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一：《蜀梼杌》的史料价值与版本源流

《蜀梼杌》（又称《外史梼杌》）是宋代四川新津人张唐英（1028-1071年）编撰的一部地方史著作。唐英，仁宗皇祐间（1049-1053）进士，神宗熙宁初年官至殿中侍御史，嗣因父忧而去官，未几病卒。《蜀梼杌》之内容为前、后蜀两朝80来年史实之记录，可谓两蜀专史现存之唯一著作。原书为“十卷”，今存者仅“二卷”，大部不存。此书虽久成残帙，然在两蜀史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仍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史籍。本文拟对《蜀梼杌》的史料价值和版本源流略作评价和考述，冀对地方史志之研究提供一些基本参考资料。

《蜀梼杌校笺》

一、《蜀梼杌》的史料价値

张唐英《蜀梼杌•自序》云：“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孙述辈最为久远，其间善恶之迹可为世之鉴戒。然编录者如《耆旧传》、《鉴戒录》、《野人闲话》之类，皆本末颠倒，鄙俗无取。真宗时，制诰路公振修《九国书》（按即《九国志》），有前蜀、后蜀，《世家》、《列传》。然而烦简失当，尚多疏略。……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一百三十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十卷。……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名为《蜀梼杌》,盖取楚史之名（按：先秦时期楚有国史曰“梼杌”，如鲁之有“春秋”），以为记恶之戒”。又陆昭迥《后序》云：“治平四年（1064）夏六月，两当县邓君惟良显甫自京师归，传殿中侍御史里行张唐英次功前在间中监征时所编‘蜀春秋’十卷。予尝得而观之，其编年叙事之体，若荀悦《汉纪》之例。至于褒贬善恶，本末贯穿，骚骚乎驰于汉魏作者之间，有古良史风。……显甫好事，密购以归。予因为刊行，以广其传”。

按两《序》并见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二十三。后之引两《序》，多有改文中之“十卷”为“二卷”者。

以上张、陆二《序》记《蜀梼杌》之编撰缘起、体例、资料来源及成书年代等甚明。《序》中提到的《前蜀开国记》为后蜀幸寅逊所撰。寅逊，四川云阳人，自孟蜀入宋，《宋史》卷四七九有传。又《后蜀实录》即《蜀高祖实录》（共三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伪蜀李昊撰。高祖者，孟知祥也。昊相知祥子昶时被命撰。起唐咸通甲午（874）,终于伪明德元年甲午（934）,凡六十一年”。

《郡斋读书志》卷七云：“《蜀梼杌》十卷，右皇朝张唐英次功撰。……路振之书（按指《九国志》）未备。治平中，成此书以补其遗。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书皆略之。温公修《通鉴》，搜罗小说殆遍，未尝取此书，盖多差舛，如光天至二年之类是也”。

按：司马光修《通鉴》未取《蜀梼杌》，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正是此书的最大特点，许多不见于他书的有关两蜀史的记载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了。两蜀史料于今已是十分鲜见。欧阳修《新五代史》两蜀《世家》失之太略；而薛居正《旧五代史》早非完帙，仅有辑本传世。上述《王氏开国记》、《后蜀实录》等较大篇幅并较为集中反映王、孟二朝事迹的书籍早已亡佚。路振《九国志》原称50卷，今存者不过10来卷（系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重新整理编次）。而张唐英所补之《北楚书》）（记荆南事）原称“二卷”,今亦仅存数条。他如《锦里耆旧传》、《鉴戒录》、《野人闲话》、《五国故事》等，或非完帙，难窥全貌；或散漫杂记，缺乏系统性。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叙前、后蜀事最为详备，然毕竟晚出许多，且较杂芜枝蔓。唐英为北宋时之本地人，所记之本地事又据之本地书，故其书虽云断简残篇，亦弥足珍贵了。

兹试举数例以见此书的史料价值。

地震，水、旱灾资料——四川地区在后蜀时期屡发地震。《蜀梼杌》即载有广政元年（938）十月；二年（939）六月；三年（940）五月、十月；五年（942）正月、十月；十五年（952）十—月；十六年（953）三月四川地震的情况，这些有关地震的资料就几乎不见于他书记载（《十国春秋》所载为转录此书）。又此书关于前蜀乾德四年（922）“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这种反常的自然现象的记录和后蜀广政十五年（952）成都“大水漂城”，“深丈余，溺数千家”的记载，也是研究四川水利史、气候学的珍贵资料。

