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仰湘:朱一新、张之洞龃龉事与广雅书院无关——苏云峰《广雅书院》论朱一新事纠误

吴仰湘：朱一新、张之洞龃龉事与广雅书院无关

——苏云峰《广雅书院》论朱一新事纠误

最近因为研究朱一新的关系，读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苏云峰先生的《广雅书院（1888－1902）》一文（以下简称苏文）[1]。广雅书院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次年落成开馆，选调两广生监分斋肄业，先后聘请梁鼎芬、朱一新、廖廷相、邓蓉镜等名士宿儒主持院务，成就人才甚众，是广州城内继学海堂后最有影响的教育机构。在海内外学术界研究广雅书院的少量成果中，苏文堪称一篇力作，但论及第二任院长朱一新时，却有不少史实错讹之处[2]。苏文自1984年刊行以来，凡研究广雅书院或朱一新的学者，往往加以征引或藉资参考，却未见有人指正其中的失误。笔者因此不揣浅陋，仅就苏文论朱一新事若干失误予以纠正，并向苏云峰先生和学界同道求教。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号蓉生，浙江义乌人，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进士，获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十一年（1885年）简放湖北乡试副考官，同年冬转都察院陕西道监察御史，翌年因上疏直谏，降补六部主事，遂以母病乞归。光绪十三年（1887年）夏，朱一新接获两广总督张之洞函电，聘主肇庆端溪书院讲席。及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因张之洞转调湖广总督，广雅书院院长梁鼎芬随即请辞，朱一新受聘接掌广雅书院，十月间自肇庆移居广州，迄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病殁院中[3]。在广雅书院历任院长中，朱一新任期最长，督教甚严，于院中学风士习影响极大，为广雅书院历史上一位关键人物。苏文因此对朱一新作了较多的论述，对今人了解广雅书院或朱一新不无裨益。不过，苏文误将朱一新1888至1889年主讲端溪书院期间与张之洞龃龉诸事，移置于1892至1893年朱一新担任广雅书院院长期间，因此导致论述中的诸多错误。

朱一新辞官时，本拟谋讲席于江浙之地，既能养亲，亦便省觐，但一时未能如愿，不得已而接受端溪书院之聘[4]。朱一新到任后，因地制宜，勤勉施教，体贴寒士，却在考课等方面与身在广州、遥控书院的总督张之洞意见时左。如朱一新在《复张香涛制军》第一札中，言及甄别考试中有托名重卷现象，张之洞提议重考，朱一新则以为住院生徒层次高下不齐，“或重考黜落，而令出院，未免向隅。外县来者更难为情，恃有投考一途，可以弥缝其阙”；他又以为“馆课缴卷，约以三四八九日为断。盖肄业者多以教读为生，远或一二百里，不得不宽予期限，犹往往有逾期者，以非弊端所在，亦姑听之”，皆有异于张之洞的意见。在《复张香涛制军》第二札中，朱一新更是写道：“来示扃试一节，为拔取真才计，不得不尔。惟此间地瘠民贫，较诸会城，不啻天壤，诸生以授徒为家计者十之八九，远或一二百里，若每月来城一次，往返三四日，寒士费用既增，又旷馆课，并须借宿戚友家，久则生厌，恐致裹足。此层与会城办法，似当稍异。”[5]故朱一新与张之洞相交一年，感到不甚融洽，他曾呈张之洞两书，报告书院事务，却“无只字见复”，年底督署又未循例致送明年续聘关书，遂觉张之洞于己“尤为疏阔”[6]；加上久患湿疾，自感不适岭南气候，故主端溪书院仅一年，即有辞归之意[7]。张之洞闻知后虽致电挽留，电文之末且有“详容函达”一语，但“事阅三月而竟杳然”[8]，朱一新并未收到张之洞任何函札。其时朱一新又承梁鼎芬之绪，实际主持规复肇庆星岩书院及端溪书院经古改章之事，并特意向张之洞报告相关要点，征求其同意[9]；然而张之洞1889年却对肇庆知府所呈星岩书院规复详文大加批驳，朱一新因此心中再起疑澜，向梁鼎芬倾诉，谓：“独闻诘责甚厉，因索观焉。其中虽无伤鄙人之词，而投鼠忌器之谓何？况函问不至，关书不来，三事合参，恐未必胸无成竹。……若进退去留，必不可不审。人有厌倦之意而犹恋栈，是无耻矣。”他并表示：“将来或稍有龃龉之端，吾其行矣！”[10]此后不久，朱一新又明确表示年底“定将归里”，另谋讲席。[11]正因为朱一新聘主端溪书院，本已不安于位，与张之洞相处又未能相洽，所以当张之洞请他接替梁鼎芬出长广雅书院，他一再“坚辞”；而张、梁二人得知缪荃孙拟聘朱一新主讲南菁书院，推测朱一新必定舍此取彼，竟将缪荃孙托其转交之函暂加瞒扣，直到朱一新勉强接受广雅书院关聘，始将缪氏之函交出。[12]此后朱一新又屡有辞归之请[13]，却未能如愿，最终病殁于广雅书院。

