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平:论王韬的教育思想
历史
历史 > 自媒体 > 正文

孙建平:论王韬的教育思想

孙建平:论王韬的教育思想

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想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王韬是这一群体中一位较有影响和成就的一员。他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热心倡导西学。在王韬的改革维新思想中,教育思想是非常进步且有着较大影响的。

王韬教育思想的形成,首先和他的性格及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自幼“性情旷达,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1]。1846年,他乡试未中,更促使他彻底放弃了科举功名,转而从事“经世致用”之学。他父亲去世后,由于家道更加衰落,不得已而去上海谋生,之后应英人麦都思之邀,在上海《字林西报》附设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和伟列亚力、艾约瑟等西方传教士共事达十三年之久,期间广泛接触了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并向清廷地方当局提出过许多建议,但他本人并未受到重用,这与他没有功名出身也很有关系,于是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他流亡香港和欧洲的经历,也让他得到了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让他进一步认识到国弱民贫的原因,从而成为一个热衷于西学的进步思想家。其次,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政府的腐败、落后而又故步自封的特点完全暴露,官僚士大夫的无能、自私、软弱也在救国、平“贼”过程中充分显现,人们急切盼望能有新型人才出来救世,而另一方面,一成不变的取士制度体系严重阻滞了新型人才的产生。王韬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全新的真才论、选才观和储才观(学校教育观)是其主要内容。

一、真才论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人才通常指功烈彪炳、才德彰闻者,儒家把人才的标准定位在“修齐治平”上,朝廷往往只是把科举考试的胜出者看做人才。这种人才观无疑是比较狭隘的,尤其到了晚清,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人才已经有了不同的理解,其中王韬是认识最深刻者之一。

王韬发现传统人才观的不足是从认识“士”开始的。他说:“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财货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思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相见用。”[2]这样的人为什么能称之曰“才”呢?这是人们对“士”的认识不足,王韬认为现在的“士”只是徒有其名,与真正的“士”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他说:“今日之徒能时文(注:时文即八股文)而嚣然自足者,皆不谓之士;此乃民之实,而窃士之名者也。”[3]这些经科试而被称为“人才”的人,在他看来,只是有名无实的废人,除了读书、讲时文,没有一技之长,在实践中并不能起什么作用,一旦这些人掌握印绶,直接承担治国重任,则“乌得不病国而殃民”?[4]

为了更准确地设定人才的客观标准,王韬提出了“真才”一说。他认为真正的人才不是那种在传统封建人才观下只知“怀抱圣贤之典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的“人才”,而是能“以有用之心思,施之于有用之地,日事讲求富国之效”的人,“夫所谓真才者,与国家同休戚共患难者也”[5]。王韬很懂得欣赏那些有一技之长、有专门知识的人才,而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君子不器”的人才观。他认为人才的种类很多,等级和用途也不相同,有将相之才,也有匠工制造之才,有出使之才,也有应急济变之才等等,“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实用”[6]。只有将真正懂得“格致”之学的“真才”取代科试意义上的人才,才能“因才器使,靡有或遗”。

当然,王韬也并非一味排斥专时文的人才,他认为时文之中也能出真才,只是真才不囿于时文,比如他认为从科第中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就是以时文为晋身之阶,而成为真才的。王韬的这种认识,不失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而从他所举的曾、左、李等例子来看,也正说明他对“真才”之“才”的定位就是“经世致用”的实学。

二、选才观

晚清时“真才”难求,朝廷亦感叹无可用之才。而王韬并不完全这样看,他认为“乱世而人才亦盛”[7],“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未至”[8],关键在于如何选拔的问题。他担心的不是有没有人才的问题,而是担心朝廷“取才之法不善,求才之志不专,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9],这是一种切中要害的说法。

王韬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时的科试还停留在只试时文的方法上,王韬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制度的弊端,他说:“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耳,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国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也,正坐此耳,乃累百年而不悟。若以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进身,其谬亦甚矣。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10]这是王韬最痛心的事情,因此他把怨气一股脑儿推向了“时文”,“欲得真才,必先废时文始”。[11]他认为时文是“无用之学”,那些专事时文的人,既不懂察吏,又不懂治民,却能以时文为晋身之阶,高居庙堂之上,这样的人不但救不了国,相反只能误国。他认为对于书也只须取其足以记姓名而矣,文字亦不必求其工整,“辞达而已矣”,何必花这么多的精神才力去研习时文?还不如专注于器艺学术,更不如去学习“经世致用”之实学。他甚至愤怒地斥责时文:“士子所习之时文,皆尽可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大快也。”[12]他多次在其著述中疾呼:“时文不废,天下不治。”

王韬不但看到了科试内容的落后,而且还认识到了取士之道中愈演愈烈的“取宽用宽”的弊端。他说:“夫取士之道,当取之宽用之严,今则反是,泥沙与珠玉并进也,而又广其额,促其期,于是天下遂无真士。”[13]王韬认为科试取到的专时文之士越多,用得越多,会使天下人对时文更加趋之若鹜,看似要广纳人才,实则是更影响真才的显山露水,这样做只能导致越想得到人才而又越发现人才缺乏的结果,与取士、取才的初衷背道而驰。

针对科试取士制存在的弊端,王韬不只停留在批评上,他结合自己的考察、学习所得,提出了自己的改良措施,而对这种改良,王韬是主张渐进、温和的。

在王韬看来,时文和科举考试都已走到了尽头,必然要废,但这种废也不宜操之过急,应有一个过渡期。那么具体如何操作呢?王韬在《变法下》中提出:“储才之道,宜于制科之外,别设专科,以通达政体者先,晓畅机务者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二场之策题宜以时务,与首场并重,庶几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富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四五科之后,乃并时文而废之,则论者不议其骤革也。”[14]这样一种渐进的方式,当然不仅是为了堵人“议其骤革”之嘴,而是为谋求一种趋于平稳的过渡。