城坊史资料——《蜀梼杌》记王建称帝后，建都成都。大、少城及罗城诸门以及堂宇厅馆等均予改名。书中罗列了一大串旧名与今名。五代承唐启宋，这对唐、五代、宋时期成都城市建置沿革等情况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而此点不见他书记载。

又如此书记孟昶于城上遍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孟昶对左右说：“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这正是今日称成都为“芙蓉城”的最早出处之一。

再，此书有前、后蜀相交时期王建永陵被盗发的重要线索。后唐于公元925年攻灭前蜀，嗣派孟知祥镇蜀。知祥于长兴四年（933）二月受封为蜀王时，曾“命修王建墓，禁樵”。采疑此与王建永陵被盗颇有关系。不然，何以突有此举？前蜀为后蜀所灭之敌国，知祥岂会无缘无故修其祖坟？结合当时中原地区猖獗盗墓之实例看，大凡有“修墓”之令的，皆因其已被盗，相信王建永陵亦不会例外。

如此之类的记载，或为他书所阙，或较他书详备，皆有助于考核史实，辩证学术。正如《四库提要》卷六十六评论此书时说：“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之例，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欧阳修二蜀《世家》，删削太略，得此可补其所遗。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州县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其文全载于此书”。凡此之类，皆足以资考证此说可谓平实公正，道出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蜀梼杌》作者张唐英的识见。草在当世，张唐英即被评价为“有史才”，“勇于敢言”，有“先见之明”的杰出人士。从其曾上疏推荐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王安石上朝这一点，即可知张唐英属深具革新观念之人。神宗即位初年，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唐英曾上疏，“言知江宁府王安石经术道德，宜在陛下左右”。以后，其弟商英参预朝政则“荐诸王安石”。唐英、商英兄弟与王安石之关系是耐人寻味的事情。“熙宁变法”前后，张氏兄弟（主要是商英）究竟起了何种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若非唐英因父亲逝世而去职守孝并“感疾而卒”，想必会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其弟张商英（后为丞相）亦称其'‘正色言事，不顾时忌”，“计谋识虑常在人意之表”。张唐英的史识在其今存之著作中颇多显现，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在《蜀梼杌》中亦有展现，如对前蜀主王建，并不囿于封建“正统”偏见视其为“僭伪”，而给予了很高评价：“（王建）委任将佐，擢用才智。抚养士卒，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临终顾托，至诚无疑。前视刘备，可以无愧”。这段评述，直将王建与三国时期蜀汉皇帝刘备相提并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客观评价王建其人，应当说具有相当的启示。

如上所述，《蜀梼杌》作为一部仅存的地方专史，出自一位颇有史才并颇具史识的编撰者之手，成书时距后蜀履亡不过百年，且所依据之资料翔实可靠，自当视之为治四川地方史尤其是前、后蜀史不可缺少的史料。

二、《蜀梼杌》的版本源流

《蜀梼杌》分抄本和刊本两个系统。据张、陆二《序》，知其书先是以抄本形式，至迟于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在京师流传，继有陆昭裔所刻之蜀中刊本。今宋抄及宋刻均不复可见。

宋以后之官私书目，如《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通考•经籍考》、《国史经籍志》、《蜀中广记•著作》、《世善堂藏书目录》、《绛云楼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酣宋楼藏书志》、《藏园群书经眼录》以及《台湾公藏善本书目》等均著录《蜀祷机》为“十卷”。《遂初堂书目》等著录未分卷。

从历代书目之著录情况看，《蜀祷机》似乎一直完整无缺地保存并流传下来了，因诸书均注明为“十卷”，与原书卷数相同。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上著录大多有目无书。兹据不完全统计，依《丛书综目》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目录等所载，将今存之《蜀梼杌》的各种版本列如下。从著录之情况看，似可分为三类：

一卷本一一计有《说郛》（宛委本）、《历代小史》、《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续百川学海》、明天启七年冯仲昭抄本、清汪氏艺芸书舍抄本（后二种今藏北图）。

