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到底是不是清朝制服蒙古草原的“金手指”？ | 刘三解

答案是否。

首先，藏传佛教不是清朝给蒙古人的，而是明代同期蒙古人自己主动接受的。

早在公元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始在蒙古草原广泛传播，或者说得到尊崇的地位。

事实上，并不止黄教在扩张自己的信众，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也深入草原，进行传教活动。

曾经在清宫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嫡传，布延汗的长孙、蒙古汗国的正统可汗，拥有大元传国金玺和千金嘛哈噶喇佛像，是成吉思汗、忽必烈的正统继承人，就在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的影响下，改宗信奉了红教，引发自俺答汗时代就皈依黄教的漠北三部和漠南诸多大部落的不满。

也就是说，藏传佛教早在清朝还没有统治蒙古草原的时代，已经广泛传播，甚至成为影响政治选择的一个因素。

其次，蒙古被满洲的征服，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

这要从蒙古草原的经济地理说起。

蒙古草原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多重开口的盆地，而非人们一般理解的无限开放的大平原。

广义的蒙古草原的南界其实是东起阴山山脉，西到陇山的绵延山脉，也就是明长城一线，漠南和漠北，是通过千里戈壁滩中的几条固定通道联通的。

北方则是西伯利亚的茂盛丛林以及南北贯穿的诸多河谷地带，西方则是阿尔泰山的阻隔，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而东方，则通过大兴安岭南段的缺口，可以进入东北的平原地带。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金朝控制了南方和东方的文明区，而金朝本身又并不严禁贸易和铁器等战略物资的流入草原，这一点和对漠北草原厉行贸易禁运的辽朝完全不同，这就在蒙古草原和今天吉林、黑龙江的金朝辖区间建立了贸易联系。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亚文明区，仍保留着古丝绸之路的贸易线路和繁荣，直到蒙古西征的大军彻底地摧毁了当地的水利灌溉系统为止。

也就是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是“世界人”，居于一个中亚—北亚—东亚的大贸易系统之中，通过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他们并不是完全闭塞的。

这种“世界人”的角色，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蒙古西征”的副产品，亚欧大草原上并没有“加盖子”，“蒙古西征”的作用，只是让这些本就存在的底层经济行为变成“有资格被记录”的上层政治行为。

比如，一群威尼斯商人来到“别失八里”售卖玻璃制品，无论路程多么艰险，都十有八九会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可如果是罗马教皇派出的“朝贡使团”，就一定会被记录在大蒙古国或者大元朝的国史里。

因为前者对于记录者而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后者就上升到了帝国的荣耀。

事实上，早在西征之前，甚至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草原上的蒙古人就有信奉基督教的传统，这无疑是曾经存在的文明交流的果实。

而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在吸收了各个文明的成果之后，选取了最适用于军事目标的先进技术和组织形式，将整个由成吉思汗打碎血缘、地缘部落，“刚刚制造出来”的蒙古民族打造成为一个纯粹的战争机器。

所以，战斗力超强，可以横扫东西方，说得通俗点，就是打游戏时将技能点全都加在了战斗属性上。

在国人最普遍的历史认知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就是游牧民族的“骑射无敌”，事实上，在长达数千年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对抗中，哪怕是“骑兵”这个理应是游牧民族看家本领的兵种，大多数时候，富庶的定居民族都要比游牧民族更优秀。

无他，技术与财富的双重作用罢了。

而蒙古帝国的崛起，同样是吸收文明的力量，而不是纯粹野蛮的力量。

这一切，元末明初退出中原后的北元势力已经完全不具备。

一方面，当年分封在漠北的诸多宗王经过长时间的分裂和战争已经退化回了血缘部落；另一方面，草原上薄弱的产出不足以支撑元朝“国家”这样庞大的脱产组织。

最终，政治和组织敌不过经济的退化，只能随之退化，到达延汗的时代，蒙古汗国的组织只能重新退回到简陋的游牧国家形态。然而，游牧国家任何意义上的中央集权，都需要定居农业的支撑，至少，需要与定居文明的规模性贸易维持。

大明朝对于北方的对手，施行的是分化瓦解式的手段，坚决不与蒙古汗国的“中央”妥协，而宁可与其中的“地方势力”——俺答规模互市，并默许其河套地区大规模“板升地”的存在，也就是汉人移民的农业区。

正是由于这样的大环境，此时由中型部落联盟走向“统一”的蒙古汗国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而明王朝边疆的武力衰落也是可望可及的。

事实上，完全不同于很多“明粉”的错觉，明朝的边防力量，在明成祖之后其实一直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哪怕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李成梁、戚继光时代，他们的主要战绩取得，也是小规模的治安战。

在此条件下，农牧分界线附近的两大势力，实质上形成了力量均衡，中小规模的走私和跨越长城贸易，以及中型部落为基本组织单位的联合劫掠，即可以将草原的生活维持下去，甚至中上层还能过得不错。

两个“臭棋篓子下棋”的结果是，在组织能力上，明朝的边军除了少部分主将保有的“内丁”精锐（其中还有比例不小的蒙古降人和女真人）作为职业武士，还能胜任一些千人规模的对抗之外，普通营兵已经朽烂不堪。这个组织水平，和草原上的部落领主差别不大，只不过这些中型部落还能聚集起一群骑马的牧民来壮壮声势。

然而，真正的职业骑士，除了铠甲、刀枪之外，从小到大的训练和培养，都是靠钱、靠物资堆起来的，不是一句“生在马背上”就能凭空得来的。

其实，蒙古人在面对明朝的战争中，战斗力已经急剧衰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穷。

通往中亚的商路，已经被卫拉特蒙古占据，东方和南方的文明区，全部掌握在敌对的明朝手中，蒙古汗国的“存在”由于经济上的无力，只能不断地发生组织性退化，最终停留在部落联盟的层次上，而不再是强悍的中央集权军事帝国。

皇太极时代所面对的蒙古，就是这样一个部落联盟，而他使用“掏心战术”不断地追杀“正统共主”林丹汗直至其妻子投降，最终获得草原各部的臣服，恰恰只是对一个部落联盟的征服，而不是对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征服。

有人问，团结起来抵抗不行吗？

答案就是：靠什么团结？用什么团结？不存在的。

第三，清朝对蒙古统治真正的杀招是什么？

清朝对蒙古统治实际上是组合拳，一方面划分旗地，也就消灭了部落崛起、扩张的可能性，同时隔绝了交流；另一方面，采取要点驻军的手段，对事实上的经济和交通中心进行掌握，从而保障统治的可触达和威慑力。

至于其他的盟会、朝贡，甚至文化手段，都是小伎俩。

真正的杀招，来自于商业。

比如乾隆年间崛起的商号“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广泛活动，彻底占据了各个半固定居住的蒙古部落的商业活动，又用商业交换和高利贷，将所有产出绑住，形成一个真正的经济统治循环。

大盛魁的年收入最多时达到3000万两白银，几乎赶上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可想而知，这部分财富如果由一个“统一的”蒙古集权国家来控制，会对其组织水平、军事力量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这个大商号，一直依托清朝的军队和政治特权保持着存在，直到徐树铮再次收复外蒙古失败为止，方才彻底衰落。

可见，经济手段，才是真正的终极杀招，当然，如果没有清朝一系列的统治组合拳，这种经济手段也无法发挥，所以，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

那些认为光一个推广喇嘛教就能让数百万蒙古人俯首帖耳，甚至再也不复英勇善战的想法，可谓愚不可及，对于古代军事常识，需要补得课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