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栋：访台书院纪行

李才栋：访台书院纪行

2003年12月底我有幸应台湾喜马拉雅基金会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之邀请赴台湾参加“东亚教育与考试传统的特点”国际学术研讨会。26日经香港，飞台北。先住福华国际文教会馆。28日上午会议安排我们参观了故宫博物院，看到了一批中国古代文物之精品，又参观了台湾原住民博物馆。下午正式开会，先在台大参加开幕式，并聆听了狄百瑞教授的演讲。随即乘车前往桃园鸿禧大溪别馆继续开会。别馆环境特别幽雅，周围树木、草地布置得都很别致，相当美。

29日上午开始由李弘祺、黄俊杰两位教授主持，着实非常紧张地研讨了两个整天。30日晚回台北福华国际文教会馆。在研讨会上与会者得到了一次互相切磋的好机会。大陆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我以外还有厦门大学刘海峰与湖南大学邓洪波两位教授，这两位年轻同行都是我的老朋友。

在这次研讨会上我所提交文章的题目为：《从早期鼎峙江南三书院修德、应试的双重使命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在文章中我提到的三所书院是始建于唐代的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义门书院、陈氏书堂），始建于五代的洪州胡氏华林书院（华林书堂、胡氏书舍），以及始建于宋初的南康军洪氏雷塘书院（雷湖书院）。宋初著名文学家杨亿（974－1020）在《雷塘书院记》一文中曾经说到：“先是浔阳陈氏有东佳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骛。宜乎与二家者鼎峙于江东矣！”我就此鼎峙江南东西两路三所名书院（原址现今都在江西省境内）家传孝义、期取青紫的双重目标，阐述了我国早期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的互动作用。

这三所书院均为义门大家族所创，这些大家族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都颇有影响，乃早期聚徒讲学书院初步规范化的标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东佳书堂许多史料的发现，曾经为确定具有学校性质书院始于唐代提供了重要证据，解决了中国教育史、书院史上长期悬而未解的“谜”。可以说东佳书堂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宋代一些创办书院的大师曾经批评过官学教育与科举制度中过分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利禄的问题，以致在学术界逐步形成一种观念，那就是书院曾经是作为科举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其实从对早期三书院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一开始就承担着修德与应试的双重使命。在长期的发展中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有着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作用。不仅如此，二者都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对“双胞胎”，或者“姊妹花”。它们似乎曾经是既“同生”，又“共死”的“伙伴”。

书院以相对自主办学的行动和比较自由的学风见胜于当时的官学；而科举考试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有比较严格，甚至僵化的规则，但仍是一种比较“公平”的选拔人才机制，不仅在过去起过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在会议研讨过程中，轮到敝人宣讲文章，我没有照念，主要是讲了几个问题。“鼎峙江南三书院”之说早于宋初“四大书院”之说。其影响亦早已展示于神州大地。这三书院的创办者，均为义门大家族，家传孝义和期取青紫是三书院的共同使命。陈、胡、洪三大家在《宋史》中均有传。人口繁衍大江南北，中共二任总书记陈独秀、胡耀邦是其后裔。另外如陈宝箴、陈立夫、陈毅亦是江州义门后人。钱穆先生的胡氏夫人，是华林胡氏的后人。三书院，尤其是东佳书堂是中国书院早期规范化的标本；然而仍然在办学模式等方面体现出各自明显的差异性，表现了早期书院建设的随意性和自由度。按马端临的说法，书院与“或作，或辍不免具文”的官学不同，“乃地方留意斯文的贤士大夫所为”，“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的事业。在当时亦不能称之为一种有严格规范的“教育制度”，恐怕只是一种教育模式。“制度”一词在中文词语中用得很滥，是指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它还是社会制度中的某个环节、规章、守则。人们甚至把收发、门卫的规定都用“制度”来涵盖。历史上往往有人因对某项规定提出修正意见而当作反对某种社会制度而蒙冤的。书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以表现出较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绝大多数时间中没有一种朝廷规定的制度约束。各个书院无论在办院或教学方面大都有因地、因时、因院不同的操作办法。明代嘉靖、万历、天启间朝廷曾经几次下令毁书院，后来在人们要求恢复时，仍有人以“祖制所无”加以反对。这也说明“书院”并不包含在明皇朝规定的教育制度中。我们的同行常将教育史分作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两大部分，把教育方面的实际操作都统归于制度，但应该看到书院具有相当随意性和自由度的办学、教学方式，是很难与具有严格规定的制度相提并论的。我建议是否可以就这个“制度”问题好好研究研究，书院是何时，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教育“制度”的。弄清楚这些问题对解决书院研究中的分歧，可能会有帮助。我与湖南的朋友有不少争议，恐怕也与对概念的理解有关。目前则恐怕要慎用“制度”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