二卷本——《四库全书》、《函海》（乾隆、道光、光绪本）、《学海类编》、《艺海珠尘》、《丛书集成初编》、民国四川存古书局刊本、清抄本（黄丕烈、吴翌凤校、跋，今藏北图）。

不分卷本——《说郛》（商务本）、北京大学藏清初抄本、清孙潜抄本、清劳权抄本，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后三种今藏北图）。

以上三种版本的著录情况比较复杂，如原藏铁琴铜剑楼的”清孙潜抄本”，著录为“不分卷”,在卷首则原题“十卷”；著录为“不分卷”的“清劳权抄本”，在卷首则原题“十卷”；著录为“不分卷”的“清劳权抄本”，在卷首则原题“一卷”。《说郛》（宛委本）、《历代小史》著录为“一卷”，而卷首仅有“蜀梼杌”三字，并未著明卷数。《说郛》（商务本）著录为“不分卷”,而题目称“一卷”，卷首原题则为“十卷”。《四库》本题曰“二卷”,乃分前蜀事为“卷上”,后蜀事为“卷下”，又径改陆昭迥《后序》之“十卷”为“二卷”。其他丛书本如《学海类编》、《艺海珠尘》、《函海》（乾隆、道光、光绪本），单刻本如四川存古局本等除分卷情况与《四库》本相同外，亦均将书前或书后之张唐英《自序》、陆昭裔《后序》之“十卷”改为“二卷”，如此之类在著录与原书上的不同，各本中多有所见。

再从内容的差异看，明刻《说郛》（宛委本）、《续百川学海》均缺后蜀事，仅有前蜀部分之王建事，尚缺王衍事迹。同样是明刻的《历代小史》本则前、后蜀事皆全；他本皆同《小史》。又，今存各种刊本皆无有些抄本中多出的后蜀广政十八年一段，此段文字系抄录者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补入。增加了此段文字的版本有“明天启七年冯仲昭抄本”、“清劳权抄本”、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等。《说郛》（商务本）中无此段文字，但张宗祥先生“得休宁汪季青家所藏明抄残本二十五册，以涵芬楼本与之对校”，则有此段文字（见《说郛》三种校勘记）。愚意系明代抄录者所添加，非为《说郛》及《蜀梼杌》原文。唐英编撰《蜀梼杌》自有来历，据《自序》云：“……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一百三十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十卷，……凡《五代史》（按此指《薛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张唐英与欧阳修（1007-1072）为同时人，虽晚生于欧阳却先逝，其书亦较欧著早出，自不及亦不可能照抄《欧史》之文于其《蜀梼杌》中。虽然，此段文字今已在几种抄本之正文中，但仍当视作衍文。

近人傅湘先生跋“清劳权抄本”云：“今本分二卷，只一万余言，其决非原本可知。至刊本传世，始于明季《历代小史》。据尧圃跋，言陈仲鱼家抄本有范得志跋，疑其出于明刻，但别无所证。此外不闻更有旧刻，故近世诸家藏目如瞿、杨、丁氏所著录者皆抄本也。此本不分卷，与尧圃所藏同为仁和劳平甫（权）手写，……卷首摹有叶石君（树廉）、孙庆增（从添）诸印，余检孙氏《上善堂书目》，其旧抄本内正载是书，下注明石君藏本，是平甫得叶氏本重录，其溯源较古，要为善本可信矣。取李氏《函海》本校之，……孟昶广政中，竟脱失十八年一段，凡一百四十二字。余初意雨村刻书草率，保刊不精，或偶有遗佚。及检《历代小史》、《学海类编》两本核之，其脱落正同。即《艺海珠尘》本号为重校者，于此一年事亦复不载，知此文夺失殆数百年于兹矣”（又见《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六）。愚按：近有学者论及，傅先生此段论述失考，原书广政十八佚文另有着落，犹存楼钥《攻媿集》“跋孟蜀主与周世宗书”一文中。