然而，苏文论述朱一新时，却将上述呈书不复、关书未送及星岩书院遭批驳等朱、张龃龉诸事，全部移置于1892至1893年朱一新担任广雅书院院长期间。苏文第257页叙及朱一新在广雅书院诸多“痛苦的纪录”中，有所谓“于广雅书院的一些人事问题上，也曾与张之洞发生小摩擦，而尝有辞职之意”；第262页更详细地写道：“由于疾病、穷困与心理挫折感，使他与张之洞发生了一点摩擦。起因于他未接聘书，迳行开学支薪，而受张之洞的指责。前文提过，张氏到湖北后，仍关心广雅书院，在光绪二十年以前，院长的每年关（聘）书，均须由张氏发送，书院于每年二月开馆，院长必须接到关书，才可开馆、开课与支修。但张之洞其时正在湖北兴办各种事业，无时间兼顾广雅之事，或者出于有意，竟连续两年（光绪十八及十九年）没有寄来关书，而朱一新居（‘居’疑‘出’之误）于责任心，同时迫切需要金钱，乃不顾聘书之有否，自行开馆、支修。张之洞不以为然，乃透过梁鼎芬‘规戒’，朱氏于是吐出苦水，并萌辞退之意。”接着在第263页，又据朱一新《复梁节堪编修》第五、二札所云：“张之洞闻讯，乃加挽留。朱自知与‘诸生相依既久，亦未忍遽离’，但基于照顾老母的理由，辞意仍甚坚强。后虽勉强暂时留下，但工作繁重，很少惬意之事，又无社交活动。这便是他去世一年前的情境。”简言之，苏文所叙朱一新在广雅书院期间的私生活与心境，其实都发生在朱一新主讲端溪书院期间。即如苏文此处所谓张之洞“闻讯乃加挽留”一事，虽与广雅书院相关，却与前述朱、张龃龉之事无关，而是张之洞对朱一新1892年冬间函札中“行当谢之而去”的反应。另《复梁节堪编修》第五札有云：“来示及香公挽留之指，具纫深意。新承香公推诚隆礼，惟愧报称之不遑、绵力之不逮，身遐心迩，相与无言，固不待远赋絷维，亦何忍遽为归计？事无掣肘，学徒亦遵约束，更无言归之理。”[14]可见朱一新此时与张之洞关系较为融洽，在广雅书院的生活与心境，远较在端溪书院时顺畅，因此苏文将此事视作朱、张龃龉的一个环节，实在有误。

苏文所叙朱一新事有此讹误，实因对朱一新致梁鼎芬、张之洞各函札写作时间失考所致。文中第261页、262页、263页屡引朱一新《复梁节堪编修》第一札，以为该札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四月间，其实该札末句明曰：“介轩学使有百金助院购书，此君吹嘘之力。今年约可购二百金，乞将广雅书目钞示，择其要者，寄沪觅购。”[15]按句中“此君”之“君”，即是梁鼎芬，时任广雅书院院长；“广雅书目”中之“广雅”，则指广雅书院，并非广雅书局，若指广雅书局，则局中之书可现购，何必“寄沪觅购”？可见，朱一新此时欲仿广雅书院，为端溪书院增置藏书，则该札实为朱一新主持端溪书院时所作，并非接长广雅书院后所作。

因援引朱一新函札立说，却对该函札写作时间失考而致误者，苏文中尚有两处：

其一，第261页谓朱一新患风湿之疾，每年夏秋发作，引《复张香涛制军》第六札所云为证，却误以为该札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间。其实，该札中有曰：

