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天：读John Meskill的《明代书院——历史散论》

孙立天：读John Meskill的《明代书院——历史散论》

John Meskill，Academies inMing China：A Historical Essay（Tucson：The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2）

John Meskill《明代书院——历史散论》这本书作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Studies）推出的研究专论之一于1982年推出。推出的第二年，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上对这本书做出的评价是“领域的奠基之作（Foundation）”。这本书面市以前，明代书院都是作为宋代书院研究的一个延续，或是在研究王阳明心学时附带的涉及。这本书能被称为奠基之作，主要是他在书中对明代书院的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系统，虽然观点本身可能还有许多地方可以进一步探讨，但该研究为后来研究的拓展做的必要的准备则是不得不承认的。

全书共分六章，章节主要是按时间的顺序来编排的，第一章《开端》（Beginning）主要叙述了明代书院在历史中的地位，交代了历史的上下文。第二章《明代初期的书院》（Academies Earlyin the Dynasty），叙述了明代初期的皇帝对士人的态度和这个态度所决定的明代士人的地位，以及士人对这种态度所抱有的心态。第三章《复兴》（Revival），主要探询书院在宋代渐渐衰落以后，为什么能在明代复兴的各种社会原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材料上说，文章主要选取了七个书院作为研究的对象。它们分别是江西的白鹭洲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福建的南溪书院，河南的百泉书院，陕西的宏道书院，江苏的东林书院，湖北的问津书院。作者在序言中介绍他选择这七个书院的原因时，说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能够方便参阅的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的所藏数据决定的。但细心观察，可以看出作者选取的这七个书院其实在地域的分布上是很有讲究的。长江以南有四座，而长江以北有三座。长江以北的三座之一在西安附近（宏道书院），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中一直都有特殊意义的西北。而河南的百泉书院在淮河以北。宋代以来，特别是南宋以后，长江以南是文化的中心，因而作者在这个区域选择了四座也是很考究的。

在序言中，作者还特别提到了马可波罗对当时书院的观察。在对马可波罗的介绍中，作者特别强调了他来自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因为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正在经历着古典的回归，学院、协会等也正在复兴。马可波罗在1595年到了白鹿洞书院后就专门写信回欧洲描述他观察到的中国书院，把中国的书院和意大利的学院进行比较。作者认为马可波罗的描述虽然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但还是直接反映出了在西方文化视角中所认为的中国书院的特色。比如在马可波罗眼里，中国书院最大的特色是对“道德问题的探讨”。马可波罗认为的这个特色虽然只是对他观察到的现象的一个直接描述，但其实仔细一想，就可以感到这其实反映了在以形而上为主的学术传统内的观察者对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中国学术传统特有的敏感。马可波罗用来翻译书院的词汇是学院（Academy）。作者提到当时意大利的学院都是源于希腊传统形式的学院，进行的是数学、几何等形而上的讨论。因而当马可波罗看到中国书院里对心性，以及如何成圣成道的讨论，自然而然就认为这是一个特色。作者在这里不仅借用马可波罗的文字给出了一个时人对中国书院的描述，同时也借助对马可波罗描述的分析来说明他在书中沿用的Academy来指代书院的时候所带来翻译上可能的歧义和不准确。

在第一章《开端》中，作者认为书院起源于唐代。因为书院一词在唐代才出现，同时作者也注意到唐代所设立的书院是用来考订各种文献，及收藏各种书籍的地方。也就是说这种书院更接近于今天的图书馆，因此唐代的这个书院和作者书中要论述的明代书院实际意义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作者在注释中解释他对起源的论述，来源于陈东原的《中国科举时代的教育》一书。[1]这一起源的解释，虽然很直接地找到了最早的“书”、“院”这两个字用在一起的源头，但是唐代的书院在意义上却和宋代后兴起的书院没有太多的联系。就是在《明代书院》这本书出版的80年代，许多宋代书院研究学者更乐于把宋代的书院和汉代出现的“精舍”联系在一起。精舍出现在东汉，汉儒把自己的居舍命名为精舍，以彰显自己对儒家精神实质的追求，同时这里也是传授弟子知识的地方。后来这个名字被佛教用来翻译Vihara，也就是讲经的地方。再后来宋儒又从佛教那里把这个词取了回来，用于命名自己讲学的地方。[2]因而谈精舍与书院的关系，是立足于二者内在联系之上的。作者在本书中选用了第一种说法，对书院历史的回顾也就从唐代开始了。