据陆昭裔《后序》:“治平四年（1064）夏六月，两当县邓君惟良显甫自京师归，传殿中侍御史里行张唐英次功前在阊中时所撰‘蜀春秋’十卷，予尝得而观之。……予因为刊行，以广其传”。又《郡斋读书志》卷七：“路振之书未备，治平中，成此书以补其遗”。《挥塵录•余话》卷一：“治平中，张次功撰《蜀梼杌》”。《攻媿集》卷七十六：“张唐英次功自号黄松子，著《外史梼杌》十卷，载前、后蜀事”。此书在北宋时已有刊本当无可疑。宋人中如晁公武、郑樵、陈振孙辈所见及所著录者或系原本。要当注意者，为王应鳞所记，其《玉海》卷四十七注明为“一卷”；王氏在详细介绍路振《九国志》时仅一笔带过此书。其后如马端临、曹学佺、焦竑之流所记虽为“十卷”，然恐非真即见到了足本，当是依前代书目所记。如马氏径引“晁氏曰”、“陈氏曰”。曹氏之《广记》录蜀人著作，亦多不论存佚。至若《国史经籍志》，则被《四库提要》斥为“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佚，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又，焦竑晚年曾据三本以校《蜀梼杌》，其书之过录本今存之，亦与他本无甚差异（详见后文），可见其书所载之所谓“十卷本”，乃仅是依前代书目所记。傅增湘先生跋“光绪七年钟登甲刻《函海》本”云：“明弘治抄本《说郛》全收此书，取此刻校勘，异字极多”。这里仅仅提到“异字”。又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所据为六种抄本（包括上述弘治本），亦未见有大异。可见在陶宗仪编《说郛》时，《蜀梼杌》已成今日之面貌。陶氏《说郛》收书大多为摘录性质，其所据《蜀梼杌》之底本究为何种面目，今已不可考见。今存本虽为残卷,然首尾完具，显系已经整理者，但是否即出陶氏之手，则不可知晓。从王应鳞之记载看，疑《蜀梼杌》在宋末已是残书或已成节本，而陶氏所据底本已非完帙。换言之，陶氏已如傅增湘先生所说'‘全收此书”，非为摘录性质。到清代，钱氏《绛云楼书目》等虽云“十卷”，可信亦不出今存本之范围，与其后之黄氏士礼居、瞿氏铁琴铜剑楼以及近世傅氏双鉴楼所藏者大同小异。所谓“一卷”、“二卷”、或“不分卷”，乃系后期之藏者、过录者和刊者依现有之篇幅重新厘定；盖因今存者一万余言之篇幅较原有之“十卷”相差远甚矣，已不复可分卷，故著录或刊曰“一卷”、”二卷”（卷上、卷下）。然如《四库全书》等丛书本径改张、陆二《序》之“十卷”为“二卷”以适合今本之卷数，则又稍欠慎重了。

傅增湘先生谓此书“至刊本传世，始于明季《历代小史》”。同为明刻者，尚有《说郛》（宛委本）与《续百川学海》。此三者似为今存《蜀梼杌》之最早刊本。又，除掉《说郛》的几种明抄本外，以愚之有限的见闻，现存抄本中，以跋记的年代论，最早者为载有焦竑（弱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跋记的清代迁录本（如“清孙潜抄本”等）。焦氏记其本原委云：“……录自吏人，讹舛十有四五，归田多暇，辄为审定，盖以三本互证，乃稍谛当如此”。（此处提到的“三本”，当皆指抄本。《四库》本谓采自“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卷末亦有“弱侯记”，必同出一源。）抄本中次早者为有黄丕烈等校、跋的“清抄本”，过录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西蜀范得志跋，范跋云：“余既刻《蜀梼杌》，因并刻（吴）曦事”（按傅增湘先生谓有无范刻本“别无所证”）。再次早者为“明天启七年冯仲昭抄本”。此本有叶奕（林宗）崇祯二年（1629）和冯彦渊（按即冯复京季子）崇祯七年（1634）二跋，叶跋云：“天启丁卯（1627）夏，假得冯已苍（舒）本，命仲昭抄就”。又彦渊跋云：“此书先君嗣宗（按即冯复京）从焦竑太史家假抄”。故知其与“清孙潜抄本”、《四库》本等同源。

