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自我定位：认不清自己，看不明变迁

撰文/拾文客栈，北洋史扒粪者，求真、慎识、体温凉。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三百八十一）：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在北洋史上，军阀们其实也算是有自知之明，毕竟连玉帅吴佩孚都曾说过“军不称尊，何以成阀”之言。不过相较于这种功名禁锢之下的妄言，大多数军阀中的“草头王”更倾向于“刮地皮”这样的实际利益。所以在“真实的北洋军阀不都是卖国的”一文中，曾看到“现在才明白在那些北洋军阀中同样有狰狰男儿，同样有忧国汉子，同样有高尚长者。”读到这儿，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此“狰”非彼“铮”，两个字意思大不同。“铮铮男儿”误成“狰狰男儿”，面目确实真够吓人的。铮铮，本是金属撞击声，比喻刚正不阿。狰，古代传说中的异兽，有凶狠之意，如“狰狞”。所以对于北洋军阀之定位，也算是歪打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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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溯源“北洋”，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外人约定五口通商，河北、江南两省，向称南洋、北洋，自后两江总督，为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为北洋通商大臣。”北洋之谓，一转而为清朝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也是清朝中枢向地方交出对外之权柄，以及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如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但是到袁氏的“北洋集团”，含义之变迁，已经更多地具有了团体之命意，进而成为庙堂执缰集团的称谓，如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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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甲午战后，袁氏编练新军，然袁并不能称“北洋”。北洋大臣是直隶总督的专属，时由荣禄等担任，袁不能越级妄称。小站所练初为“定武军”袁接办后称“新建陆军”，当时并无“北洋新军”称谓，这是后人追溯北洋军阀之定位时所附加上的，“之有新军，始于北洋”。只是自袁开府北洋后，北洋崛起，盘根错节。基于上述分析，不难体会“北洋军阀”之定位，虽然在历史变迁中多有变迁，但“北洋”所承负的内容，不可仅以“军阀”之一端予以评判。战火纷起、中枢频更之非常之像，并非“黑暗”之一语所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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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时期，虽有宦海之中的尔虞我诈，以及北洋团体以武力为核心，却并非纯粹的武夫当国，其人才汇集远远溢出武夫之范畴。一时北洋文治之盛，也概莫能比。尤其清末民初的欲望泥淖中，水潜舟破，扛纛人之压力自然非比寻常。虽然北洋武夫之力量举足轻重，在庙堂之上拥有绝对的权柄。但是北洋文治力量亦不可轻忽。吴虬即称：袁开府北洋，北洋幕府所罗致，遂有以北洋中枢为中心之主张，以及乃有“北洋派”三字出现。自此，北洋军阀成为树大根深的庙堂团体，随着坐稳江山，也逐渐故步自封，迷失自己，进而在南北角力以及内耗的道路上分崩离析，终成南柯一梦。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史》、《菜根谭》、《北洋一词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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