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贾志扬(JohnW.Chaffee)著 潘建译: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时间

总数

每十年的平均数

960—997

12

3.2

998—1021

7

2.9

1022—1063

13

3.1

1064—1085

9

4.1

1086—1100

3

2.0

1101—1126

12

4.6

北 宋

56

3.4

1127—1162

33

9.2

1163—1189

45

16.7

1190—1224

78

22.3

1225—1264

75

18.8

1265—1279

30

20.0

南 宋

261

17.0

时间不明者

108

宋代合计

425

13.3

资料来源：见贾志扬的《宋代的教育与科举考试》附录2

图一所显示的书院的地理分布值得注意，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地域富有程度的反映。如图所示，包括首都所在地两浙西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人口和商业都高度发展，但书院不很多，而在发达程度不如长江三角洲的荆湖南、江南西、江南东、福建，以及虽有许多富饶之地而且高度发展但比之长江三角洲又逊色的两浙东的部分地区，书院又比较集中。不管怎么说，白鹿洞的修复正好是书院兴盛时期，而且又处在一个书院普及的地方。

图一：宋代书院分布图

当然，不是所有的书院都是正规的学校。[⑦]1132—1189年间创建的书院中，就有一些实际上是学者们教导其随从或者是和同事们探讨问题的场所。还有一些书院，特别是最南方的广南地区的书院则是奉祀前贤的祠宇。[⑧]1171年朱熹就建立过一个名叫精舍的书院以藏其图书。但是，大多数书院事实上就是学校。更准确地说，早在绍兴时期（1131—1162）新儒学学者们就在积极地修建书院。在这方面，湖南地区的哲学家胡安国（1073—1138），其子胡宏（1106—1162）以及胡宏的弟子张栻（1133—1180）则是先驱。在富饶的潭州，胡安国创建了碧泉书院，后来胡宏和张栻即讲学其中。胡宏、张栻又创建道山书院并讲学其中。张栻还建有城南书院，并教授其间。

乾道元年（1165年），刚刚三十出头的张栻就和潭州另一所书院，即新修复的岳麓书院有了联系。它是北宋著名的书院之一，976年由知州朱洞创建，1001年曾获一套御赐经书，1015年获御赐匾额，很有点像白鹿洞书院，但它在整个北宋时期都明显地存在，办学不断，到1131年才毁于兵火。1165年，该书院由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1122—1178）应当地学者的请求而修复，刘请张栻为之作记。该院在13世纪成了南部中国最大的学府。两年之后，和刘、张都是朋友的朱熹到该院参观，并讲学其间，他还就书院给张写了一首诗，盛赞这种“怀古壮士志”。

这样的活动对朱熹来说是很普通的，据地方史志记载，他除了兴复白鹿洞书院外，还建了七所书院和上面提到过的精舍，而且还在另外十几所书院任教或讲学。[⑨]仅在1170年代，他就修建了草堂，即后来发展变成的云谷精舍；创建并主教于考亭精舍；到潭州的南轩书院讲学，并为潭州所属的另外两所书院作记。

总之，到1179年为止，书院正以很快的速度遍布东南和中南地区，并且新儒学学者们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其中包括对一所北宋书院的第一次修复（译者按：指刘珙对岳麓书院的修复）。那么，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下面将就此展开讨论。

三

这次修复之所以出名的原因之一，是白鹿洞与历史有着丰富的联系，而朱熹的声望又使人们确信它们的联系。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对12世纪末年的人来说，该书院与历史的这种联系唤起了对宋帝国过去之强盛的幻想和对儒学的朴素感情。前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北方领土的丢失和与金的一次又一次战争，在南宋文人中造成了一种文化危机感。朱熹和岳麓书院的修复者刘珙都以爱国著称，1165年朱拒绝了一个令人羡慕的临安军军学教授的职务，因为那年主和派当权，并签订了一个和约。刘的临终遗言则为“以未能为国雪耻为恨”，人们为此而记得他。那些院名记录在北宋“国典”并与皇帝有关联的书院，肯定被看成是帝国力量和文化完整的象征。