对于唐代对书院的影响，作者主要提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安史之乱”所引起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二是佛教对书院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版图”，“驱使大量有地位的人从西北向南方迁移”。这样使得许多长期以来本处于文化圈边缘的地方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比如江西。作者特别提到江西的庐山，认为庐山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从魏晋以来数次南迁的集中反映。庐山最早属于道教。391年，惠远入住庐山，建立东林寺，吸引了很多求法的人。庐山也成为众多想要脱离尘世、修身养性的人的好地方。作者认为慧远的南下传法以及所引来的求法信众都是经济文化南迁所引起的。至于佛教，作者注意到了唐代士人在寺院读书的风尚，以及这种风尚对后来书院建立的影响。唐代寺庙都是藏书的重要地方。士子到寺庙周围学习，不仅能得到安静的读书环境，还能方便地参阅到各种书籍。白居易为了自己的诗集得以流传，而选择存放寺庙，这便可以想见当时寺庙藏书在士子心中的地位。在作者看来，士子被寺庙吸引到山林来学习对后来书院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佛教在山林中建立寺院，一是取山林的清幽，而利于心无旁骛地修行；二是通过退避山林而突显出“圣”与“俗”，“尘世”与“净土”的区别。慧远一生无论散步、送客都不过虎溪，便是坚持不染凡尘的象征。儒家是入世的，没有退避山林的传统。唐代士子到山林是为了准备科举，是为了下山后能够一鸣惊人。[3]这样唐人有了与以往士子避世或退隐不同的进入山林的目的，而且形成了风尚。有了这个风尚，后来宋代儒家像佛教的寺庙一样把书院建立在山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作者接着在回溯宋代之前，还提到了五代。作者认为五代由于战乱使得南迁规模继续扩大，而且这时期许多到达南方的人开始喜欢上南方，放弃了返回北方的愿望。这对文化中心在南方的确立至关重要。同时作者认为五代是一个学术衰退的时期，作者得出这个结论主要从战乱这个方面来说的。不过，五代是否学术衰退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许多书院其实都是在五代建立的。比如最早白鹿洞书院的建立就是得到了南唐朝廷的支援，并赐了一片土地来供给这个书院。另外，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和战乱与否有必然联系，战国时代、魏晋时代的学术文化并不逊色于任何和平统一的时代。因而文中所论五代学术的衰微还是值得仔细探讨。

对于宋代，作者重点叙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宋代地方学校系统的建立。二是佛教僧伽制度对书院的影响。在地方学校的建立的问题上，作者主要提到了晏殊和范仲淹。1027年，晏殊被贬到应天府。在那里他以官方的名义建立了地方学校。他的这一举措在《宋史》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赞其：“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4]范仲淹是晏殊的门人，在晏殊办的学校里当过老师，后来他在苏州做官的时候也很重视办学。他请到胡瑗在他那里的学校当老师。胡瑗为学校制定了学规，而且把学校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叫“经义斋”，另一部分叫“治事斋”。作者认为胡瑗的这一系列措施成为书院很重要的一部分。至于佛教制度对书院的影响，作者主要从《百丈清规》开始分析。《百丈清规》是禅院制订出来管理日常事务和规范修习生活的。清规与佛教本来的戒律不同，与僧侣自身的修行没有关系，是用来更好地管理寺院的，是禅宗独创。现在的学者大多认为这一规定是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一个表现，因为里面的规定，是佛教教义中本来没有的，而且规定本身还有背教义而强调儒家才强调的“长幼之序”[5]。作者认为这正好为后来书院订立学规等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元代在作者看来是对书院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首先，元代的汉人由于对统治者的文化和族裔的排斥，使得士人通过科举为官的积极性大不如前代。这客观上促成了士人的退居山林，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元代的皇帝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有意识地在文化上认同儒家思想，主动建立书院。1238年，窝阔台还在准备伐宋之时便宣布提倡儒学，在燕京（今北京）创办太极书院，建周敦颐祠，以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配祀，选刻周氏遗书，礼聘江南大儒赵复在那里讲学，以致“北方始知程朱之学”[6]。