黄丕烈跋“清抄本”云：“近世所传者，未知何自出。余向藏旧抄本，较此少逊。顷借海宁陈仲鱼藏本勘一过，彼分二卷，前后俱有序，其自序中语与宋人所载合，必非妄矣。因补录于卷中。此似出明刻，末有范得志跋，可为证”。又云：“校陈本毕，因取旧藏冯已苍（按即冯舒，冯复京之子）本校一过。……统三本阅之，陈本为胜”（按此跋作于嘉庆十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黄丕烈又补记云：“癸酉春暮，吴枚庵（翌凤）借此本去，归时见有红笔夹签者若干条，盖从其本校岀也”（又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可见入清之后，《蜀梼杌》之抄本甚伙，但似乎均不岀今本之范围。

清代藏家之书传承关系颇为纷繁，如钱氏绛云楼及述古堂之书，后大多入黄氏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黄、汪之书，后又大多归郁氏宜稼堂。郁氏之书散出后，其善本又多入丁氏持静斋、陆氏南宋楼。不知《绛云楼书目》所载之《蜀梼杌》“十卷”本，是否即为后来皕宋楼所藏者？

就笔者所见《蜀梼杌》的十数个版本（包括抄本）而言，除掉《说郛》（宛委本）、《续百川学海》本全缺后蜀部分，并缺前蜀部分王衍事属特例外，其他各本无论是单行本、丛书本，刊本、抄本，也无论其书著录或原刻多少卷，其内容皆大同小异，仅有个别字、句的差异，而字数大约在1.5万字左右。诸本中稍有出入者，为有些抄本中多了抄录者据《欧史》增入的后蜀广政十八年一段文字，而刊本中大多未增加此段文字。从整体上看，此书分为两大部分，编年叙事，分记前后蜀事。于王孟事迹后有“黄松子曰”即编撰者张唐英的一大段评述。文中间有唐英之注，如“奇相”、“肥遗”之类是也。其体例一如陆昭裔《后序》所称“若荀悦《汉纪》之例”。清初之冯舒（己苍）曾说：“此书共十卷，此只其纪耳”（见二卷本“清抄本”跋记），意者《蜀梼杌》为纪传体；其说缺少根据，不足凭信。今存本虽为残卷，然其体例之原貌仍清晰可见，即所谓“春秋体”（编年体）也，与此书又被陆氏称为“蜀春秋”同义。

《蜀梼杌》早非完帙已如上述，这不仅可从卷数的差异上明显可见，即如张唐英《自序》中提到的一些内容也不见载于今本。《四库提要》卷六六：“唐英尝撰《嘉祐名臣传》及此书，今《名臣传》已佚，惟此书存。然考楼钥《攻媿集》引《外史梼杌》王建四年书张琳始末，有‘大顺初，憘实为黔南节度使辟为判官’（按原书作‘推官’）一条，今本无之，则亦非完帙矣”。

清劳格曾据诸书辑出“补遗”一卷，附载“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后（未刊稿本），今藏北图善本书室。兹录其目如下以作参考。

劳氏据曾慌《类说》卷二十八辑出《外史梼杌》凡24条；一条“见上”，9条见原书；今本无者14条。见下：

神箭、小民得利便喜、囹圄冤气、古镜、不幸生三子、睡相、郑亦歌、学沈谢嘲风月、一部肉鼓吹、梦立北斗下、记前生事、玉垒集、蟠桃核杯、冷语冰人。.

劳氏又据叶廷珪《海录碎事》辑出四条，计为“髯须职”、“赫雷”、“一部肉鼓吹”、“冷语冰人”（《后二条并见《类说》）。

又据祝穆《方舆胜览》辑出三条，计为“周庠说”、“张琳”、“丹霞楼”（此三条题目为笔者所加）。

又辑《四库提要》引《攻媿集》一条（见上文）。

按：今复检《海录碎事》，犹有可为“劳辑”作补充者。此书卷十九引《外史梼杌》，尚有“甘州词”、“水调曲”二条；并见原书。又，未注明引书但见于原书者有“风月主人”（卷十二）、“奇相”（卷十三）、“僧发”（卷十四）、“肥遗”（卷二十二）等。以上数条与原书所载文字多有异同，可互为参照。

作者简介：樊一， 成都永陵博物馆研究部主任。

文//来自于《四川文物》2000年03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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