庐山除了与书院的联系外，还以其秀丽的风景和佛教寺院而著称，而这些都与这次修复有关联。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千余年间，佛教徒们就一直在寻找幽美的地方建筑寺院。在唐代，佛寺往往不仅是僧众的学校，而且还是儒家士人的学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北宋，但到11世纪中叶好像就开始消失了，也许是因为官学普及的缘故吧。[⑩]

准确地说，佛教对新儒学教育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和几乎都坐落在官府所在地的官学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新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一样，建在环境幽雅的风景区，并常以山、湖、溪等来命名。[11]宋代的新儒学学者对禅宗的教育机构也印象深刻，他们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佛教的“精舍”来作书院的替代词。[12]最后，禅宗对学问、修养、礼仪的强调和采用讨论的（学术交流）方式等，都深深地影响了朱熹、陆九渊以及其他学者的教学方法。

当然，新儒学学者和佛教徒之间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新儒学的加入自然，既不像道教那样迷醉，也不像佛教徒一样把它作为认识空泛和冥冥的工具，而是强调对自然的一种人本主义的欣赏，它是退隐的学人进行修身养性的传统，尤其像朱熹这样的新儒学学者，他们认为自然是表现本体的作用和宇宙不断运行的载体。[13]同时，如果让佛教的影响明显地暴露出来，就有被人指为打着儒家的幌子而当佛教徒的嫌疑，因而书院的建设者和教师都努力将自己和佛教徒区别开来。的确，书院运动时常担任着反对佛、道的角色。朱熹在1181年末为寻求对白鹿洞书院修复的支持而作的文章里说，有必要修建书院来对抗那些数以千计的异教寺庙的威胁，因为它们削弱了父子、君臣、夫妻间的社会联系，而文明正是建立在这些联系之上的。[14]

1179年秋天，朱熹50岁，其智力正旺，并且已有相当的名望。此前的十五年间，他有十几部著作问世，包括教育、对儒学及新儒学作品的评注、主要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纲目》等，还有多卷本的通信集和无数论文不在其内。正像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学者一样，朱熹还是一名活跃的教师。如上所述，他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那几十位对他有吸引力的学生和建设书院，并为书院生徒提供住宅和教导上。

朱熹在政治方面也很有名，虽然他做得不多。因为20多年来，他既是位直言不讳的布道式的建议者，又是位不在位的隐居的学者。在早熟的19岁初试进士并考上后——绝大多数人要到30多岁或更晚些才能中进士——朱熹于1154—1157年任泉州同安主簿。在到南康任职前，他仅担任过这个有实权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担任过一系列宫观官，这些官职都是闲职。基于家庭、健康的原因，他在使自己的官职不断地降低，谋求担任官学教授，而就教授的身份，官场惯例来讲，实际上也是这样。他这样做，是在追求一个退隐学者的角色，这是一个年事已高、受人尊敬但前人历来就有争议的角色。支持者会称赞其个人的道德信仰，正是这一信仰使他相信，这样做对政府有好处；反对者则指责他自私到拒绝为政府服务，特别是这种拒绝常常带有当时的政府不值得他去服务的含意。然而，就朱熹来说，这种争议已被新儒学——当时被称作道学——的主张夸大到这种程度，即皇家政府应该拥有自孟子时代就已失去而他们又热切盼望的圣贤。

朱熹到南康任职是很不情愿的，只是在吕祖谦和张栻的不断劝说下才接受的。政治风暴会吞没他，而道学学派仍然还未建立起来，虽然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他们已经开始酝酿了。在南康他面临着足够的挑战，因为这是22年来他所任的第一个实职并且是第一次任主要行政长官。他终于有机会执政，虽然范围有限。