在第二章《明代初期的书院》中，作者通过对明代前书院发展历史的回顾，把明代书院在历史中的位置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位。同时也把他作为明代研究者对他眼中的前代历史做了解读。这样为作者下面展开的明代书院研究的背景做了铺垫。接下来作者首先对明代前面几位皇帝对文化方面的政策作了分析，因为在作者看来明代的文化政策其实在明代初年就奠定了。

1368年，明朝建立后，书院得到了前期皇帝的支持。作者把这些支持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彰显其统治对知识和学习的崇敬，因为对知识和学习的崇敬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是能同时得到老百姓和士人支持的。二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吏很多都或多或少地有在书院的经历，或是与书院里的人物有私人的关系，他们能促使皇帝在政策上对书院有所偏向。作者认为朱元璋虽然是平民出身，但他自己知道读书人对于统治天下的作用，所以他对科举很重视。不过，作者似乎忽略了朱元璋对读书人猜忌的一面。朱元璋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相就是他对读书人猜忌的明证。对于朱元璋对读书人的这一矛盾态度，钱穆在他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有专门分析，说：“明祖一面废相，用重刑，一面却极看中学校。明祖盖知政治不得不用读书人，故一面加意培植养成，一面却设法削其权认，杀其气焰。”[7]

对于明朝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作者也做了很细致的梳理。作者认为明朝在府、州、县、卫等各级分别建立的学校体系是明代的创举，在这个方面明朝廷做到了唐、宋许多臣子想做而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另外，在科举方面，明朝廷规定了生员必须来自于学校，进入官方承认的学校便成为进入科举系统的一个前提条件，有利地促成了官学系统的形成。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学校和考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宋代以来，科举在教育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科举成了许多人读书的目的。而明代借用参加科举的资格来推行官学教育可以说是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面对科举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士人对读书的目的提出了质疑，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应该是科举，而应该是为提升自己，即所谓的“学以为己”，而不应该是各种功利的目的。作者也在文中说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明代尽管有官学的设立，而且有更系统的教育体系，但是学子的水平却可能比唐宋的差。因为明代学子为了应试主要熟读四书，以至于“经”书都有所忽视。1415年，明朝廷颁布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标准的丛书。作者提出从这三本书的范围上来说，明代对科举的要求已经低于宋代的要求了。

同时作者提到一个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明代书院的复苏是由于明代的官学体系下的教育日趋单调乏味，促使真正的求知者到书院去寻找知音和学习的氛围。作者说他不能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参加科举考试所需要准备的材料和书院热中的材料并没有什么矛盾和不同，都是儒家的经典，唯一不同的是学习的人在学习这些材料时自身所抱的态度。作者说明书院中学习的人大部分也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作者认为他不能认同上面观点的核心在于那种观点把书院和明代的官学体系刻意地对立起来，把二者的关系描述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分结构。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更接近一种互补的关系。

