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真相

编者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可以说是明亡清兴中的转折点性大事件。如果没有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李自成未必不能在山海关挡住清军。那么，之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将完全不同了。那么，吴三桂为什么要引清兵入关呢？难道真是如一些文艺作品里所说，是为了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吗？

很多人都知道，在崇祯朝，吴三桂是辽东总兵。但明末的辽东地区，吴三桂一开始只是诸多总兵中的其中一个，只不过到了1644年他已经是仅剩下的一个，同时也是官阶最高的总兵。而总兵之职，只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因为辽东总兵只是个地区总兵，地区总兵的上司既有官阶上同正二品的巡抚，也有一品的总督。所以在他还没有被封“平西伯”前，吴三桂他也有2个上司，而这2个上司都是有调兵权的。他们分别是：1.蓟辽总督兼兵部尚书王永吉。2.辽东巡抚兼都察院右佥都御使黎玉田。

1644年三月四日（阴历），崇祯下诏升吴三桂为平西伯，唐通为定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伯。命令他们尽快进京勤王。其中唐通一路军队投降了李自成，左良玉与黄得功等关内军队在之前的作战失利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与大顺军既交过战，大顺军攻占北京城之后也没有前往救援。到了三月六日，崇祯接到奏报：太原、宁武关、雁门关等地都被攻破，山西已经“沦陷”。到了此时崇祯才明白，再不调关外军队勤王，北京城就保不住了。所以当天就下手诏:王永吉总督关外军队与吴三桂一起弃守宁远，迁徒边民，进京勤王。

二十日，王永吉率领的辽东军先头部队来到了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新区），离北京城还有数百里之遥。而就在一天前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已经攻陷了北京城。二十三日，王永吉在蓟镇盘山听到北京的剧变后，开始返回。二十四日，已经抵达永平的吴三桂也得到了北京城陷落的消息，于是一面派人回京打探详细情况，一面继续前行接应王永吉的部队。二十九日，吴三桂的家将傅海山冒死从北京城逃出赶到了玉田向吴三桂回报了北京城中发生的一切。至此吴三桂和王永吉终于确信了崇祯皇帝已经殉国，百官纷纷投靠李自成，并且大顺军还在北京城内进行拷掠追赃。甚至吴襄也遭到了拷打，还抢了吴家的五千两白银这让吴三桂大为震怒。因为刚被封为平西伯的他居然已经是亡国之臣，封他为平西伯的崇祯居然也成了亡国之君。所以他当场就发誓：“君父之仇，必以死报”。

四月初一黎玉田收到了清军进驻了已被放弃的宁远，并有南下的迹象，所以派人通知了王永吉与吴三桂。王永吉、吴三桂于初五这天的早上抵达。一到山海关就与黎玉田、高第等人商议今后的去向，下午商议结束以后，王永吉决定联络史可法，让其北上和辽东军一起收复北京。但在当天晚上，李自成的招降使者：唐通与左懋泰、张若麒也赶到了山海关。

面对李自成突如其来的招降，众人又商议了一番，决定拒降，要做“忠臣”，所以王永吉按原计划南下联络史可法，等其北上后，吴三桂再率辽东军西进，一起夹击李自成，从而收复北京，但为了拖延时间所以派黎玉田为使者前去北京假意与李自成谈判。要其保证不侵犯此时在山海关的所有人的利益。只是王永吉与吴三桂没料到，黎玉田居然在北京城里投降了李自成。

黎玉田为什么要投降？因为原本官位最大的就是蓟辽总督王永吉、其次是辽东巡抚黎玉田、然后是辽东总兵吴三桂。但是，1643年九月的最后一次宁远大捷后，原本只是宁远总兵的吴三桂不仅官至“辽东总兵”，更是把辽东军变成了“吴府兵”军，只是在名义上还受2位文官的节制。

原本王永吉是“老大”，黎玉田是“老二”，吴三桂是“老三”。但是这之后，吴三桂一个武人居然一跃超过了2 位文官成了“老大”。王永吉和黎玉田都成了吴三桂的“幕僚” ，但是“幕僚”按照官位来说，王永吉是首席，黎玉田是次席。而李自成的招降使团来了以后，同为“伯”且是吴三桂旧识的唐通，不仅给他送去了4万两白银，还带去了家信。都是山东籍的张若麒与左懋泰也同时与曾是山东巡抚的王永吉是旧识。但却唯独忽略了黎玉田。而黎玉田直到，一旦日后被李自成知道自己是假意谈判，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陕西人的黎玉田借着去北京城谈判的机会投降了大顺，并为他带去了此时的众多情报，最终也间接促使了李自成发兵山海关。

再说吴三桂与王永吉两人为什么拒降？如前文所说，他们知道了北京城中发生的“追赃”行为。最重要的是还触怒了山海关的当地官绅，要知道明王朝从开朝以来就在山海关当地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如果此时投降大顺军，那这些物资就等于白白送给了大顺军，这是山海关当地官绅所不能接受的。而辽东地区囤积多年的物资此时也归了吴三桂，他本人当然也不愿意就这么白白送给大顺军。

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会彻底激怒李自成，他的大顺军从陕西一路攻到北京城，大半个北中国都抵挡不住。如果真率大军前来，那区区一座山海关能在南方的援军赶到前挡住大顺军吗？

山海关所处辽西走廊的位置

所以就在这一天，原属辽东军“监纪同知”的童达行向吴三桂提出了向清军“借兵为崇祯复仇，事成割让黄河以北之地作为酬谢，并立太子于南京，存续国脉，与清朝南北分治”这个献议，但是事关重大，借兵剿贼虽可成“申包胥，郭子仪”但是万一成了“石敬瑭”这个责任谁来负？

说到底，虽然此时身怀崇祯诏书的吴三桂与王永吉其实早在三月十九日以后就成了明王朝在整个北中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是吴三桂只是名义上的“平西伯”。缺乏政治经验的他对这等大事根本茫然无知，必定会询问他的“幕僚长”王永吉。而文人兼政客出身的王永吉与众人一边商讨一边等待了5天。在这5天期间，不断接到北京城内官绅被“追赃”以及清军将要倾举国之兵南下的消息。原本还只是想南北夹击李自成的吴三桂与王永吉，在四月十日得到清军南下的确切消息后，终于同意了童达行的献议，起草了一份以吴三桂的名义向清朝提出了借兵的“请兵书”，希望清军可以绕道长城西面三路夹击李自成，并在四月十一日发出。同时在北京以东至山海关一线发布昭文。其昭文内容大致为：“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

而且王永吉耍了个心眼，只以吴三桂的名义提出“请兵”。那如果成功的话那身为“幕僚长”的王永吉说不定也能封个“伯”甚至更高的爵位，从而能成为“申包胥，郭子仪”，但若失败那吴三桂就是“石敬瑭”。换句话来说，有功就是他王永吉的，有罪就是吴三桂的（此举再次看出王永吉的确是个官场老鸟）。更可恨的是居然迟至四月十七日，得知多尔衮改变了进兵路线以后，王永吉才以亲自去见史可法的名义去南方寻求援军，但事实上，却是将所有的烂摊子留给了吴三桂。

就这样，吴三桂可以说是稀里糊涂的，将改写历史的机会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变成了大顺军与清军即将到来的决战中举足轻重的砝码，也成为了引清兵入关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