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 | 法国国立海外档案馆的档案

第二届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在即，在各界研究者的努力之下，有关广州湾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所涉及的学科也从历史学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就历史学研究而言，研究者还多受制于史料的不足，其来源相对偏狭。譬如外国学者主要使用外文档案，而国内学者多使用中文档案、报刊和民间资料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查找有关广州湾的外文资料？其中一大部分就在法国。广州湾曾是法国租借地，故法文档案主要藏于法国的几所档案馆，而位于法国南部城市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国立海外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更是主要馆藏地。正如法国学者安托万在其著作《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附载的参考资料所示，广州湾档案分布在法国的殖民地、外交和军事等系统的档案馆（分布在巴黎、南特、艾克斯等地），海外档案馆始创于1966年，时值法国殖民地纷纷独立，因而法国当局将昔日各殖民地的资料运返法国，集中存放在艾克斯，该馆业已成为一座国家级档案馆，存放长达三个世纪法国殖民史的资料，可谓从事相关研究的必到之地。

二战之前的法兰西帝国占有亚非多处殖民地，多年经营留下数量巨大的档案资料，广州湾档案只占其中一个大类之内的若干子目，因此不太显眼。要想了解广州湾档案的存放位置，需要回顾租借地所处的政治结构：自1900年印度支那总督颁令设立租借地制度，广州湾一直隶属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行政管辖，直至1945年归还中国。因此，藏于海外档案馆的广州湾的档案大多存放在印度支那的大类之内，据岭南师范学院景东升副教授介绍，总数约有十万页。

查阅广州湾档案并不容易——该馆档案总数相当庞大，数字化进展缓慢，在网站的检索系统输入关键词Kouang-Tchéou-Wan只能找到寥寥几笔；加上广州湾租借地的从属于印度支那的“尴尬”政治地位，相关资料分散在多个卷宗之内，也加大了搜索难度。七月下旬笔者在该馆查阅广州湾档案数日，咨询两位专门负责印度支那档案的工作人员得知，当前搜索广州湾档案有两条主要途径：借助前人的注释（档号）直接调阅；或使用传统的分类卡片逐一查找。

印度支那档案目录大致分为三部分：总督府档案、分部门档案（fonds ministeriels）和“新档”（nouveau fonds），分别位于目录室的不同位置。其中总督府档案和分部分采用卡片式目录，按顺序存于抽屉柜之内，而总督府档案又有字母排序（多按照地名）和档号排序两种分类方法，两者内容一致。举例来说，广州湾档案可在字母排序的KOUA抽屉中见到（广州湾的通用法文名称是Kouang-Tchéou-Wan）。就总督府档案而言，档号一般由INDO/GGI/加五位数字组成，其中INDO即Indochine，GGI即Gouvernement Général d’Indochine。这些目录分类都是早年的工作人员编排，既不能百分百对应现有的档案号，也不能完整展现广州湾相关档案的全貌。简而言之，若不熟悉印度支那档案编排和分布的逻辑，只是带有想搜索某类或某件资料的打算，便会遭遇许多困难。新档的形成时间相对较晚，目录是文件夹形式，相对较易查阅；而目前总督府档案也有文件夹式的辅助目录，帮助读者查阅相当陈旧的卡片目录。

图1: KOUA抽屉内的卡片目录，其中再作细分。

图2:分部门档案的多个抽屉。

图3 新档的文件夹式目录。

查阅档案方面，该馆统一使用电脑系统调阅，读者在公用电脑输入个人信息和档号，一般一小时之内就能领到档案，每次只能领取一箱。然而，由于档案目录不全（或未公开），读者往往不知道自己所要调阅的档案与什么档案为邻，而馆方每次都是送出一整箱档案（每箱内载有数百页，从几卷到几十卷不等）。就笔者经验而言，有时一箱内全是广州湾相关资料，有时只有一份相关，故需相当谨慎，以免错过有用信息或弄乱文件顺序。但有时候也能找到“意外惊喜”，发现原未料到的资料。

既然海外档案馆主要收藏昔日殖民地系统留下的资料，而广州湾又居于法属印度支那的政治体系之下，那么该馆所见的广州湾档案也就多是法国殖民当局发出或接收的文件。笔者此次主要搜索上世纪20年代广东政府与法当局交涉治安问题的资料，找到不同种类的往来文件，足以一窥该档案馆的广州湾档案种类：其一，广州湾总公使与上级印度支那总督的通信（包括公文报告、电报和信函等）；其二，来自法国驻广州、北海和海口等地领事的信息、协商或请求，这些文件多为副本，原件可能存于外交部档案馆；其三，广州湾当局内部的文书，如总公使与各地驻防营官的通信；其四，当地华人经广州湾总公使向印度支那高层呈交的申诉。通过这些文件，我们可以探究殖民地官僚系统的运作情况，也可见到殖民地和外交两大系统的合作和博弈，还能发现中文资料几乎失载的华人活动记录。

翻阅这些资料，笔者感觉作为租借地的最高长官，广州湾总公使处处受制于印度支那总督府，许多事项都要向后者汇报并请求同意。另一方面，广州湾租期99年且主权仍属于中国，边界与中方辖地接壤，因此中国官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屡屡就治安、经济和外交等事项提出交涉，也牵动驻华外交官的介入，与河内当局和广州湾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上述有关方面的利益和想法往往不一致，这也就掣肘总公使等官员的行政工作，造成广州湾发展缓慢、问题丛生的“殖民困境”。

说来巧合，笔者竟在档案馆遇到安托万·瓦尼亚尔，他是为了第二届广州湾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找资料。在其解说之下，笔者对广州湾档案的馆藏情况多了一些认识，也更加理解其复杂性和搜索难度。所以安托万书中的附录既对研究者甚有参考价值，也可见投入多年的功力之深。另一方面，岭南师范学院龙鸣教授和景东升副教授在2011年起已先后拍摄了法国国立海外档案馆的广州湾档案，据悉已初步整理相关目录。在该馆广州湾档案分散在各个印度支那卷宗的现状之下，我们有理由期待龙、景两位老师整理的目录将大大有助于日后的搜索和调阅。

笔者与安托万·瓦尼亚尔

2017年8月笔者首访法国国立海外档案馆

作者： 吴子祺

编辑：大 米

「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第2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