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黎:论魏了翁的诗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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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黎:论魏了翁的诗注观

2019年08月24日 19:31:06
来源:巴蜀全书

魏了翁是南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给宋人的诗歌注本作序最多的人。前面一点是学界共识,后面一点则为学界所不察。

魏了翁所作的序文共以下5篇,即《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侯氏少陵诗注序》《临川诗注序》《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注黄诗外集序》。除此之外,在门生王德文所作《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中,魏了翁亦留有亲笔批注。在宋人文集中,这种频率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序文涵盖的范围很广:从注本的类别上看,既包括本朝人的本朝诗注,如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临川诗注序》)、邓立《山谷外集诗注》(《注黄诗外集序》)、裴梦得《欧阳修诗集注》(《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也包括本朝人的前朝诗注,如费元甫《注陶靖节诗》(《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侯伯修《少陵诗注》(《侯氏少陵诗注序》);从注释的类别上看,其不仅为他人注本作序,当门人为自己的诗歌作注刻印时,他亦参与其中,亲自审阅手定(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中的批注)。所以,在诗歌注释这个问题上,魏了翁不仅发表评论,而且亲自参与其中,知行结合,展示出鲜明且完整的诗注观。关于这一点,学界鲜有人论及,故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讨论。

魏了翁像

作为南宋后期重要的理学家,魏了翁的诗注观有着非常清晰的理学立场和烙印。他认为,诗注要能够剖析并发挥深藏在诗中的义理。在《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中,魏了翁首先指出,“世之辩证陶诗者”,多沉溺在对字号、生卒年的考订上;“称美陶公者”,则一味赞叹其操守、真淳和志节,这些讨论固然有价值,但却都忽视了更为关键的问题——“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则未之深识也。”对于这个问题,魏了翁做了如下回答:

《风》《雅》以降,诗人之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物观物而不牵于物,吟咏情性而不累于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谢康乐之忠而勇退过之,有阮嗣宗之达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岂小小进退所能闚其际耶!先儒所谓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者,陶公有焉。

在魏了翁看来,陶渊明的境界远在诸贤之上,而如此高妙的境界,并非小小的进退之心所能牢笼涵盖。归根究底,追本溯源,是因为其体悟到了天地之间至高至深之道,故带着被道浸润的目光,其在闲暇时,因目有所接、心有所动、情有所触,发言为诗,便无不悠然自得。这里的“先儒”即邵雍,“先儒所谓”一段,即是魏了翁对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的语言表达和观点立场的完全继承:

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

由于“经道”才是陶诗“悠然自得之趣”的关键所在,基于此,魏了翁对费元甫的陶诗注本的评价也就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了:“为之训故,微词奥义,毫分缕析”,也即认可费元甫对陶渊明所悟之道的体察以及在注释中对其中的义理所作的细致的分析和梳理。

费元甫的《注陶靖节诗》今已亡佚,我们无法看到其“微词奥义,毫分缕析”的具体情况。但是,魏了翁的这一主张在其为门生王德文所作《注鹤山先生渠阳诗》添加的亲笔批注中仍有着比较直观的呈现:

三时收工还朔易,《左·威公六年》季梁曰:三时不害。○《书·尧典》:平在朔易。注:岁改易于北方。先生亲笔批注云:言大火星辰见则天地间万物敛藏。百川敛盈归海。《淮南子·记论训》:百川异源,皆归千海。《禹贡》:海滨广斥。谁将苍龙挂秋汉,张文潜诗:苍龙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宇宙中间卷无迹。《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人情易感变中化,达者常观消处息。《史记·礼书》:人情之所感。○贾谊赋: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向来未识梅花时,李太白诗:闻道春还未相识,走旁寒梅访消息。绕溪问讯巡檐索。渊明《桃花源记》:咸来问讯。○老杜诗: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绝怜玉雪倚参横,《韩文公集》:肌肉玉雪可怜。○柳子厚《龙城录》:赵师雄罗浮一日见一女,与之扣酒家,少顷,一绿衣在侧。醉寝后醒,东方已白,起视,乃在大梅树下,月落参横,但自惆怅而已。○东坡诗: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又爱青黄弄烟日。山谷《上东坡梅诗》:烟雨青已黄。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汉·五行志》:云雷出地则养华实;发扬阴伏,宣盛阳之德。○潘安仁《闲居赋》云:李梅郁棣之属,华实照阑。侯虫奋地桃李妍,《记·月令》:蛰虫始振,桃始华。注云:皆记时候也。○柳子厚诗:门掩候虫秋。○东坡诗:问他桃李为谁妍。○山谷诗:桃李春昼妍。野火烧原葭菼茁。白乐天《古草原诗》:野火烧不尽。○东坡《武昌山诗》:野火烧苍苔。○后山《舟中诗》:野火烧原雉昏雊。○《诗·硕人》:葭菼揭揭。《驺虞》彼茁者葭。注:茁,出也。方从阳壮争门出,直待阴穷排闼入。《易·大壮》注:壮者,强壮之名,以阳称大,阳长既多,是为大壮。坤龙战千野,其道穷也。以卦纪月则壮。为二月坤,为十月桃李葭菼等草木也,故于二月之春,争门而出,出十月之冬,排闼而入。排闼,借用樊哙事。随时作计何太痴,《易》:随时之义,大矣哉。争似此君藏用密。《晋·王徽之传》:何可一日无此君也。此借用。○《易》曰:藏诸用。又曰:退藏于密。人官天地命万物,《记·礼器》: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庄子·德充符篇》:而况官天地,府万物。二实五殊根则一。周子《通书》: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囿形辟阖浑不知,《易·系辞》: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却把真诚作空寂。东坡诗:世上如子野,禅心久空寂。后山诗:知世如梦无可求,无世求心普空寂。庭前拟绘九老图,付与人间子云识。先生自注云:五老峰前访梅招鹤,合余肩吾作九。○唐《白居易传》:居易居东都,自号醉吟先生。尝与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慎、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皆慕之,绘为九老图。○唐韩文公《与冯宿论文书》云:昔扬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子云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杨子云,必好之矣。先生亲笔批注云:言此一诗之义,后世必有识之者。

此诗题作《肩吾摘傍梅读易之句以名吾亭且为诗以发之用韵赋答》。王德文字周卿,魏了翁门人,得魏氏亲传。对魏了翁来说,迁谪渠阳是政治上的重大挫折,但渠阳六年,虽处寂寞之地,但其并未像屈、贾、韩、柳那样,“悲伤愤郁,形于诗歌,有不能一朝居者”,反而沉心治学,著书授道,与文人墨客以诗相酬,“舂容暇豫,俨然有春风沂泗气象”,故渠阳之诗,天下传诵,王德文为作《鹤山先生渠阳诗注》。

从上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德文的注释与魏了翁的批注有明显的差异。王德文的注释,无论是征引儒家经典还是征引诗文作品,都没有落实在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上,更多地是被用来索引钩沉。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努力探求诗中字句的出处,向“无一字无来历”的方向靠拢。这些注释都是引而不断,并没有对诗意的总结,更没有对诗中义理的阐释。如“随时做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句下,两次援引《易》,但只是用来确定“随时”“藏用密”二语之出处,最多也只是指出了诗句与《易》之间的联系,至于其中所蕴含的义理,则未下一言。可见,王德文承担了“训故”的工作,但“微词奥义,毫分缕析”的部分则付之阙如。所以,魏了翁在首尾显著处添加了两条亲笔批注,发挥诗中义理:首句“三时收工还朔易”之后,王德文引《左传》《尚书》以点出“三时”“朔易”二词之出处,对理解此句之涵义并无实质性帮助,魏氏于此加批注云“言大火星辰见则天地间万物敛藏”,直接揭示诗意,使开篇义脉流畅;末句“付与人间子云识”之后,王德文只是注出“九老图”“子云识”两个典故,魏氏批注则在此基础上指出此句“言此一诗之义,后世必有识之者”,揭示主旨,收束全诗。两条批注,一首一尾,鲜明有力,与王德文的注释区别显著。

除了重视对义理的阐释,魏了翁还进一步强调诗注的教化功能,认为诗注要能够“发挥义理之正,将以迪民彝,厚世教”。其在《临川诗注序》中云:

然公之学亦时有专己之癖焉,石林于此盖未始随声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则引范元长之语以致其讥。《日出堂上饮》之诗,其乱曰:“为客当酌酒,何预主人谋”,则引郑氏《考槃》之误以寓其贬。《君难托》之诗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则明君臣始终之义理以返诸正。自余类此者尚众,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则《诗注》之作虽出于肆笔脱口、若不经意之余,而发挥义理之正,将以迪民彝、厚世教,夫岂训故云乎哉!

