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征文|老兵忆当年
在历史洪流中，找寻祖国沧桑巨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感受他们退伍不褪色、继续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本真生活。这些有力量的故事既独属于他们个人，也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是以为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凤凰网历史联合小糊涂仙酒业发起致敬老兵系列专题节目，我们在寻访，也愿意听你说。
文/袁望梅
我叫田发兵，是蠡县宋岗村人，今年（2008年）85岁。 1939年1月，我还不满15岁，为了逃避日伪抓壮丁，吃口饭，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0师三五八旅八团任营部通信员兼侦察兵。跟随部队赴宁武，上延安，打击日本侵略者，参加解放战争，因身体有病，1947年年底退伍回乡，现在享受国家荣军待遇,前年还发给我一枚“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勋章。虽然好多事情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说起来，好像就在眼前。
一、我们在山上扔手榴弹，“嗖，嗖”，真过隐！
刚参军时，人小个子也小，只是给连长当勤务员。1941 年我们到了山西宁武与地方部队联合一起跟敌人打游击，破坏铁路、炸桥梁，绞电线，袭击据点，打狙击战。
由于日寇的摧残，战争的破坏，山西老百姓的生活贫困，部队供给不足每天以黑豆充饥，很多战士们得了夜盲症，晚上行军只能拉着马尾巴摸索着走。生活物资特别珍贵。
那年夏天，我们得到情报，说敌人又要来抢老百姓的东西。营长布置好作战方案，带着一个连在离村子十里的地方埋伏，准备在半路上狙击敌人。我们从傍黑一直守到天明，也没看见敌人的身影。
天蒙蒙亮时，埋伏在前面的老乡们抓住了一个汉奸，这个傢伙很狂，他说：“皇军让我来看看这里有没有八路军的埋伏”。再问他回去后说什么？他说：“我就说这里有八路军。”老乡们便押着他找营长处理。走了没多远，他在一条山坡小道上就势一滚跑了。他跑了我们也没去追，正愁着没人去报信呢。
那是一个不算太高的山。山顶很平，半山腰有条路。山顶和山路之间的山坡很陡，直上直下，足有好几层楼高。埋伏前，我们把山路毁了，横着挖了一条大沟。我们把守在山顶上，正好居高临下，只要敌人敢来决不让他们痛快回去！
守到半上午时，敌人来了，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我们抓到的那个汉奸打头阵，后面跟着几匹战马。那些马很高大，到了沟前轻轻一跃就过去了，后面的敌人就蜂涌而上。因为我们的武器没有敌人强，每人只有4 发子弹，把他们都放进来很难制胜。等前面的敌人进入火力范围后，我们就在山顶上使劲地往下扔手榴弹。“嗖”，真是过隐！，“嗖”，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狡猾的敌人看到地势对他们太不利了：直上直下，很难冲上去。人上到一半就不往上跟了。营长一看敌人要跑，便叫号兵吹号。“冲啊！”山坡陡，又高，不能直接往下跳，战士们就趴着顺着山势往下滑。在我们乘胜追击下，敌人不一会儿就跑得没影了。
我们抢了三匹战马，打死了十几个鬼子和伪军。
二、我来了，让他们觉得水蛆（鱼）很好吃
1943年5月，我们奉命来到陕北富县黑水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我们一边大练兵，一边大生产。
我们迎来的第一个大练兵高潮是：投手榴弹、射击。联防司令部制定了练兵运动的奖惩条令，不仅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还采用了学习讨论、竞赛评比，经验交流等措施促进大练兵。我们团按照团政委提出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方法练兵，极大提高了了部队的练兵质量，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
