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常璩《华阳国志》研究概述

常璩是两晋时期著名史学家，他编撰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这部著作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风俗等诸多内容，保留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的重要典籍。常璩《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影响广泛，后代许多史籍著作(如范晔《后汉书》、裴松之《三国志注》、李膺《益州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都大量引用其资料，各种目录之书对其也多有著录和评论。但在20世纪以前，《华阳国志》尚未有专门的整理和研究。20世纪以来，对《华阳国志》的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该书整理研究繁荣兴盛的两部标志性著作。此外，学术界还编撰了几部译注和研究专著，发表了数量颇多的学术论文。因此，对于《华阳国志》已有研究成果，有必要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以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华阳国志新校注》

一、版本源流的研究

唐宋以前，书籍全靠传抄，故《华阳国志》长期以传抄方式流传。直至北宋元丰元年(1078)，成都府尹吕大防始刻印《华阳国志》，此为今所知最早刻本。南宋嘉泰四年(1204)，丹稜人李因旧本错误很多，于是加以校正，重刊于临邛。元丰本、嘉泰本，早已散佚。明清以来，以嘉泰本为祖本翻刻、传抄者甚多，至今学者仍不能俱举，说法也不一致。

朱士嘉1934年撰文《〈华阳国志〉版本考略》，专门探讨《华阳国志》版本情况。该文列举版本计宋本2种、明本7种、清本7种、民国本3种，共计19种。他对这些版本依次进行了辨析，对其源流和传承关系做了详细论述，还在文末附上“版本源流表”，使《华阳国志》各种版本的源流关系一目了然。朱氏此文，是第一篇系统研究《华阳国志》版本的专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中介绍了他所见到的各种版本，共计13种。他在考订版本时，注意分析其特点和优劣，为使用此书提供借鉴。他还结合校刻者的生平事迹对版本加以评说，推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中对《华阳国志》的版本、源流作了更为翔实的论述。他说:“元丰以来，属于《华阳国志》之刻本抄本，及校勘《华阳国志》之刻本稿本，举可知者凡约三十余种，遗漏者自必尚有。”他广罗异本，对于前代诸种版本都竭力收集参阅;概括各版本的优缺及特点，对各版本进行对比校勘;把《华阳国志》版本分成两个系统，绘制清晰明了的“版本源流图”。任氏对《华阳国志》版本源流的梳理，清晰而详细，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吕淑梅通过对比朱士嘉和刘琳列举的版本，认为二者所列版本共24种，其中“明清以来翻刻和传抄《华阳国志》者甚多，也较复杂，共22种”。她还一一介绍云南省图书馆收藏22种《华阳国志》版本，其中15种为前两人未举，值得学术界重视。

此外，赵俊芳对《汉魏丛书》中《华阳国志》的流变、版式进行了研究，还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从宋到近现代人们对《华阳国志》版本的评述及研究情况。台湾张世昌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简明地梳理了《华阳国志》历代著录和版本，尤其是提到了大陆学者未曾涉及的一些版本，并绘制了“版本源流表”。万曼璐博士学位论文《〈华阳国志〉的文献和语法研究》对《华阳国志》宋以前的流传情况、宋代刻本、明代刻本和钞本、清代刻本和钞本、近现代版本都有十分详细的论述。这是目前为止关于《华阳国志》版本及源流最新、最系统的研究。

总体来看，虽然《华阳国志》版本众多，但经过学术界不断努力，目前已收集研究了绝大部分版本，并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