新自秋爽以后，幸无他苦。……近阅邸钞，知再同桥梓得请史馆立传，为之欣慰累日。再同志行坚卓，新尤有知己之感，乃哀毁以终，不获与之一诀，居恒忽忽，如有所失。今得大疏表章，藉是以垂不朽，庶可无憾于九京矣。粤中前月见雪寸许，故老相传道光甲午曾有之，而无如此之厚。[16]

考黄国瑾（再同）因乃父黄彭年之丧，哀毁过甚，1891年逝于武昌，张之洞于光绪十八年八月与李鸿章会奏，胪陈黄氏父子政绩、孝行，请宣付史馆列入循吏、孝友传。[17]此即札中所云“近阅邸钞，知再同桥梓得请史馆立传……今得大疏表章，藉是以垂不朽”。可知该札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再据文中“秋爽以后”、“前月见雪寸许”，广州冬天很少下雪，秋天更不可能“见雪寸许”，则该札当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隆冬季节。

其二，第262页以为朱一新在广雅书院期间，因为疾病与穷困而加重心理上的挫折感，“虽为一位经世主义者，心态难免趋于颓废”，引朱一新复袁昶札中“敝居万山之中，理乱不知，黜陟不闻，虽非世外桃源，亦足自适”[18]一语，作为例证之一。按该札实作于1886年岁末，其时朱一新落职返里闲居，却肩有仰事俯蓄之责，心境自然欠佳。苏文引以说明朱一新聘主广雅书院期间的心境，明显不妥。

此外，苏文中还有四处明显的失误：其一， 第257页谓朱一新“一八七七年任编修时，观察时局，叹民穷财尽，虑必有内忧外患，而尤耽心俄国之侵略”，据相关资料，此非1877年事，实系1879年事[19]；其二，同页又谓“朱一新系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以后抵达广东”，实际上朱一新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夏初得张之洞电聘，“复为家务勾留，秋间乃克成行，八月二十日抵粤”，惟以“年内为日无多，不复开课”，遂暂寓省垣，拟定年底转赴肇庆；[20]其三，第258页谓缪荃孙“拟延朱返浙主持南菁书院”，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不在浙江；其四，第263页谓“张之洞又因严责广州星岩书院不当之事，而影射及于朱一新”，星岩书院在肇庆，不在广州。

注释：

[1]苏云峰：《广雅书院（1888－190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讨论朱一新的部分，见第257－263页。

[2]按，苏云峰先生另在文中盛誉朱一新的学术思想，并据《无邪堂答问》论西学诸条，谓其“对西方的政治、宗教与科学技术等，均有深刻的认识，于甲午以前的广州，除康有为以外，也属难得的一位开通人物”，“其对西方的认识，于甲午以前的士大夫群中，应该是佼佼者之一”。此说颇值商榷。姑不论朱一新与康有为对西学的态度不可同日而语，晚清一位并非维新人物的孙宝暄，即对《无邪堂答问》中论西学言论加以批评，如其丁酉年九月二十五日记云：“览《无邪堂答问》，其《〈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评语，援据极博，惜狃中国旧见，至谓西国艺事之精，多为中土所流传。又云西国文字之传，自古及今，无不以耳治者。……旧闻不尽可稽，反不若见于中国史籍之可据，此尤武断。余如论释、回、耶稣诸教，皆适如先生所谓揣摩影响者也。”又同月三十日记云：“舆中观《无邪堂答问》，终卷。蓉生先生于汉、宋两学皆有心得，颇能窥其本原，惜其于西国事隔阂而已。”引见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40－141页。按，“其《〈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评语，援据极博”一语，点校作“其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评语，援据极博”，有误。另，周汉光先生研究广雅书院时，对朱一新的学术见解较为赞同，但对其西学观持批评乃至否定态度，谓“朱氏思想比较守旧，故对于中西之学，每多一偏之言。……朱氏一方面既认为中国有不如西方之处，但每以‘中西俗尚不同’，而不加以舍短取长，实行效法，此种理论，对中国近代化之推行，颇为不利”，“朱氏对于西学之要，多未能了解，对于经济、商业、科技之知识亦甚贫乏”。详见周汉光：《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407－408页。笔者以为，朱一新虽广泛涉猎西学，但于西学新知多有误解，或是过于排拒，至于他在广雅书院讲答西学，主要是出于门生科举策对之需。