练射击不需要场地，而练投弹却不同。我们的操场在葫芦河的河滩上，一个营的人都在那里练，找不到一块空地。都是血气方刚的爷们，谁不想争第一？要想当上“贺龙投弹手”， 白天没空地就得起早摸黑练。有的人天不亮就起来，有的人晚上不睡觉，一练一宿。练习用的手榴弹是一个空壳，里面的药都倒空了，尽管这样，但早晚天不亮时投出去也会砸伤人。看不见怎么办？人们想出一个法儿：用破布搓成绳子，拴在手榴弹上，破布点着了不冒火只有红火星。天不亮看不清，扔出去后，就可以看见红火星飞来，伤不着人。这个办法一推出，黑黑的河滩上红星点点，喝彩一片。谁看了都会热血沸腾。作为通信员，我身上有两支枪，还背着子弹，相比战士方便，实弹练枪的机会也多点。在我起早摸黑的苦练下，我被评上“朱德射手”和“贺龙投弹手”。
为了坚持抗战、减轻人民负担，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要求边区部队做到生产自给，改善生活。延安部队又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高潮。
我们驻在黑水寺，开荒的地方叫娘娘庙沟，这条沟全长80多里，人烟稀少，一眼望去看不到人家。一进正月，我们团的干部战士就冒着严寒、抡起膀子开荒，三个月后每个人垦荒将近五六十亩。地太多没法深耕细作，荒草一烧，地一挖，洒上种子长去吧。但那里气候寒冷只能种谷子。第一年收下来的粮食窑洞里都装不下，吃三年还有富余。山上种谷子，山下有水的地方种稻子。我们沿着葫芦河畔一层层地打坝，筑稻田。我跟着四川人学会了插秧，还学会了看水（那块稻田缺水，怎么把水放进去）。除此外，我们还养猪牛羊，种蔬菜，所以，不仅粮食能自给，而且副食多样，每顿饭都有豆腐蔬菜和鱼肉。再加上我们自已烧炭、织布、做鞋，战士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每天吃饭时，我们嘹亮的歌声在葫河畔上回荡！
由于战斗任务少了，各连营房也安上了电话，不需通信员送信了，我就到四连去看管葫芦河边的稻田，一去三个月，收了稻子才回来。
有一天，我在稻田里抓了好多鱼，回到住地跟房东说我要做鱼，房东听了嘴张开了半天合不上去。他只让我在家里烙饼，给一口锈锅让我在外面煎鱼。这里的老乡不吃鱼，不知是哪个朝代流传下来的，说鱼吃水里的腐蚀物，是水蛆，脏！无论我怎么说鱼很干净，好吃，他们都摇头。他们不吃，我吃。我把锈锅拿到河边用河沙使劲擦干净了，回来后把鱼放进油里一炸，放在刚烙好的烙饼里一卷，使劲地咬了一口，说“真香呀！”，在周围看热闹的房东小孩忍不住跑过来问：“你咋吃水蛆？”我说：“是鱼。很好吃！”他舔了舔舌头，咽了一下口水。我说：“尝尝不？”不等他回答，我就把鱼剌摘出来，卷进饼里塞给他。孩子小，没什么顾忌，他吃了几口，连连说：“比鸡蛋还好吃。”我又卷了几张饼，让他给他爹娘吃，他爹娘一吃也觉得好吃，就跟村里人说：“那个水蛆很香。”村里人听他们说了也尝试着吃，从此后，这里的人就吃鱼了。
1945年5月，秧苗插完了，快要锄第一遍草了。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开赴晋西北创建吕梁山军区。
三、这一仗打得真凶，三天四宿
1945年9月，在晋绥军区大反攻作战中，我们三五八旅八团在山西离石县对伪军开展了攻坚解放战。
离石县是纷阳、岚县、柳林三条公路的连结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日本宣布投降，解放区军民举行大反攻战斗中，离石的日军于8月下旬东撤至纷阳。伪警备队和阎锡山的“爱乡团”合编为“晋西北挺进纵队”继续盘踞在离石。他们依仗着离石县城是个老城，城墙修得坚固，大约10来米高，军事防固好，非常猖狂。四面城墙都把守着重兵。
这一仗打了三天四宿。
第一天，我们先打外围敌人。头天晚上我们就进入了阵地。清晨4点多开始攻击。这一仗还比较痛快，枪炮齐发，两个多小时，离石县外围伪军盘据地被我们收复了。到晚上9点多开始攻城。一营在北门，我们在东门。这次战斗主要以攻城为主。攻城的梯子13米高，每个梯子要有几十个人才能搬动。我们一边往城墙上竖梯，一边用大轳辘撞城门。有机关枪掩护，敌人在城墙上不敢露头，但敌人很精明，他们把城墙垛里面掏空，外面只剩下一面砖，人藏进去，听到云梯轱辘声上来了，他们就使劲推城墙垛，城墙垛塌了，我们的人也就砸了下来，鲜血染红了城墙。
第二天早8点后，我们又开始攻城，敌人仗着城墙坚固死守，人员伤亡太大，攻城暂停。
第三天半夜攻城开始。我们不仅用梯子，还增加了甩绳子，绳子头上绑着钩，钩住了墙头人就往上爬。现在叫攀岩。天黑敌人看不见城墙根下的人，我们这边架云梯，那边甩绳子。梯子架好了，被敌人发现推下来了；绳子扔上去了被敌人用刺刀挑下来。梯子被推下来了，继续奋力往上竖；绳子被挑下来了，又“嗖嗖”往上扔，就这样前赴后继硬往上攻。
