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蔡锷:如何从朋友变成了敌人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比较微妙。他要去日本东京找老师梁启超，在长沙动身的时候只借得两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六元大洋，而袁世凯一送就是大洋一千元。蔡锷能顺利留学日本，与袁世凯的慷慨资助是分不开的。

蔡锷以“士官三杰”的殊荣留学归国后，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世凯没有太多的交往，但袁世凯一直把他引为亲信，蔡锷也始终记着袁世凯的襄助之恩。1912年1月12日，已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致电黎元洪时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只是因为政见不同，蔡锷主张推翻君主专政制度，而袁世凯对清王朝死心塌地，蔡锷便逐渐改变了对袁世凯的态度。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就改变了。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说“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内战纷争，讨袁之声不断，蔡锷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勿动兵。

1913年6月，“二次革命”前夕，黄兴派原宝靖招讨使谭心休至滇，约蔡锷起兵，蔡锷答道：“未可轻动。”谭心休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严正地说：“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心休怏怏而返。

然而，拥兵自重的袁世凯早已把整个国家看成囊中之物，铁了心要做皇帝、搞家天下。蔡锷与他交谊虽好，但政见截然相反，袁世凯心知肚明，故视蔡锷为心腹之患，笼络不成便想牢笼蔡锷，1913年10月袁世凯电令云南都督蔡锷来京养病。蔡锷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信，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且几乎天天召见，名义上是磋商政要，其实是提防他。

当蔡锷摸清袁世凯的本性后，也将计就计，明里“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不发表任何政见，而且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暗中与梁启超、黄兴等人密商大计，准备找个机会返回西南起兵讨袁。他甚至爽快地在赞同帝制签名书上签了名，以此迷惑袁世凯。

尽管袁世凯紧紧监视着蔡锷，但蔡锷最终巧计脱身，绕道日本到了云南。当初袁世凯曾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蔡锷“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召集旧部，扯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反对他称帝，竟然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在蔡锷看来，他之所以起义反袁，于公是为保卫民国，于私是出于个人感情，不忍心看到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