[3]关于朱一新的生平，详参廖廷相：《奉政大夫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君行状》，见《拙庵丛稿》卷末附录；尹恭保：《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公一新传》，见《拙庵丛稿》卷末附录；金武祥：《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君传》，见《续碑传集》卷十九；宋慈抱：《义乌朱一新传》，见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十六，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8页。

[4]朱一新辞官前，致书时任江苏学政的王先谦，言已作归养之计，“惟田无负郭，不得不谋甘旨之需。江南地近敝乡，归省甚便，私计于其间得一讲席，岁入千金，仰事俯蓄，差足自了。素蒙荫庇，未知能代一筹否？”（《上王益吾师一》，《佩弦斋杂存》卷上，第38页下）辞官后，朱一新再对友人施均甫说：“自念少无宦情，兼无济时之具，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吴越壤错，便于归觐，倘援祠禄之义，获一讲席，岁入视上农夫，仰事俯给，便足自了。”（《复施均甫同年》，《佩弦斋文存》卷上，第9页下）朱一新次年致袁昶函中，又以双亲年迈体衰，不欲远游，说：“初欲得近席以资菽水，而吾乡地狭，不足回旋，春间薄游武林，迄无所遇。夏初返里，适孝达先生以端溪一席见招，属人代报行止，遂先许之。然至今未得聘书，仍无定局也。”（此函末署“六月朔日”，为朱氏文集失收，见黄氏忆江南馆珍藏《清代名人翰墨》，第179页）朱一新拟赴端溪书院前，还在致友人函中写道：“端溪讲席，辱承推毂，香公已有电来，约日内即当起程。高堂年迈，精力日减，远游甚非所宜，第迫于家计，不能不冒昧一行。初欲于江浙近地，觅一位置之区，藉资菽水，亦便归省，而事与愿违，迄难就绪，粤游良非得已也。”（《寄黄再同同年》，《佩弦斋杂存》卷上，第40页上）

[5]现存朱一新《复张香涛制军》共6札，据其内容，可知第一、二札作于端溪书院。文中引语，见《佩弦斋杂存》卷下，第1－2页上。另朱一新《复王子展直刺一》中，亦透露出朱、张之间在端溪书院考课等方面意见较多分歧，可参阅，见《佩弦斋杂存》卷下，第17页下。大体而言，张之洞坚持以省城书院的标准，来严格要求端溪书院；朱一新则强调肇庆与省城在教育水平、学风士习、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主张因地制宜，以开拓风气、体贴寒士作为考虑的重点。

[6]详见《复梁节堪编修一》，《佩弦斋杂存》卷下，第5页下。

[7]朱一新1889年有两函提及此事：其一，《上王益吾师二》中说：“新去冬本思旋里，乃复在此勾留。粤地卑湿，入春以后，长作熟梅天气，夙苦脾疾，近复浸淫四支，久恐成为偏症。”（《佩弦斋杂存》卷上，第39页上）其二，《寄王雪澄年丈》中说“去冬本拟回浙，嗣以此地絷维，又得慈亲来示，命毋归觐”（《佩弦斋杂存》卷下，第12页下）。

[8]详见《复梁节堪编修一》，《佩弦斋杂存》卷下，第6页上。

[9]详见《复张香涛制军二》，《佩弦斋杂存》卷下，第2页下。关于星岩书院规复及变故详情，可参《复梁节堪编修一》、《寄王雪澄年丈》及所附《拟星岩书院章程》、《复王子展直刺二》，俱见《佩弦斋杂存》卷下。

[10]引见《复梁节堪编修一》，《佩弦斋杂存》卷下，第5－7页。按，苏文页263引此段文字时，将“其中虽无伤鄙人之词，而投鼠忌器之谓何？况函问不至……”，断作“其中虽无伤鄙人之词，而投鼠忌器之谓。何况函问不至……”，实有误。

[11]《复王子裳同年》曰：“弟滥厕皋比，倏经两载。此邦人士，好学者多，自愧空疏，无以应诸生之请。高堂年迈，侍奉乏人，冬间定将归里。倘吴山越水间，能容一席，庶便归省，未知此愿何日偿也。”（见《佩弦斋杂存》卷下，第25页上）按，朱一新在函末邀王氏来游端州三峡，故知此函作于广雅书院约聘朱一新之前，当在1889年春夏。

