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刺史都不愿意当，唐朝诗人到底想干啥

元和后期的时候，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在走背运，一个任连州刺史，一个任柳州刺史，后来韩愈也吃了回大亏，贬官潮州刺史。

刺史职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主官，官阶却很高，最差也是正四品下阶，与尚书省的几个侍郎平级，这么好的职位，他们为什么还觉得委屈？

怪只怪唐代经济发展太不平衡了。

唐朝有没有一线城市？

有，长安，洛阳，都是世界级大都市，此外大唐龙兴之地太原府，行政级别特别高，还有皇帝临幸过（其实就是被人从京城赶出来逃难）的凤翔府、梁州，一度也升格为都城级别。

可是这些城市都有个毛病——经济不行。

长安是个什么地方？张良是这么说的：“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本来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但架不住长安人口越来越多，粮食物资不够用，只能从外面输入。代宗时期，长安城里燃料不足，京兆尹黎斡甚至专门从终南山开了一条渠道，专门往城里送木炭，可见这座城市每天的消耗量有多大。

碰上荒年，关中粮食供应到不了位，皇帝就得带着满朝文武，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因为洛阳在长安东边八百里，水路运输更方便，皇帝也得考虑恰饭的成本。

长安和洛阳这种消费型城市，吸收的是全国各地的能量，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谈不上有什么好处，特别在安史之乱以后，两都所在的区域民生凋残，这种单向输血的模式体现得更为明显。

唐帝国虽然疆域广大，可西北一带自然条件差，能自给自足就不错了，华北后来长期被藩镇占据，户口登记都不往上报，更不要指望抠出多少税收来。

整个国家经济指望哪儿？长江流域。

历史教科书上有一句经典论断：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从哪里南移？就是从黄河流域移向江南地区。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很长，直到宋代才完成。安史之乱肯定是其中的关键节点之一。

安史之乱以后，唐人心目中的一线城市有着另外一个版本：扬一益二。

扬州是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交通枢纽，从江淮流域到珠江流域的物资都在这里中转，加上可以直接通商海外（唐代扬州离海岸线更近），所以扬州的富庶堪比天堂。

除了扬州之外，就数益州（成都）最阔气，益州是整个西南地区的中心，天府之地不是白叫的，这里同样是个好地方。

唐代中后期，驻守扬州和益州的节度使，往往能够入朝为相，宰辅罢相之后，也将这两处节度使职务视为热门，可见这两个地方的重要性。

除了扬州、益州，大唐自然还有不少好去处，评判标准也很简单：交通便利、田地肥沃，人口繁盛，税收丰富，跟今天没什么两样。这是唐代官员选岗时候朴实的“唯GDP论”。

唐代有三百多个府州（不包括名义上归朝廷管的羁縻州），大概有五十个左右是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比如江西洪州、湖南潭州，后世成了省级行政区域的中心，这些州的刺史，一般会兼任本地区的节度使或者观察使，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所以这些刺史，实权比普通刺史要大太多。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给《旧唐书》挑刺，说“本纪”部分竟然连换个刺史都记下来，太啰嗦了，他可能没明白，这些刺史在地位上堪比清代一省主官，记下来才是对的。

条件最差的州在哪里？唐代贬谪官员，一般会往南部地区塞，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特别是海南，都被官员们视为畏途。

刘禹锡在元和十年入京时，其实有机会挪个好点的位置，可他贬谪朗州司马十年之久，一肚子怨气发不出来，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宰相武元衡等人一看，哟，这思想态度一点都不端正呀，明显心中有怨愤，所以明着摆了刘禹锡一刀，将他贬为播州刺史。

播州就是今天的遵义，依唐代官方核定的数据，播州户数不满五百，人口两千一百六十八，差不多是全国人口最少的一个州。唐代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播州刺史名为一州长官，实际上跟乡长一样，中枢给刘禹锡下这样的委任状，羞辱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看到这种情况，御史中丞裴度提出质疑，柳宗元也请求替代刘禹锡去播州，大概执政者也觉得交代不过去，索性将刘禹锡改为连州刺史，柳宗元改为柳州刺史。

连州地处湘粤交界的南岭群山里头，自然条件比播州好不到哪里去，人口倒是有十几万之多。柳州和连州相隔不太远，人口更少，两千多户，跟内地一个普通的县差不多。

一个州的人口数量，直接关系到经济繁荣与否，刺史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征收赋税，他本人的收入、政绩考核都与此息息相关，刘禹锡和柳宗元既然是贬官，当然没有升职的指望，例行考课却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唐代前期刺史地位很高，关键在于可以对接中枢，“上达天听”，虽说皇帝也委派黜陟使、采访使之类的钦差大臣，但主要是监察性质，而且这类使者不常设，刺史有很大的自由空间，除了不掌兵权，实属一方诸侯。

安史之乱打破了这种扁平化的行政层级，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皇帝必须突破常规，设置大的政区（军区），委派专人出任节度使掌控军政大权。比如玄宗委任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节度使，等于将贵州、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全部，湖北大部，以及河南、陕西、重庆的部分区域都交到他手里，永王要努把力，跟肃宗争个皇位还真有很大胜算。而肃宗为了解决永王，委任诗人高适为淮南道节度使，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区域都划归高适管辖，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后来一直延续了下来。

安史之乱以后，各节度使管辖的区域划分得更细，但一般都会管上好几个州，某区域战事平定之后，可能会收回该地区节度使的兵权，改为观察使（边境则设经略使），所以节度使和观察使，就成了刺史的实际上级。

刘禹锡任刺史的连州，归属湖南观察使管辖；柳宗元任刺史的柳州，归属桂管经略观察使管辖，而韩愈所任潮州刺史，归岭南节度使管辖。

刺史原本山高皇帝远，现在直属上司就在几百里范围内，假如工作方面出了什么差错，责罚随时就来了，节度使和观察使通常不会亲自到场，而是委派年轻、资历浅的判官过来，像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这些做过朝中大员的角色，肯定不会愿意面临如此窘境。他们对刺史职务的排斥，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