这一章的最后部分，文章还分析了明代初期几位皇帝统治下士人的地位。朱元璋朝中以废相一事对士人的威慑最大，当时左丞相胡惟庸一案，株连被诛者达三万余人，此案打击很大，许多士子遂放弃了入仕做官的念头。[8]朱棣篡位后，杀大儒方孝孺，并残忍地灭十族（第十族是朱棣所创，即方孝孺的朋友和门生），杀847人。作者认为杀方孝孺对士人的震动最大，说古之崔杼弒其君后，也仅迁戮于史官。但朱棣弒君后，却毫无遮掩地在午门外杀方孝孺。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恪守儒家思想的士人的一个公然的挑战。其次，明代开始实行的“廷杖”制度对士人的心理上的打击也很大。公然在朝廷上打朝臣的屁股，这不仅大大违背了所谓“刑不上大夫”的古训，更是破坏了士人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优越感。“廷杖”对于士人来说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侮辱，以至于明代不仕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虽然儒家的总精神是入世改变世界，但是孔子也有“邦无道，免于刑戮”[9]的劝告。作者在分析了明代前期皇帝对士人缺少像宋代甚至元代一样的尊重后，认为这对后来整个明代士人对政治的关心逊于前代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分析了明代前期整个的政治氛围后，本书的第三章《复兴》是最短的一个章节，主要探询书院在经过战火后是如何恢复起来的。作者认为书院的重建还是得益于官方的扶持，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扶持。作者主要考察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过程，认为地方上给予了很大的经济支持。1465年，书院大规模的重修和购置书籍的费用来自于地方的税收。1490年后，书院又陆续得到了100多亩的土地，这些土地获得的收入就成为书院稳定的经济来源。作者认为其实书院并不完全是像逻辑推断中，因为明初的政治环境不好，士人退隐山林的结果。没有地方上经济的支持，书院是很难形成气候的。接着作者进一步探询了地方官员支持书院的原因。作者认为其实对书院的支持，最关键的是县一级的官员。这些官员个人的因素很重要，他们个人是重视文化教育，并认为建立书院是一件能够有利于地方的事情，他们往往会不遗余力地去办。比如1436年对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起着关键作用的瞿溥福就是认为修建书院能为当地培养更多的人才。后来瞿溥福能被载入《明史》的《循吏》篇，他修建书院的政绩功不可没。作者在收集了各个书院志后得出的结论是明代书院建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者认为书院能够推动当地的教育，有利于当地的教化。作者认为虽然不能说明代书院和当时的政治无关，但是所能看到的影响非常小，因为书院建立之初是立足于乡里的。但是作者也承认后来书院的发展与士人对入仕的失望有关。

第四章，《明代前期书院的建构和活动》，是本书很有特色的一部分。首先作者给出了福建的南溪书院，河南的百泉书院和江西的白鹭洲书院三个书院草图，很直观地给出了三个书院各个厅堂的位置。作者希望借助当时各个厅堂的位置和名称来了解当时书院。比如作者发现在百泉书院有一个“思贤亭”，是用来静坐修炼的地方。作者认为这在前代的儒家书院中是没有的。作者认为这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中的禅堂应该就与思贤亭相仿。在其他的书院中，和这个“思贤亭”差不多的还有“燕居庙”、“燕息之所”这样的厅堂。同时作者认为明代书院受佛教影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书院选址的时候都是选在破落或者毁于兵火的寺庙那里，比如宏道书院，这样在建筑方面就很容易受到佛教的影响。

接着作者专门探讨了书院对孔子画像的摆设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偶像崇拜问题，是从耶稣会士起西方世界就关注的问题。从朱熹反对陶瓷的孔子像后，中国一直以来敬孔都用的是画像。作者认为中国用孔子的画像的历史很长，1002年就有记录白鹿洞书院开始用孔子的画像了。作者提到朱熹以及后来的儒家反对用陶瓷的塑像而用画像是在于反对佛教，因为佛教是用塑像来表示对偶像的崇拜，因此儒家要用画像。作者最后提到1530年，皇帝下旨在全国内取掉孔子的画像。作者认为孔子的像是书院核心的一个部分，如何使用孔子像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对待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虽然作者分析后还是没有明确回答到底中国对孔子像的继嗣算不算偶像崇拜，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视角，这也许就是看西方人汉学著作有意思和有启发的地方。