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刘海峰教授对“制度”一词的英文翻译作了几种不同的解释。邓洪波教授也似乎同意过去不少争议与概念的理解有关。然而对于书院的程度和性质问题仍然未能有机会展开争论。

在我宣读文章前，高明士教授称我为书院史研究的“大佬”、“权威”。非常惭愧。尤其这几年中我已在学术研究组织的扯皮中，浪费了许多精力。而海峰、洪波这几位后起之秀近几年成果多多。我年老体衰“紧跟不上”了。

在会议期间我于即席发言中谈到了宾兴会这类民间助学、助考机构。我说这种组织既有雪里送炭，也有锦上添花的作用。比家族的义庄涉及范围更广。然而过去未引起教育史工作者的重视。在编写《教育大辞典》时经过我的力争才列入条目。这是民间社会有关教育和考试的公益事业，似不容忽视。在谈到讲学之会时，我强调了讲会组织、会讲活动的区别和联系，宣讲与会讲的区别，会议、会晤的差别。在讨论到东林会讲中的歌诵时，我以为儒家教育向来就有弦歌，吟唱的内容，是书院和官学祭祀、教学中必备的东西。史料中常有以“不闻弦歌”的说法来表达当时“教学停顿”的意思。用弦歌当作教学的同义词来表述，可见其重要地位。

这次访台我会见了许多老朋友。贾馥茗教授是我在北京师大的师姐，她曾三次来访，两次共进午餐。在交谈中回顾了老北京师大许多掌故，感慨甚多。高明士教授夫妇在我到达当天即约我共进晚餐。第二天派他的助手严茹蕙小姐陪我参观历史博物馆，当晚又请我在素食馆——莲池阁吃饭。中华航空公司将我的行李包弄坏了，并拒不负责。高明士看我当时没有台币，特意买了一个新的箱包送给我。李弘祺在我来台当天就去会馆看望我，离台时又来送行，亲自安排我在会后四天的考察活动。黄俊杰、徐光台、古伟瀛、郭文夫、刘伟光、李雪莹、鹤成久章等诸位亦再次相遇。又认识了周愚文、吴文星、艾尔曼、黄丽生等多位新朋友。

31日上午贾馥茗教授带我和邓洪波去师大参观，到教育系看了系里给贾先生这位年近80的荣誉教授留下的办公室。当贾先生带我们进校时许多不同年龄的先生、女士向贾老彬彬有礼地鞠躬致意，看来台湾尊师的中华传统保持很好。下午周愚文教授陪我与洪波参观了教育系、中文系、历史系，看了图书馆、资料室。我们还参观了教育系历任教授著述，讲义的陈列室。看来他们对学术传承相当重视。阳历除夕晚上李弘祺宴请刘、邓、我三人。饭后我们一起又拜访黄俊杰先生的书斋，辞旧迎新。

元旦。刘海峰教授先行离台，我和洪波与高明士夫妇约定由他们亲自驾车带我们去台中、彰化一带考察磺溪、道东与文开三所书院。早餐后从福华国际文教会馆出发，先是高夫人驾车，到高速公路中途休息处改由高明士先生驾车。我们先到台中县大肚乡下堡参观磺溪书院。书院正在修葺，几根大柱子立在院四周顶着一个大屋顶，盖住了整个书院建筑物。由于未封锁通道，我们穿门而入，从内中窥视了书院的各种陈设。磺溪书院，供奉文昌帝君，故亦称文昌庙。早在清乾隆初就有了“西邕社”的创设，以教化乡间，系该书院前身。似为一种文会，被称为大肚、龙进、鸟寺三乡文化教育摇篮。清光绪十二年（1881年）建为书院，现由乡公所负责管理，派人值守。乡里经常在此举行文化节，并定期举办乡民子女的成年礼。磺溪书院目前成为乡间含休闲、娱乐、文化、书香、信仰、薪传等多功能的文化古迹。邓洪波将书院墙壁上课程表照了相，表中书目含有蒙学的内容，该书院似兼负了经馆与蒙馆的双重职责。该书院奉行白鹿洞书院教条，至今还挂在墙壁上。