二、校注与译注的研究

《华阳国志》的刻本、抄本虽多，但讹误脱漏之处亦不少。同时，该书涉及的领域广阔，内容繁杂，加上时代的隔阂和文字的障碍，给普通读者甚至专业研究者的阅读均造成不小的困难。因此，人们迫切需要对《华阳国志》进行确凿考校和精详注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2部校注本和2部译注本。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984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整理研究《华阳国志》的校注本。该书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参校其他9种版本，纠谬存疑，校勘审慎。“凡题襟馆本误而它本不误者径从它本，并予以说明。凡各本皆误者，讹误之字句作小号字并标以圆括号，改正或增补之字句则标方括号。”刘琳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同时适当注意文字的解释，书末还附有地图、佚文、索引等，方便读者阅读。学界对《华阳国志校注》评价很高，认为“它的出版，不仅使研究者有了一部可靠的案头物，而且也使读者有了一部可读的历史佳作”“不仅填补了一项空白，而且对今后开展古籍整理也有一定的启示”。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整理研究《华阳国志》的集大成之作。此书耗时数十年，初稿完成于60年代，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虽然出版时间晚于《华阳国志校注》，但刘琳撰写《校注》时亦参阅了《图注》的大部分初稿。任乃强整理此书，也是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并校以30余种版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由于任先生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十分谙熟，而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令人信服。”此书1991年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1993年又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此外，曹书杰先后发表两文，从历史研究角度指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存在的一些校注失误或考证疏略之处。罗业恺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华阳国志》中难以系年的300余条记录进行文字校勘，并对每条记录的事件、人物、地理作了考证，还为每条记录系年。这些都是在任乃强、刘琳校注基础上所做的纠误或增补工作。

刘琳、任乃强等对《华阳国志》所做的校注，虽都有文字注释等内容，但选取词汇较少，不够系统，故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方面的障碍还未完全扫清。2007年汪启明、赵静的《华阳国志译注》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对《华阳国志》进行全书注释和翻译。该书原文以任乃强校注本为准，个别地方参考刘琳校注本，“注重语词的笺释，即传统小学之训诂学意义的训释，不以考释史实、地理为主”，“于词义之引申，文字之假借，疏通证明，多有创获”。译文有机结合了直译与意译，读来明白晓畅，虽有个别错误之处，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解决了阅读的语言文字障碍问题，作用甚大。

唐春生等翻译的《华阳国志(白话插图全本)》，以刘琳校注本为依据，同时参考了任乃强校注本。该书不同于《华阳国志译注》每段原文加注释、翻译的形式，而是直接将全书翻译成白话文，文言原文附在书末。书中还配了大量的插图和文字说明，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相较而言，刘琳、任乃强的两个校注本，系统校勘、注释了《华阳国志》，还对书中许多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适合专业研究者使用。汪启明、赵静《华阳国志译注》和唐春生等的《华阳国志(白话插图全本)》则适合一般读者使用。

三、语言与文学的研究

除了前述校注、译注所做的注释、翻译工作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专门从语言、文学的角度对《华阳国志》进行了分析。

在语言方面，对《华阳国志》各类词汇研究较多。例如，夏宇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对《华阳国志》全书的量词做穷尽式的检索、统计、分类，探讨其量词的组合规律和句法功能，并与前代及同时期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全书量词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刘凯对此书人称代词作了整理、分析和研究。赵静分别对书中巴人词语、蜀语词进行考释。万曼璐《〈华阳国志〉的文献和语法研究》对书中量词、判断句、被动句、动补结构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语法等角度对《华阳国志》语言作了系统的研究。

在文学方面，研究集中于《华阳国志》中各种诗歌谚语和神话传说。例如，祝注先对《华阳国志·巴志》所录的10首巴人诗作，分成4类进行论析。刘重来论述了《华阳国志》采录的各种诗歌谚语的史料价值。刘复生认为《华阳国志·序志》的“曰”是一首离合诗，并作了释读。王怀成考辨了《华阳国志》所录42首歌诗谣谚的作者和创作时代。敖依昌、谭小华把《华阳国志》中的神话传说分3个类别进行分析研究。

四、历史资料的研究

《华阳国志》记载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347)，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风土民俗、物产资源等内容，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学界对此书历史资料历来十分重视。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撰写《〈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一文，首次将《华阳国志》与他书记载的史事进行比较研究，有不少创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充分认识到《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例如，刘重来认为《华阳国志》是研究东晋以前巴蜀政治史以及古代西南经济史、民族史的珍贵资料。刘固盛也撰文探讨《华阳国志》史料价值，认为该书是研究夏商周、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活动及其与中原文化联系很重要的材料。刘重来、徐适端主编的《〈华阳国志〉研究》依次梳理了《华阳国志》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民俗、人物等方面的史料，是目前对该书史料梳理、研究最为系统的论著。