我们的战士们一拨接一拨，前边的人死了，后边的又接着上！倒下的战士尸体都码成了垛。就这样攻着，打着，打得那个猛，打得那个狠，那阵势哪怕是只剩下一个也要往进攻！！
那天我跟着营长在东门，掩蔽在离城墙不到200米的地方。天快亮时，隐隐约约中我看见城墙垛上的刺刀一会儿一闪，一会儿一闪，连上串了，好像是有人扛着枪向东边跑。（原来早上5点后有一处的绳子扔到城墙上，被一个伪军班长发现后，悄悄地挂住了，他顺着绳子溜下来向我们投降。我们的战士就顺着绳子爬上去，北门被先攻了下来。）我说：“营长，敌人好像是跑了。”营长用望远镜看了看说：“是，敌人撤了，上城墙。”于是，我们营的战士伴着冲锋号奋起登城。我的个子小，跑跳灵活，爬得快，顺着事先早就看好的城墙缝隙往上爬，第一个冲上城墙。后面的人上去了，打开了城门，大部队就都冲了进去。经过三天四宿的激战，很多伪军疲惫不堪，纷纷缴械投降。红旗在离石城上高高飘扬。
四、他们想让我们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离石县是日伪统治的敌占区，城里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理解还不太透彻。所以，当我们打开了城门后，城里出现了一片恐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背着的抱着的，四处奔跑。
那天我在一个民兵指点下从人群中抓住了一个姓狄的伪司令。师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带着十几个人骑着战马来了。师长上前拍拍我说：“小鬼，真机灵！”转身便和敌伪司令握手“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说完就把他领到一个大屋里去，让我上茶水。站在旁边的战士都特别不理解：对他怎么这样客气！要知道这样，我们早就一刀给砍喽！
我们一边按照上级指示，做敌伪司令的转化工作，安排了六七个排长以上的干部“照顾”他，让他从心里上放下武器。一边做群众工作，稳定人心，帮助老百姓恢复正常生活。我们的正义行动，深受敌占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并有力地教训了敌伪军，谁拒不投降，就消灭它。在各方面因素促使下，敌伪司令看到了共产党的前景，接收了我党的宽大政策，同意立功赎罪，说服离石县周围的几个日伪小据点投降，从而减少了双方的伤亡。后来他就在县政府就职，为共产党服务。
日伪的小据点由敌伪司令写个字条，送去后，就收复了，大据点收复时我们还是经过一番部署的。记得那是一个将近三百人的大据点。人多变数大，以防万一，前头由副营长领队，和敌伪司令一同前往，后面相隔二里地跟着三个连的兵力做接应。
那天，我和副营长，还有其他几个，共十来个人，在前后走，敌伪司令骑着我的小青马走在中间（这匹马跑不快，万一他跑了好追）。来到据点跟前一看，好大一个土寨子，就像一座土城。外墙是一道厚厚的土城墙，城墙门口有一个岗楼，站岗的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进了大门，直奔最后面的一座门楼。
这座门楼很大，很气派，楼上支着两挺机关枪，枪口对着我们。楼下的士兵冲着敌伪司令行礼，把我们也放了进去。迈进门坎一看杀气腾腾，屋里十几个人齐刷刷地端着全自动步枪瞄准着我们，只要大头目一点头，手上一扣板机，我们将一个不落地倒在血泊中，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看着眼前的阵势，副营长没动声色，跟着敌伪司令一步步向前走。我们看着副营长没动，也不慌，早就料到敌人会有这一手，手放在枪上，子弹都上了瞠。
大堂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双方都在箭拨弩张。
随着我们的步步逼近，那个大头目强硬的身姿松软下来，打起精神立正，高喊“司令”敬礼，然后叫屋里的人“把枪放下，倒水！”转过头连忙问“司令有什么指示？”敌伪司令没看他扭过头说：“集合队伍吧，以后虽说归共产党管，但队伍还是咱们的。”那个大头目听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好集合好队伍，把枪架在操场上，让士兵们向后转撤离。
五、一定要活着逃出去
1946年二三月，我们三五八旅两次参加攻打卓资山战斗，不幸的是在第二次作战送信的途中，我被俘关进呼和浩特青年战时训练团，与我军700多名战俘一起过着非人样日子。到了1947年的二三月份，傅作义部从我们战俘中间挑出300个身体较好的人补充到77师炮兵营，作为攻打共产党的后备力量。