针对王安石诗中的一些逸出儒家伦理纲常、过于求新求异的议论,魏了翁盛赞李壁能够在诗注中站在儒家立场对其进行批评和反拨,体现了鲜明的儒家政教观。

魏了翁的诗注观也在相当程度上坚持了诗学原则和立场,并体现出合理辩证的一面。

魏了翁认为,宋人作诗,追求无一字无来历,故诗中的语典事典,无论是出现的密度、还是涵盖的广度,都是惊人的。诗人借助典故压缩诗意,逞才炫博;但读者面对典故,却常常瞠目结舌,不知所云。所以,这些语典事典是横亘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障碍。而注家的任务之一,便是探寻句中语典事典之出处,破解复杂的语言密码,以便于读者在悉知典故所指的基础上,贴近诗人,把握诗意,故其在《临川诗注序》中云:

公博极群书,盖自经子百史以及于《凡将》《急就》之文,旁行敷落之教,稗官虞初之说,莫不牢笼搜揽,消释贯融。故其为文,使人习其读而不知其所由来,殆诗家所谓秘密藏者也。今石林李公曩居临川,省公之诗,息游之余,遇与意会,往往随笔疏于其下。……会某来守眉山,得与寓目,见其闚奇摘异,抉隐发藏,盖不可以一二数。……其丰容有余之词,简婉不迫之趣,既各随义发明,若博见强志、瘦词险韵,则又为之辨证钩析,俾览者皆得以开卷了然。

因为王安石诗中的典故出入百家,包揽四部,随心所欲,壮浪恣肆,所以,读者在面对其诗中“秘密藏”的时候,便一筹莫展,“不知其所由来”;而作为注家的李壁在这个方面下足了功夫,探寻典故,抉隐发藏,将荆公诗中的“秘密藏”一一开列于句下,还进一步对荆公诗歌的语言特色、艺术技巧、审美效果随时进行钩析点评,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跨越阻碍,有效把握诗意,“俾览者皆得以开卷了然”,是以魏了翁对其赞不绝口。

在《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中,魏了翁结合自己对欧阳修诗歌的阅读体验,同样给予裴注高度的评价:

余亦雅好欧公诗简易明畅,若出诸肆笔脱口者,今披味裴释,益知公贯融古今,所以蓄德者甚弘,而非及卿博见强志、精思而笃践焉,亦不足以发之也。

一方面,他赞赏裴注对看似平易浅近的欧阳修诗歌“融贯古今”一面的挖掘还原;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裴氏对欧阳修诗歌“蓄德甚弘”一面的印证发挥。

必须要指出的是,魏了翁对诗注的作用的认识是理性且辩证的。

首先,从以上两篇序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注在探寻典故、抉隐发藏、帮助读者把握诗意方面固然作用显著,不可或缺。但是,在魏了翁看来,这也只是注家的任务之一,并非全部,所以,李壁注的价值不仅仅是探寻典故,更在于“发挥义理之正,将以迪民彝,厚世教”;裴氏注的价值也不仅仅是借由注释知欧诗之“融贯古今”,还在于展示呈现欧公深厚的人格境界。在魏了翁看来,诗注是丰富的、主动的、充满活力的存在,不能把诗注完全等同于典故注释。在《注黄诗外集序》中,其比较克制的表达了这一观点:

予尝读三《礼》,于生子曰诗负,于祝嘏曰诗怀,乃知诗之为言承也。情动于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诗,非有一毫造作之工也。而后世顾以纂言比事为能,每字必谨所出,此诗注之所以不可已。