正是由于《华阳国志》资料丰富，史料价值高，所以许多学者根据书中记载并结合其他材料，对西南地区的民族、习俗、人物、文化、地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厚，现简述如下:(1)民族方面。吴国升论述了《华阳国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并探讨了秦汉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赵心愚对《华阳国志》中的“宾刚徼白摩沙夷”提出新的看法，并进一步辨明“摩沙夷”即今纳西族。王明珂和笔者都根据《华阳国志》相关记载，探讨巴蜀地区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问题。(2)民风习俗方面。史建群根据《华阳国志》等文献资料，探寻古代巴蜀世风演变的轨迹以及影响世风演变的原因。杨颖通过考察此书资料，分析东汉巴蜀地区士族的发展状况、活动形态和影响方式。旷天全通过统计书中的复仇记录，揭示汉代蜀地盛行复仇的社会风气，并对其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才颖、罗业恺通过对书中有关原始崇拜信息的整理、归纳，勾勒出远古到东晋年间西南地区原始崇拜的概貌。罗业恺还考察了《华阳国志》中的各种巫术。(3)人物方面。高大伦认为《华阳国志》中记载的“九君”应为女娲。沈利斌根据该书记载分析巴蜀地区人物分布的规律，并从人物传记出发探讨了巴蜀的文化教育、学术和社会伦理。(4)文化方面。刘固盛、刘重来通过《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结合考古材料，论述古代巴蜀与中原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关系，讨论巴蜀诗歌谚语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还分析了汉晋时期巴蜀女性文化的特征。(5)地理方面。华林甫将《华阳国志》中出现的地名分为5种类型进行探讨。白立君结合书中相关记载，对西南丝绸之路早期的状况作简单概述。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如蒙文通、徐中舒、童恩正、邓少琴、任乃强、蒙默、尤中、李绍明、龙晦、段渝、蓝勇等，在阐述相关历史问题时引用或分析《华阳国志》的史料，不再赘述。

五、常璩及其思想的研究

学界对《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及其思想也展开了研究。对于常璩本人，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中专门介绍了常璩的身世及其撰书动机，并为他编制了年表，这为后人研究常璩及《华阳国志》提供了方便。另外，刘重来、陈晓华等介绍了常璩的家学渊源、人生经历和写书背景，刘重来还论述了常璩的修史目的和修史态度。

对于常璩的思想，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是他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史学思想方面，陈晓华论述了常璩求真供鉴、体例创新、重视记载地方经济科技的史学思想;杜治文进一步总结了常璩经世致用、大一统、旨归人事、人强胜天的史学思想;徐适端则从《华阳国志》中的妇女传分析了常璩独特的史识。在政治思想方面，学者们都看到常璩具有鲜明的大一统思想，陈晓华还进一步论述了常璩的大一统思想、民本思想和尚贤使能的思想。此外，《华阳国志》记载了许多西南民族的地理分布资料，黎小龙由此探讨了常璩的民族地理思想及其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区别和关系。笔者根据相关记载，剖析常璩夷夏观、民族一统观、民族地理观等方面的民族思想。可见，目前对常璩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民族思想、地理思想、经济思想等)研究仍相对较少，有待学界继续探究。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现存最早的这部地方史志，学术界从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学界已收集了《华阳国志》的大部分版本，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了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刘琳、任乃强等所作的校注功力深厚，为整理研究此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语言文学、历史资料、作者思想等方面，学界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当然，对《华阳国志》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尤其是在史料研究方面。首先，此书记录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记载很有特色，但目前学界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不深，甚至有的尚未涉及。因此，今后应充分挖掘资料，扩展研究内容，加强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作者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其次，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除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外，还应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并利用考古材料，甚至进行实地考察，做到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和田野调查相互印证，才能得出更为全面而科学的结论。

作者简介：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来自于《中国地方志》201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