据说朱熹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认真负责的行政长官。他一到任，就广泛征求改善那些因天灾而生活贫困的人包括僧人的生计条件。他向上要求为贫困的星子县减免赋税，当该县1179—1180年遭受灾害时，他又组织赈济工作。像所有将道德教化视为政府主要责任的人一样，朱熹将最大的努力放在推进文教方面。他在周敦颐的旧居建立濂溪周先生祠，以二程兄弟配祀；又建有五贤祠以纪念南康籍的乡贤。他还积极参与提高军学录取率的工作，每隔四五天就到那里去讲课，并在1180年帮助它进行了改革。[15]最重要的是，他修复了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跟他在福建所建的书院不同，它不是他自己创建的；其他的方面也不同，作为行政长官，他能够为它的修复从地方财政中筹措款项使其打上官方同意的标记。从他的作品对白鹿洞表示的关注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对朱熹来讲，它不仅仅是一所书院，如上所述，他是被那个地方的美丽的风景所吸引的。那里：

山葱茏而绕舍，水汩沲而循除。

最后，他被书院与唐、南唐、北宋的联系打动了，虽然北宋简直不能和三代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但它是宋代的全盛时期，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也是新儒学最初兴起的时代。[16]尽管所有这些因素使我们确信白鹿洞的修复将是引人注目的，但我们还是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朱熹为书院所订的规章制度，以及它基本的哲学、政治倾向才使得白鹿洞出了名。

四

《白鹿洞书院教条》是自朱熹时代起至整个19世纪最有名、使用最普遍的一套学校规章。虽然没有日期表明它是朱熹在1180年为书院制订的，但此时他为书院作此是完全可能的。这一规章的题目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包含了一个简短易记的对学习的指导，而不是行为规矩的内容。

1.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4.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些戒律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有的条文都来自儒家经典著作。然而，它所显示的总的教育方法，却代表了一种从当时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意义的裂变。在《教条》的跋语中，朱写道：

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于右，而揭之楣间。

朱熹所指的学规是那些官学的规章，它几乎只与争取录取和纪律有关。当其讨论应让学生学什么时，那是从使用什么样的教材以及讲课进程的方面来讲的。而对朱熹来说，教科书的教学只是教育过程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对《为学之序》的评论中，朱写道：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

自我修养和行动之前的学习和思考，是朱熹为官学的学习方法，甚至是给基于禅宗的方法而更强调自我修养的陆九渊的学习法提供的一个替代物。他还反复强调他那有名的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从《教条》中看到朱熹关于学习方法的要素，那就是用广泛、深入、谦恭的“审问”来培养积极的有道德的人。

《教条》对书院发展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谋取利禄、计较名誉的戒禁，以及对（当时）盛行的学习态度的批评。朱熹在《教条》的跋语中对此有详尽的阐述：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

在宋代，士人获取功名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到12世纪末，这种考试所吸引的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朱熹并不反对这种基于儒学的基本原理选择德才兼备人才的考试本身，以及基于儒学课程而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因外界影响而变化的考试规则，但他抨击那种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的腐蚀性风气。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时，就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如此以往，必然“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进而危及朝廷的威信了。因而，朱熹想在白鹿洞创造一种让学生可以致力于没有杂念的学习环境，他在关于该书院的一首诗中对其效果是这样描写的：

珍重个中无限乐，诸君莫苦羡腾骞。

朱熹讨论这个问题时其感情激动之程度是惊人的，也许这跟他自己对做官的强烈的矛盾心理有关。ConradSchirokauer教授认为这种矛盾心理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是某种潜在的不安全感所致。的确，“学者—官员”，这一为了效忠国家卓有成效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不得不妥协的困惑，与为了求取功名而不得不准备考试的困惑是类似的。当然，朱熹对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的抗议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教育批评家，特别是北宋的新儒学学者，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不过，在白鹿洞书院有所不同的是，书院与对以通过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学习的那种蔑视之间的联系还是尝试性的。

