。

若我们探讨出洋华工的个人生命史,可以更具体了解他们的遭遇,而不仅是停留在宏观层面讨论“卖猪仔”正确与否。(参见本号第214期《从中国粤西南到荷属东印度:一份猪仔证所见之锡矿劳工史》)回顾锦纶泰所发展的“卖猪仔”路线,传统的鉴江水路运输是基础的交通条件,而近代以来的变化形成强大推力:法国在广州湾的殖民管治和商业开发,粤西南地区持续的动荡局势,以及民众的谋生需求,促使以李季濂为代表的商人利用广州湾作为出洋港口,将一批批来自内陆地区的劳工输送到东南亚等地。另一方面,欧洲殖民者经营的种植园和矿场对于劳工的殷切需求也形成拉力,吸引锦纶泰等中介与其合作。本文仅是关于锦纶泰商号的初探,其在香港(位于上环干诺道西十三号)和东南亚如何开展业务?李季濂如何与广州湾法当局沟通协商?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校对:钱源初

编辑:大 河

「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第2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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