道东书院在彰化县的和美镇，该书院亦架上了大盖顶在全面整修之中，四周围有墙，将照壁、山门、泮池和各种建筑物包括进去。我们去礼拜参观时敲了半天才有一老者前来开门。我们虽进了园子，但却进不了院屋之中。这所书院规模大大超过了磺溪。据王启宗先生《台湾的书院》一书称其是“台湾有数的民间巨型书院”。据说亦是“目前台湾各地留存清代书院中较具原貌者”。创建于咸丰七年（1857年），主祀朱子。由地方儒生阮鹏程、陈茂才、王祖培、黄际清等人奔走倡建。取名道东，似有先王之道，孔子之教东来之意。80年代曾由台湾当局拨款，依原貌重修。常有台湾高层人士光顾。和美有街市，书院周围比大肚更显热闹。

午间驱车去鹿港，鹿港镇门前立了一块“海滨邹鲁”大石柱，可见洙泗之风在此深入民间。高先生夫妇请我们在一家饭馆吃鱼翅席。据说这家饭馆颇有名气，经国先生曾经光临过。进门时就见到经国先生光临该店的大幅照片挂在墙上，老板以此招揽顾客。这里的鱼翅既鲜美又价廉，据说在台北是很难吃到的。在高氏夫妇盛情之下，我与洪波大饱口福。饭后参观鹿港文开书院。该院于道光四年（1824年）由海访同知邓博安倡建，会同八郊士绅，尤其是儒商林文浚的捐助而建成。书院名文开是为纪念明末儒生沈光文。沈氏字文开，号斯庵，原籍宁波，于荷兰占据台湾时来台，教导人民读书识字。有“台湾汉文化之祖”的誉称。该书院全盛时有图书30万册，先后出了六位进士，八位举人。目前有一个大围墙将天妃宫、龙山寺及文开书院三处古建筑圈在一起，围墙内有参天大树。书院则因修葺又被封闭，经高明士先生再三交涉，我们从后门进入院内。书院有祭祀朱子的殿堂，有讲堂、藏书屋、生徒斋舍、山长燕居。由于修建工作尚未结束，陈设、匾额、书籍尚未归位。在书院大墙外有当地挺扁人士的标语，对古迹环境大煞风景。

当晚高先生夫妇在台北请我们吃火锅，每人一只小锅，较为别致，既卫生又可口。我们移至台大院内的鹿鸣雅舍居住，雅致清静。第二天高明士夫妇又带领我们参观台北的明志和学海书院。先到明志书院，该书院原在淡水厅管辖范围，一度属新竹县，现在台北县泰山乡明志村。本来是建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义学，时兴，时辍。当时来台开垦的汀州贡生胡焯猷引以为憾，捐献田庙、庄园，供义学开销。淡水同知邓邦翰勉励其志，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禀请改为书院。当时的闽浙总督杨廷璋撰记立碑。目前遗址面积很小，屋宇已经倒垮。据说在市政建设时划去了大片土地，屋旁有学校、公所，可能都是原来书院的地盘。该书院壁间还有朱子和胡贡生牌位遗迹，杨制台的记事碑还在。

中午我们参观了台北龙山寺，这所庙宇祭祀各路神仙……甚至把反佛大儒朱熹和圣母玛利亚原型像亦包罗其中，表现了民间宗教特色。寺院周围有许多商贩，有点像南京夫子庙的街市，不过规模小很多。

饭后参观了学海书院，位于台北万华区河南路。原建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学海书院的名称是闽浙总督刘韵珂所题。1908年日占时期出售给高氏族人，成为高氏宗祠“有继堂”。高明士先生是高氏后裔中著名学者，故管理者对我们热情相待。该院亦在修葺中，然而仍是都市中的静土，既有书院遗物，又有高氏的特色。可惜我这个江西谱牒研究会的会长没有来得及阅读高氏的谱牒。二日晚徐光台从新竹赶来陪我们游台北市区。

元月3日上午三位亲朋来访，须太太是我在美国三姐的好友，她的两个儿子五十来岁还称我舅舅。早在27日他们曾驾车陪我游台北，中午请吃饭。3日上午又送我去基隆观光。3日中午古伟瀛先生请吃饭，黄俊杰、李弘祺、艾尔曼三位又来相会，晚上古教授又同我们观光夜市。4日贾师姐来访，谈学问。晚上又有老朋友达飞先生来访。5日上午我一人离台，赴香港。

从12月26日抵台至1月5日离台前后十来天，其经历终生难忘。

作者单位：南昌江西教育学院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