的确，这种联系还可以更大胆些。如上所述，当1165年修复岳麓书院，有人问起刘珙修复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让学生“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或使其“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这些问题时，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谨慎地指出他是为了“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对此，张栻在其记中作了详细的说明。而1187年潘畤（1126—1189）修复石鼓书院时，则宣布“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17]。相对而言，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修复是持中间态度的，显示出对岳麓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的批评，而又未接近石鼓所宣布的明确目的。

这种模糊态度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1180年9月朱熹邀请28位举人到白鹿洞来学习，但他们不是在此为在临安举行的科举考试做准备，而是预习着将自己培养成未来的官员。朱熹认为：

国家以科举取士，盖修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论策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然则，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

陆九渊1181年在该书院所作的演讲中论及科举考试时，也同样对它进行了肯定，因为长期以来“名儒巨公，皆出于此”。然而，他也批评了考试中只看技巧的做法，指出它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凭借圣贤之书去谋取私利。陆还说，“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利，则所习在利”，这样就会产生为利而不为义的人。

朱、陆两人都发现他们自己对科举考试标准（准则）的苛求，但又不能改变它，或者反对考试本身，于是便转向了教育。如果能将学习由为科举考试而做准备的自私的做法，修正为对自我修养的理性追求和对义理的探索的话，那么，通过考试也就可以产生“君子”，至少这一点是他们的希望。

这个希望是有争议的。这一点被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疏忽所暗示：朱熹在1179—1180年之际向朝廷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它的教育功用和教育倾向；在其所附的小帖子中，他暗示书院不是一所真正的学校。在涉嫌书院将替代军学的问题时，他说书院只不过是一栋仅有三五间房子的建筑，修复的目的是“表识旧迹”。从这里我们能得出什么？所有的证据表明，修复后的书院完全是一所学校，而朱熹却掩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出于政治原因。士大夫抵制思想教育和要求增加招生名额相联系，对政府有着潜在的威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学院式的（scholarly）对文化自治权的要求，一旦这种要求是由真正意义的学校的领导者提出的话，其威胁就会被夸大。毫无疑问，朱熹在1180年是很清楚这一点的，这很可能就是他给朝廷打报告时小心谨慎的原因所在。[18]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的小心就是徒劳的，因为到1181年底，书院的修复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朱熹一系列带有强烈保护色彩的给皇帝的奏折和给高级大臣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寻求对朝廷内外各种指责者的回答。[19]是的，他曾承认书院内的确有一些教学活动，但是很少。针对书院伤害了军学的指责，他指出，难以数计的佛道宫观所显示的威胁要大得多。当朝廷对他请求赐书、赐额的事毫无反应时，他感到忧虑，并抱怨那些将修书院嘲讽为“狂妄僭越”的人。他还向尚书提出挑战：要么罢免他的官职，要么就恢复白鹿洞书院“洞主”的建置并任命他担任此职，以让他在那里“阐祖宗崇儒右文之化”。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文件中，他也是谨慎的，他并没有提出对官学的批评，也没有对科举考试给士人进德修身的腐蚀性影响进行抨击。

朱所指的那些指责他的人是谁呢？由于他没有点名，这就很难肯定是谁。就书院伤害了军学的怨言而论，在南康最可能这样做的人是杨大法，他是军学教授，也是“伪学”未来的批评者。朱熹在首都的对手很可能是尚书赵雄（1129—1193），他对朱持谨慎的批评态度，[20]还有王淮（1126—1190），他从1182年开始就公开反对朱。[21]最后，我们还注意到，朱熹为寻求对白鹿洞的支持所进行的工作，在一封给程端蒙的信中，他声称“此间书院近方结果，江浙间有朋友在彼相聚”。