王韬所言的经题之“实学”、策题之“时务”指的是什么呢?王韬把它们分成了十科,分别是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地理)、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这也是废时文和科试之后的考试大纲,学生也不必全会,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科,便可以取之为士,试之以官。

此外,王韬对武科也提出了改良措施。他认为武科中还以弓刀石为考试内容实在太过落后,而应代之以枪炮之学,因为两者相比较,相去不下万倍。他提出:“别开武科,分之三途:一驾驶轮船也,二制造器械也,三演放枪炮也。”[15]除了制器之学,还可试智略之学和勇略之学,并且也和文科一样,专其一门者就可以简拔录用。这样文武并进,天下的人才便可以日见其盛,从而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当然,王韬针对旧式科试制度“取宽”的弊端,也明确提出“宁精勿滥”的主张。他说:“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之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之皆少。”[16]但王韬也提出过“取之宽,则人才皆入吾夹袋之中,而自无或遗”[17]的见解,看似与“宁缺毋滥”的原则相矛盾,其实,他还有“宽取用严”的主张,即在实际工作中考察所取之士的真才实学,严辨真才与伪才,使伪才们不得以空文而侥幸于一时。他的这种“取用观”无疑是和谐而又缜密的。

除了考试选才,王韬还提出与之相补充的选才方式。一是乡举里选制。对那种孝悌贤良、孝廉方正、德著行修、茂才异等的人,可以由乡里进行推选,而国家不必试其文章,只须“优其奖励”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虽不一定能选出干臣能吏,却至少能充分发挥其榜样作用,厚风俗,端教化。二是对“有拔擢人才之责者,当随时随地以留心”[18]。这即是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拓宽了取才用才的途径。这两种方法,是对考试选才的重要补充。

三、储才观(学校教育观)

王韬对旧式的学校、书院的教育进行了辛辣的批评和嘲讽。他说:“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只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以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19]显然,这种学校教育早已远远落后于西欧的现代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王韬充分认识到治国的急务在于储才:“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才。”[20]而储才的急务又在于改革学校教育制度。

“习之于平日,用之于临时”是王韬屡屡提及的一种理想储才模式,他指出学校的作用是在于“当今士子日夜肄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21]为此,他积极推进新型的学校教育制度,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

王韬认为新型学校要改变旧式官府之学和书院的教育内容,积极向西方学习,研习经世致用的实学,培养真才。他设计了学校的常规课程,其内容包括两部分:其一是文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其二是艺学,包括舆图(地理)、格致、天文、数学、法律等。“文艺两端,皆选专门名家者以为之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辩论时事,直言极谏。”[22]另外设立武备院、水师院、繁术院之类的军校,“教之以司炮驾舟,布阵制器,俾其各有专长”。[23]

王韬还把自己的改革主张运用到了实践中。1885年,他应唐廷枢、傅兰雅等的邀请,出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得以实践他的教育主张。在格致书院,他改变了书院的办学宗旨,积极推动书院向近代学校的转型,规定入院就读的士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更要讨论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创建并实行了“考课制度”。考课本来是旧式书院每年按季进行的诗赋时文考试制度,王韬发掘和利用这一制度的长处,用来进行科学方面的测试。他主张“书院即以格致名,则所命之题,自当课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务洋务”。[24]他不时延请院外热衷于洋务、关心西学的官绅名流为季课命题。从1886年到1893年,格致书院所出季课特题题目共有88道[25],其中科学类有23道,讨论最多的是中西学的关系和比较,这些题目大大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中西科学的认识,提高了人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了解水平。格致书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吸引了全国十多个省的知识分子。入院就读的士人,“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26]。格致书院的成功,使王韬声名大噪,也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王韬开创了近代新式教育的“风气之先”,这种教育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综上所述,王韬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求强求富的深切渴望和“改良维新”的理论基础上的,所以他的思想体系具有爱国性和进步性。尽管他的理论还停留在认识国情、学习西方、改良主义的水平上,但他对传统科举制弊端的揭露批判,对西方先进教育制度和西学的鼓吹,以及其苦心积虑设计的整套比较完整的方案和实践操作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使人们看到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前景,直到戊戌变法前后,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仍被众多的知识分子广泛采用和学习。无疑,王韬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注释:

[1]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第382页,中洲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

[2]王韬:《变法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54页。

[3]王韬:《原士》,《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9页。

[4]王韬:《原士》,《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9页。

[5]王韬:《原才》,《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5页。

[6]王韬:《尚简》,《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100页。

[7]王韬:《原才》,《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5页。

[8]王韬:《平贼议》,《弢园文录外编》卷七,第292页。

[9]王韬:《原才》,《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4页。

[10]王韬:《原才》,《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4页。

[11]王韬:《变法自强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87页。

[12]王韬:《尚简》,《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99页。

[13]王韬:《洋务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83页。

[14]王韬:《变法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57页。

[15]王韬:《尚简》,《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100页。

[16]王韬:《原士》,《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8页。

[17]王韬:《原士》,《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9页。

[18]王韬:《原才》,《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45页。

[19]王韬:《变法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54页。

[20]王韬:《变法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56页。

[21]王韬:《变法自强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88页。

[22]王韬:《变法自强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88页。

[23]王韬:《变法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57页。

[24]《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年春,王韬眉批,岳麓书院御书楼藏书。

[25]熊月之:《西方东渐与晚清社会》第3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6]《格致书院课艺》庚宣年,王韬序,岳麓书院御书楼藏书。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