“一定要活下来，逃出去”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士，虽然我们身陷囹圄，但我们的心始终与八路军连在一起，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困境，我们都要回到它的身旁，决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和人民。而且，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尽管我们被他们收编进了正规部队，但我们是战俘，他们是不会拿我们当人看的，一个普通士兵，只能当炮盔卖命送死。有的人跑了，被抓回后，他们就集合全体士兵，拿着大军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顺着大腿直往下流，腿打折了，然后抬出去扔了。抬出去扔了，根本就活不了，那里地广人稀，不是狼吃了，就是狗吃了。所以，我们都铁定了心：逃走，逃走！！
我在77师炮兵营一共呆了三个月，没打过仗，只是训练。每天早上起来，全营600多个人来到操场上，排队进行训练。国民党讲究正规化，用美式的方法让我们齐步走。先是一队队的走，再是一个个的走。操场上教官拿着马蹄表盯着，一分钟走出137步，达不到的重来。我被一次通过，他们就让我站在头一个当上等兵，后面才是连长、排长。我从二等兵升为上等兵，每月能领到五块钱零用，还可以拿着出门证上街转转。
我有了出门证，大家都看在眼里，除了高兴还多了另一层意思。出操后几个关系不错的河北老乡就聚在一起商量策划集体大逃亡的事件：仿造出门证，发给可靠人逃走。商量好了，我到街上买回肥皂、颜料和布等做出门证的材料，老乡就照着我的出门证刻出了模子，印出三人出门的，两人出门的出门证，我们几个就分头往外发，共发出可供80多人出逃的出门证。
一天，我去营部。一探头，看见门里一个人双手反捆着，被他们按在地上跪着，一边灌辣椒水一边问：这个出门证是从那儿来的？我一惊，连忙缩回脑袋，没敢进去。发出门证时我们就立下誓言，誓死不能暴露知情人！那时，我们也没有多么高尚，思想比较简单，就是认定卖了别人，苟且偷生是男人最大的耻辱！我们同去的大多数是河北一带的人，谁都知晓底细，眼下自己逃脱了，日后连儿孙们都抬不起头！所以，那个人死咬着嘴一声不吭。结果如何，我们没法知道，但从后来陆陆续续跑出来的人来看，那个人没说，炮兵营的人也没发现我们的密谋。无论他是死是活，我们都从心里敬佩他，够爷们！
情况万分火急，我立即转身跑出来，告诉一个老乡赶快出操，又抓着一个逃跑的。这个暗号送出去了，我就假装解溲的样子往茅房里跑。因为早有准备，里面穿上了便衣。脱掉了外衣，我又戴上一顶回民的白帽子，迅速翻过茅房的墙头。越过墙外的壕沟，正好有一个回民的出殡队伍路过，我一闪身挤进人群里，低着头慢慢地跟着向前走。送葬的人们都沉浸在悲痛中，谁都没有理会我这个外来的人。
离开出殡的队伍后，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地，天黑时在一个村子外遇到一个老汉，我跟他好说歹说，并还把身上准备好的一块大烟和几块钱塞给了他，他才带着我回家，让我住在牛棚里。这一宿还不错，半夜里查了一次，几个国民党兵在老汉的屋里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老汉叫我穿上他的衣服，背着绳子，装成上山砍柴的样子。他说：“不用怕，那儿有哨兵，就朝着那儿走。”于是，我们就冲着哨兵走去，等到快到时，我迅速钻进了树林里，躲过了哨兵的盘问。绕过一个山头后，老汉说：“你走吧，下山就是八路军的地盘了。”他还说：“对不住了，是逼的。”
下了山，我来到了绥蒙军区。站岗的问“你到哪？”我说：“到兴县（就是一二0师部）。”“是哪的。”“三五八旅。”“那好吧，先到办事处去一下。”我穿的是便衣，说我是八路军，谁信呢？所以，我被领到了除奸科，关进了一间小屋里，被人问了一晚上，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我想我们发了80多人的出门证，总有人能出来证明，我也不着急。七八天后的一个晚上，天上下着大雹子，通信员把我叫到了部长屋里，进去一看，屋里坐着从77师炮兵营里逃出来的3个人。他们拿着出门证说，这个出门证是田发兵给我们的，要不，就出不来了。有了他们的证明，我的身份就澄清了。
我们几个人搂在一起哭作了一团。
第二天，绥蒙军区解除了我的禁闭，开了介绍信，我又回到了三五八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