这个证据尽管很小，但还是表明，在1181年就有人对道学及其教育计划开始划清界限了，只是斗争不很激烈。朱熹对尚书的挑战没人理会，他由南康知军调任浙东提举，并于1182年被招为皇帝的侍讲官。此时围绕他的争论开始激烈了。的确，只有当12世纪80年代对道学的攻击真正开始后，朱熹才对此引起注意，并表明了自己的强硬态度。他不仅重复对石鼓书院反科举考试宣言的支持，而且还发表了他对官学、科举的最严厉的批评。

朱熹这个在其晚年被当作“伪学”的维护者而受到攻击的颠覆分子，在他逝世后不久，很快就成了正统观念的化身，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13世纪，宋朝统治者对新儒学的原理大加赞扬，特别是宋理宗时期，皇帝给20余所书院赐额。后来，蒙古人则把朱熹的《四书集注》指定为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从而把他秘藏在他自己以前所抨击的官学以及科举考试制度之中。事情的如此变化，使得朱熹对白鹿洞修复的影响也变得复杂起来。

单从修复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我们必须回答，影响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作为一所学校，它在朱熹任南康知军期间很著名，但此后却找不到有持久的教育活动的记载。事实上，1251年的一个报告中就说院中没有山长，而有许多和尚充当学生，他们贪婪而又无能，并且暴虐地对待当地百姓。因此，该书院在促进其他地方书院发展方面的作用就很难显示出来。然而，朱熹却认为白鹿洞的修复推动了两浙和江南这两个宋代书院中心地带的书院活动。毫无疑问，朱熹的许多追随者后来修建了很多书院，但这是受他本人的影响，还是受白鹿洞的影响就很难说了。

当然，不管影响怎样，白鹿洞书院的修复本身必须被看成是南宋初期在江西开展起来的新儒学书院运动的一部分。

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的声誉巨大，之所以这样，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13世纪期间，朱熹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忙于修建书院，传播朱熹的著作，建立祭祀朱熹及其他新儒学大师的祠堂，[22]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朝廷的活动，使得这一切都来得相当的快。因为朱熹的思想在形式上越来越被当局所接受，教育上的妥协就成为必然了。既然朱熹对教育的关心是人们如何对待学习的问题，那么，接受他的观点，同时又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的学习就成为可能了。事实上，当13世纪40年代建康府（今南京）的明道书院提出一系列规章，规定抽出1/3的学习时间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时，就声称它是根据朱熹的《教条》而制定的。[23]

尽管有这些妥协，但是它所表现的一种与绝大多数士人及官学的教学进程不同的教育哲学对书院的发展方向有着持久的影响力。新儒学学者们——在这里程朱与陆王学派是一致的——相信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而不是对一批被认为是派生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高贵者的训练。这样一种信仰，使他们即学者们而不是政府成为文明的保护者，并且使书院成为那些保护者的中心。认为书院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这种中心位置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但由白鹿洞的修复帮助发动的对道学的争论也许是个例外。在明代，王阳明学派的书院、东林运动以及复社都表明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根本问题。

John W.Chaffee教授的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发表在《通报》第71期（1985年）

注释：

[①]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四库全书》本）2／24a—b。

[②]见20世纪早期中国著名教育史家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上海，商务版，1933 ）PP.46—49。还可参考近来西方的John Meskill《中国明代的书院——一篇历史论文》（美国亚洲研究所与亚历左纳大学联合出版社1982年版）P.13。日本宋代教育史研究权威寺田刚认为，随着1165年岳麓书院的修复，开始了书院运动，但他也把白鹿洞的修复看成是这个运动开展起来的关键事件，见《宋代教育史概说》（东京：Hakubunsha，1965）P.265、271。

[③]陈东原：《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载《民铎杂志》（1937），以及《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前者是当代书院史研究最权威的书。

[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备要》20／96。马端临《文献通考》（台北，1964）46：341以“数十百”代替了“数千百”。

[⑤]《白鹿书院志》卷十七。

[⑥]杨大法的参加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十六年后当他做侍御史时参与了对“伪学”的攻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朱熹及其弟子的。

