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翻译·507《中国艺术》（304）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而且，早期材料并非绘画早期年代判断的决定性证据，因为后来者会利用这些老的材料来制作仿品。有件唐代署名为Li Ssu Hsuan（651-716）的山水作品，上有明代批评家Chang Chou的题跋。Chang说绢本所用的丝绢，先浸泡在糖溶液中，然后再用刮板上浆。他认为，这种工艺流程是由唐代的大师吴道子开创的，并说，Li ssu-hsuan借用了这种方法。他接着说，“由于这种丝绸制作方法在五代以后被废弃，这个案例中丝的状态成了决定其为真迹的因素”。就算吴道子真的发明过这种方法，Li 也不可能采用；因为Waley提出，吴道子开始作画时，Li的绘画生涯已经结束了。抛开这些不谈，Chang的看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开始寻找真实客观的标准鉴定。但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发现的这种因素并不能帮助我们断定一件作品为真（作者确实是谁），我们还是要寻找其他风格标准才能做到这种正向判定。就算Li当时拥有那种特定的丝绢，一件Li风格的画但没有画在这个丝绢上也不算伪造；而相反的，就算这种丝绢出现了，也不能判定就是Li ssu-hsuan的真迹，连明代的Chang Chou也不能做这种判定。我们可以假想，由于这种敏锐但又大胆的评论，后面会出现很多号称Li ssu-hsuan的作品，其根据仅仅是使用了这种丝绢。

还有三件后面会看到的作品的判定案例。《僧虎图》（图41），虽然没有署名，但应该是1035年之前的作品，几乎可以肯定是真迹。因为敦煌藏经洞存储了这个作品，洞封闭于1035年，直到斯坦因1907年去这里才再次打开。

图41

《水仙鹌鹑图》（图47）最近被定为宋徽宗作品（1082-1135），鉴定者为Benjamin Rowland，他继续了中国传统的观点。Rowland采取了风格批评的方法，并指出，现存的四副宋徽宗作品中，其画面技法和构成都和本作完全类似，可以几乎肯定就是他的作品无疑。Rowland所提到的那些特征，只要展示出来，其实是很好观察的。但这些特征正是一个仿画人常常忽略的东西，所以能够成为强大的证据来支持其鉴定意见。但Rowland进一步大胆的证明了这是宋徽宗的作品，理由是上面的书法和印章与现存三个作品的相关元素同属一类。但其实这种因素并不能作肯定判断。Rowland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作品有可能是宋徽宗同时代的高仿品。而有一位日本鉴定家正是这样认为的。

图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