作者另外关注的一个地方是书院里的藏书。作者专门对白鹭洲书院的藏书作了细致的统计和分析，发现当时白鹭洲书院的藏书涵盖的门类很广。最齐全的是二程和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本。作者通过统计的结论，发现历史著作特别多，有四十一种。作者特别提到包括《资治通鉴》以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其次是属于“子”部一些书，作者归结为哲学著作（philosophy）。藏书中还有道教、佛教和医书。作者对藏医书表示赞赏，认为藏书齐全。作者通过对书院藏书的比较来探讨历史学习在书院中处于中心的位置。作者在这里把中国古代的历史看成一个类似西方独立的学科，这可能对中国史学有所误解。中国的史学从传统上看，历史其实最重要的作用是讲述义理。春秋三传都当成“经”在阅读就是明证。所以作者通过历史书藏得多，而说明历史也是书院的一个讲授中心的推断还不能成立。司马迁说孔子做《春秋》是“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10]，“《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11]，就是基于此。作者提到的两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的来历本身就很能体现中国对于历史的态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述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有资于治道”，因而还被人讥为使“权谋变诈之习益深”[12]，没有起到维护大义，使“乱臣贼子惧”的作用。而《资治通鉴纲目》就是要弥补这个遗憾。[13]因而中国的历史书的作用不仅是记录过去，还具有道德评判的作用。因而到底当时书院使用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是看中历史书哪一个方面的功能还值得推敲。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不能认为历史学习在书院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接下来的一章是《改革中的书院》。作者讲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6世纪，特别是前面的70年，即1506－1572年。这个时间段内，作者认为三个人是关键的人物。陈献章（1428－1500），湛若水（1466－1560）和王守仁（1472－1529）。陈献章1447年考取举人后，两次考进士不中，遂到江西跟着闲居村野的吴舆弼学习。后回乡隐居。据作者观察，他的隐居和不问时世后来成为书院的一种风尚。而且他回乡后每天修习静坐，认为这才是儒家获得正知正见的途径。而且据载，他在从吴舆弼学习回乡每天坚持静坐，十年后自称悟道。1480年左右，他拒绝了白鹿洞书院的邀请，谦虚地称自己对于儒学相当于聋哑人，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他的谦虚和推辞使他在全国内声名鹊起。作者认为他为书院的改变带来了一种新的风尚，就是士人开始乐于仿效他的隐居和不仕。而且他对于静坐的坚持实行，也成为当时士人以及书院都乐于接受的。湛若水是陈献章的学生，也是在考取举人后，考进士落第。但他在陈献章死后，明白入仕的重要，又重新考进士，1505年他40岁的时候通过科举，当了进士。以后由于他游走了当时很多的书院，而且对各地的书院都慷慨资助，在书院中很有影响。作者在介绍完二人后，把推动16世纪书院改变的重点视线集中在了王阳明的上面。总的说来，作者对王阳明的叙述大部分都认同了比较普遍的观点。只是作者特别强调王阳明知行合一这一点。作者认为王阳明能得到时人的认可，以及有许多弟子门人，都在于其德行。王阳明在“行”上的表率和恪守儒家准则而所特有的气质使他在书院的改变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

介绍完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其实涉及到明代书院的问题很多。虽然许多论点的论述可能还不够彻底，但是它为明代书院研究搭出的框架却是功不可没的。这本书出版以后，美国许多大学研究生课程涉及到明代的教育史、思想史，这本书都是参考书目。这也可以见到这本书在这个领域内的价值。这本书对于英语世界研究明代书院的学者来说，我愿意借用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评价康德哲学成就时说的那样：你可以同意他，也可以不同意他，但你却不能避开他。《明代书院——历史散论》在明代书院研究领域就是这样的地位。

注释：

[1]这一种书院起源的说法参见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的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第63－64页。

[2]精舍与书院的系统研究参见李弘祺：《精舍与书院》，登《汉学研究》，1992年，10期，第307－332页。

[3]士子到山林读书，往往是看中那里佛教寺庙中的图书资源以及安静的环境，他们在那里读书与“退隐”、“看破红尘”这样的事情无关，因而他们在那里学习往往不受寺庙僧人的欢迎，甚至为了这里的读书环境还要受僧人的气。具体的事例和分析，参见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1990），第271－316页。

[4]脱脱：《宋史·晏殊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三一一，第10196页。

[5]参见圣凯：《论中国佛教对生产态度的转变》，《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3期。

[6]宋濂：《元史·赵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一八九，第4314页。

[7]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1996），全两册，下册，第681页。

[8]该案的详细研究参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载《燕京学报》，15（1934年6月），第163－205页。

[9]《论语·公冶长》。

[1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十二诸侯年表序言》。

[11]《史记·孔子世家》。

[12]王柏：《凡例后语》，自朱熹撰《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史部四四七，第689册，第24页。

[13]王柏：《凡例后语》，自朱熹撰《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史部四四七，第689册，第24页。

作者单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