[⑦]“书院”，在这里包括书院与精舍。精舍不管其道教与佛教的内涵，在功能上似乎跟书院没有什么区别，但表1中的425所书院中只有24所是精舍，还有一些开始叫精舍，后来又改称书院。

[⑧]如广南西的思贤书院建于1132年，它是纪念唐代官员王贤的。孙彦民《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63）P．68。至于宋代广南书院的发展，见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广东，商务印书馆，1938）P．19—20。

[⑨]他修建的大部分书院在他安家的福建建宁府，而讲学最多的是在湖南与江西。

[⑩]佛教寺院中儒学研究的资料在11世纪初期就找不到了。那时最有名的例子见范仲淹《范文正公集》P．415，任德《随志》（1539）1／13a—b，20a—b，龚明志《中吴纪闻》P．11，18。

[11]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书院常常是以那些建设者或与该地区有关的已故学者的字、号来命名的。

[12]Meskill《中国明代的书院》PP．9—11。“精舍”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汉朝，当时它是老师接待自己学生的书房，但后来被佛教徒用作图书馆、寺院，文人大师及其弟子们也用以称其聚集的乡间隐居处。因此新儒学学者能够从佛教机构中借用这个词，并宣称它是儒家先祖最先引用的。见李弘祺《朱熹、书院及私人讲学的传统》，1982年夏威夷国际朱子讨论会论文。

[13]李志《诗人朱熹》，《通报》第58期（1972）pp．92—99。我沿用了李有关道教、佛教及新儒学的自然观的看法。

[14]《白鹿洞书院志》卷二／8a—9b，至于奏折的日期，见《白鹿洞书院志》卷3／14a。1137年那场有关被围攻的儒学需要官学帮助的讨论，可以从袁桷的《延祐四明志》卷15／5b中找到。

[15]《朱子年谱》卷二／20b，30b—31a。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杨大法教授为什么帮助修复白鹿洞书院。

[16]吕祖谦在其《白鹿洞书院记》中作了明显的联系，他把北宋的新儒学学者们叫做豪杰，这个术语值得注意的是其武勇的内涵。《朱子年谱》2／24。

[17]《四部备要》卷七九／23a。有关新儒学教育思想中讲学的重要性的著名讨论，见李弘祺《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

[18]即使在伪学禁令之前十五年的1180年，后来成为朱熹得意门生的程端蒙也因为写了责备谏议大夫驳斥正学的信而被开除出太学。见昌彼得《宋人传记资料索引》4：3049。

[19]即载于《白鹿洞书院志》卷二的《与尚书札子》、《与丞相札子》、《乞赐白鹿洞书院勒额》、《延和殿奏事》、《洞学榜》。

[20]赵雄于1178年说服右相史浩（1106—1194）任命朱为南康知军而不是在京城任职，当朱1180年在一篇奏折中暗示皇帝掌握在一帮不择手段的佞臣手中而激怒孝宗时，赵救了他，使他没有降职，然而赵也只是争辩说，他不值得被当成牺牲品。见Conrad Schirokauer《朱熹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斯坦福大学，1960）P．100、103。

[21]王淮是唐仲友的主要支持者，他是1182年被朱指责的人，1195年成为伪学的反对者之一。同上，p．115—122，Schirokauer《中国宋代的危机与兴旺》中的《受攻击的新儒学：伪学的谴责》（亚历左纳大学出版社，1975）PP．185、188。

[22]对朱来说，令他沮丧的是这发生在他刚离开南康不久。当时他得知他的一块漆好的匾被放在白鹿洞书院的祭殿内，就要求将其搬走，但没有人理他。《白鹿洞书院志》卷2／22：陈东原《庐山白鹿洞书院》。

[23]周应合《景定建府志》（1801版）28／5b—6a。该书院是刘珙在1174年创建的，他还是岳麓书院的修复者。

译者单位：湖南商学院外语系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