魏了翁继承了“诗缘情”的观点,认为诗歌是情感涌动的产物,创作是自然流露的过程,但后世诗人丢掉了情感,一味追求形式的繁缛精巧,大量运用语典事典,盲目追求无一字无来历,使得诗歌内容空洞,也使诗注沦为专门用来解释诗中典故的单一的被动的存在。

其次,在强调诗注丰富、主动、充满活力的同时,魏了翁又清醒地认识到诗注作用的有限性。在《侯氏少陵诗注序》中,他对诗注的价值、作用进行了冷静的反思:

黄公鲁直尝谓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之意。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予每谓知子美诗莫如鲁直,盖子美负报瑰特而生不逢世,仅以诗文陶写情性,非若词人才士媲青配白以为工者,往往辨方域、书土实而居者有不尽知;讥时政、品人物而主人习其读不能察。盖鲁直所谓闯乎《骚》《雅》者为得之,而诗史不足以言之也。眉山侯伯修,予尝与之为寮,闻其雅善子美诗,为之笺释,而未之见,其子伯升始求予叙所以作。阅其书,盖出乎诸家笺释之后,而雅善并能,蔽以己见,子美至是若庶几无遗憾矣。虽然,读是诗者,滞于笺释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则鲁直耻之,予亦耻之。

南宋后期,在千家注杜的风潮中,将杜诗目为“诗史”成为注家注释和读者接受两个方面普遍的基调。但在此序文中,魏了翁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诗史”之说进行反拨,对杜诗注本的价值进行反思,指出:第一,杜诗的妙处在于“诗心”,而非“诗史”,老杜直承诗骚传统,用诗歌“陶写性情”,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贴近老杜,入其藩篱。第二,“自求之则得之深矣”,对于读者来说,想要理解杜诗,关键是以心求心,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用心去体会大时代动荡沉浮的背景下诗人杜甫内心的沉郁慷慨、激愤彷徨,而非完全依赖以逐字逐句探寻典故出处、将杜诗与唐史互相比附为职志的各种杜诗注本,这样才能超越时间空间的阻隔,成为老杜的异代知己。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被困在杜诗文本的表层,索之愈细,离老杜则越远。第三,不可“滞于笺释”,无论多么完善的注本,其作用都是有限的。尽管侯伯修的《少陵诗注》后出转精,兼善并能的同时又能蔽以己见,“子美自是若庶几无遗憾矣”,但魏了翁仍然强调,读者不可陷溺于侯氏对杜诗的阐释之中,而应该时刻不忘“自求之,自得之”。魏了翁试图醒警后学的是“滞于笺释”的危险性,因为在读者试图把握诗意的过程中,诗注只是工具而已,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读者。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作品为本位,“自求之,自得之”,这才是最有效、最合理的阅读状态。

综上所述,魏了翁的诗注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且辩证。它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涵盖了理学注释和诗学注释两个领域。一方面,魏了翁坚守理学立场,认为诗注要能够剖析诗中的义理,做到“微词奥义,条分缕析”,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义理之正,对儒家的道德教化有所补益。另一方面,魏了翁也能够从诗学立场出发,肯定诗注在典故注释方面的重要价值,而且,保持辩证的思路,既重视探寻典故、抉隐发藏的重要性,又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避免走向极端,将典故注释等同于诗歌注释。

第二,打通了理学注释和诗学注释两种方法。“自得”本是魏了翁继承宋儒发明的阅读儒家经典的重要方法,即强调读者从儒家经典的原典入手,直接体认经典义理,而不是专读传注,完全接受别人的注释解说,这一观点在其诗文中反复出现:

更从诸经字字看过,所以自得,不可只从前贤言语上做功夫也。

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正缘不欲于买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

大抵读书虽不可无传注,然亦有不可尽从者。

魏了翁不是臣服于传注的权威,而是以读者为主导,希望读者在整个阅读过程中能够放下传注,摆脱对传注的依赖,直接阅读经典,并自觉体认其中的精神义理。在《侯氏少陵诗注序》中,魏了翁其将这一读经的方法平行移动到对杜诗的阅读中,号召读者“自求之,自得之”,力图将读者从诗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杜诗阐释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影响。

作者简介:李晓黎,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集句文学研究。

文//来自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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