[12]朱一新接受广雅书院关书后，始见缪荃孙聘其主讲南菁书院之函，心中不无懊怨，《复缪筱珊同年》写道：“前月杪由节堪交到尊函……承足下与茂名公厚爱，以南菁讲席相处，俾易于归觐，感何可言！九月初南皮公因广雅未得替人，强以鄙人承其乏，坚辞不获，仓猝送关。比舍弟电到，已后十余日。而节堪行期匆遽，十月初即须开馆，欲婉辞而已无及矣。到广雅后，节堪始以尊函相示，计足下作书之日，即此间送关之时。节堪恐鄙人得知此事，或遂幡然变计，故并茂名公托其转致之语，亦匿不以闻。失此机会，良为可惜。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其信然邪？”见《佩弦斋杂存》卷下，第18－19页。

[13]朱一新1891年致杨锐信中，已表示“新亦不久于此间”（《复杨叔峤年丈》，《佩弦斋杂存》卷下，第20页）；1892年冬致书张之洞，又说：“树木之盛，不待十年，独新自愧不能树人，深负公苦心经营之意，虚縻廪粟，良用恧然，行当谢之而去耳。”（《复张香涛制军六》，《佩弦斋杂存》卷下，第5页下）按，朱一新至交袁昶1892年出任徽宁池太广道，聘其主讲中江书院，朱一新心动不已，复书说：“此间事冗，未可虚拥皋比，明岁决辞归里，戢影空山，养亲读书，庶可少赎生平愆疚。公乃复以中江一席见招，且为委曲代筹，无微不至。……于湖去舍间较近，省觐与迎养二者交便，弟固无不乐从。……谨如公约，家严慈或许出门，亦未可知，果尔，则免致心悬两地，游子之心，可以少慰矣。”（《复袁爽秋同年二》，《佩弦斋杂存》卷下，页22 b）又朱一新病逝后，其父朱凤毛作《哭一新》五十首，第28首即追述此事，诗曰：“空烦好友为招呼，路近堪迎二老俱。天遣此生艰一面，不教移席主芜湖。”见《拙庵丛稿》卷末附录，第3页上。观此，可知朱一新在复张之洞函中请辞，绝非虚浪之语。

[14]《复梁节堪编修五》，《佩弦斋杂存》卷下，第9页上。

[15]《复梁节堪编修一》，《佩弦斋杂存》卷下，第7页上。

[16]《复张香涛制军六》，《佩弦斋杂存》卷下，第5页上。

[17]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四，台湾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73页。

[18]《复袁爽秋同年一》，《佩弦斋杂存》卷下，第22页上。按，引语末句原为“亦足自适其适”，苏文引作“亦足自适”，与原文不符。

[19]廖廷相在前揭《奉政大夫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君行状》中，记此事曰：“己卯重九日，偕桐庐袁爽秋户曹、秀水朱亮生太守、贵筑黄再同编修游西山，归途遇雨，酿疾发狂，日夜喧聒，大致以民穷财尽，屡为洋人所欺，不力求振作，非但外侮迭乘，必至内忧纷起，而尤以俄人为大患。”按，“己卯”即光绪五年（1879年）。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甲集下光绪五年十月初五日亦有记云：“午后诣东小市金华馆视蓉生疾，则已移寓法华寺矣。……西至法源寺视蓉生，其病甚深，语言无次……遂成心疾，时若发狂，甚为忧之。”见《越缦堂日记》第12册，广陵书社2004年，页8496。据朱一新日后追记，此次四人重阳之游，“登戒坛，探谭拓，搜剔藓碑，摩挲古松。入夜假榻僧房，纵谈天下事，评论当代人物，忽立忽坐，忽喜忽叹。老僧方课经殿中，三更未已，谈笑声与梵呗声、木鱼声若相应和”，几乎一夜未息，翌日于归途中再访碧云、卧佛诸寺，遂“以冒雨遄回，风寒激薄，骤成狂疾”，后因金华会馆嘈杂，黄国瑾为赁法源寺养病。详见《寄黄再同同年》，《佩弦斋杂存》卷上，第39页下。

[20]引见《复张少玉同年》，《佩弦斋杂存》卷上，第40页下。按，札中言及“去冬出都”、“去腊抵里”及“改岁后一至武林，泛舟黄浦，欲游金陵而未果，春杪仍返里居，适香涛制军有端溪书院之约”，可知该札作于1887年。另，廖廷相《奉政大夫陕西道监察御史朱君行状》亦明云：“十三年八月，张香涛制府函聘至粤，逾年，主讲端溪书院。”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