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千斤担子两肩挑” 香港新亚书院精神于现今意义

钱穆 | “千斤担子两肩挑” 香港新亚书院精神于现今意义

钱穆 东郊国书房

钱穆（1895—1990）

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

今年欣逢新亚创校四十周年纪念，林校长及新亚校庆特刊编辑委员会主席唐端正，两位先生来信，要我写一篇话旧或述感的文章。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人生一世三十年，四十年已超过十年，不能算是一个短时期。对于一个年已九十五的老人来说，更可算是一段艰困漫长的人生旅程。

四十年前创办新亚时，我绝想不到四十年后，我还能在有生之年来庆祝。这在我生命过程中，实感快慰。

我正式离开新亚已二十五年，离开香港亦已二十二年。但香港与新亚，始终在我深切的关怀中。近几年，我衰老多病，不能多思考，惟对中国人未来的命运，仍如旧般在心。

我感觉，似乎今天整个世界都在快速转变中，没有人能预知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由于“一九九七”的大限日近，香港未来的命运，像在风雨飘摇中。每想到香港，自然会联想到新亚，两者是难以分开的。为纪念新亚创校四十周年，回念过去，想起三件事，值得在庆祝四十周年时，再向大家提起。

一、是我当年为书院取名“新亚”。

二、是我为大学取名“中文”。

三、是我坚持第一任中文大学校长应由中国人担当。

这三件事，都有关新亚的历史，并与香港地位特殊有关。

1956年 位於农舍路的新亚书院校舍

民国三十八年，我避祸来到香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回想四十年前的香港，中国人的地位是很低的。那一种殖民地的气氛，深深压迫着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们。当年的感受，不是今天的香港青年所能了解。我不能安身国内，只身流亡到香港，这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一个流浪者的心情，是很难描述的。

我不敢暴露中国人身分的心情来要求有一个“新香港”，遂转而提出“新亚洲”。

我当时只能希望英国人对亚洲殖民地采取较开放的新姿态，使流亡在香港的中国人能获较多自由，所以我为我们的书院取“新亚”为名，寄望我们将有一个稍为光明的未来。

新亚书院(New Asia College)，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校址在香港九龙，创立于一九四九年，为已故钱穆先生及一群来自内地之学者，在极艰难穷困的环境中所创办，其目的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964年，香港当局采用联邦制将三个私立书院：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为中文大学的一部分。

仅不过十年，由于流亡香港的中国人的努力奋斗，在香港做出了他们的贡献。统治阶层的英国人，不得不重视这批流亡者的存在，于是要求成立香港大学外的另一所大学。把已经有的流亡学校，组合起来，另创一个大学，以应实际需要。

大家都知道，原有的香港大学是一所以传授西方文化用英国语言为主的大学，他代表殖民政府。

而香港社会实际上有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承袭中国文化，并使用中国语文的。

我们的新亚，在当年虽是“手空空，无一物”。

但在香港的文教界，早获得了肯定，并且受到社会上普遍重视。所以在最初，新亚即被认为为新大学的一成员。当时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开了多次会议，讨论为此一即将成立的新大学命名，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众议纷纭，未有定论。我提议，不如即照当时筹备期所用英文名直译为“中文大学”，终于获得定论。

以香港的特殊背景，用“中文”两字来做新大学的名称，是涵有某种特殊意义的。

1957年 新亚书院社员合影

后来大学成立，校长人选成了众所瞩目。香港政府当时有意委任一位英国人，而我主张应由一位中国人来任。我曾说：“不论香港政府请谁，我都不反对，只要他是一个中国人。”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一年，我与内人从美国回香港，特地绕道英国，与当时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富尔敦爵士会面。并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在伦敦近郊的家中住宿一晚。抵他家当天的下午，以及当日晚饭后，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校长人选该是英国人抑是中国人的问题。

第二天，富尔敦陪我们夫妇回伦敦，在火车中，我们还是讨论同一个问题。最后我问他：“你是否认为中国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担任大学校长的呢？”

于是这一争论，才算告一段落。

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接受新亚书院致送的纪念品

当时的香港政府，以为在中文大学初创时，由一英国人来任校长，做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桥梁，会有助于新大学行政的推行。以香港环境的特殊，中文大学成员背景的复杂，我们不能不承认香港政府的主张自有一番理由。

我更深切明白，由中国人来任校长，绝不会比英国人任校长，对新亚能有更多的帮助。

相反的，英国人任校长，新亚可能受到更多尊重。然而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提倡中国文化，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我不能同意由英国人来任校长。英国人终于接受了我的意见。

钱穆在新亚书院授课情景

中文大学正式成立后，我即辞了新亚书院院长职务，不久迁来台湾，长期离开了香港。今天为庆祝新亚四十周年撰文，关怀到香港的未来，我不免又想起以上三件事。

我很高兴，自中文大学校长由中国人出任后，没有几年，香港大学的校长也改由中国人来担任了。今天香港政府其他多所大专院校的行政首长，也陆续换成了中国人。这在新亚创办初期，是难以想像的，但今天却变得很平常了。

今天的中文大学，在世界学术界，其名声地位，绝不低于香港大学。而“中文大学”这一名称，在当时至少表达了大多数香港居民的心声。

从前的香港，是中国人的土地来作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希望香港不该再有殖民制度，即是希望中国人英国人同居一地，不应再有统治、被统治之别；也即是希望泯灭人类种族的分别，成一“大同”的集聚。

至今不过四十年，现在不仅英国人即将退出其殖民地的地位，而香港也真成为新亚洲一重要的新邑了。我们中国人正该欢欣鼓舞，而不幸今天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不仅没有这表现，反而怀有恐惧忧虑的心情，这真是值得悲伤的。目前的香港究该如何？这是香港人眼前一大事，正须待香港人自己好好努力。

我们总不能再存有依赖英国人之想，中国人的事该由自己负责。

到1965年正式辞职离开新亚书院,钱穆居港办学长达16年...

四十年来，新亚书院面对所处的环境，曾尽了他的一份责任。虽然到今天，我们还很难给过去四十年的新亚书院做出正确的评价。

然而四十年后，新亚即将要面对一个与前全然不同的环境，他所负的历史使命也将有所不同。

我们要对抗外来的压迫是比较容易的，建立内在的自由却转较难。

在钱穆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中,师生共甘共苦

新亚的校歌有一句话：“千斤担子两肩挑。”

这是写我当年心中的实感，一点也没有夸大。我恐怕今天以后的中国人，肩上担子绝不止千斤。

当年的新亚，全校师生加起来不满百，而物质上、精神上真是“手空空无一物”啊！然而我们当时却自觉该背负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并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终于一步步度过难关。

今天的新亚师生十倍当年。再加上毕业校友，恐已有百倍。以今天的新亚比从前，无论人力财力，精神物质，力量大了何止十百倍。只要我们能团结一心，坚持信念，为我们苦难的国家民族共同努力携手并进，纵然是万斤重担，我相信新亚师生也绝不会退缩。我不禁要再一次呼唤：“珍重！珍重！我新亚精神。”

藉此创校四十周年纪念庆典，向新亚全体师生及毕业校友，献上我衷心诚恳的祝福与期盼。

钱穆书于台北外双溪素书楼 时年95岁

原刊《新亚生活》月刊第十七卷第一期，1989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