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征文｜源泉

——回忆普阳农场党委为民办实事的两件事

在历史洪流中，找寻祖国沧桑巨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感受他们退伍不褪色、继续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本真生活。这些有力量的故事既独属于他们个人，也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是以为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凤凰网历史联合小糊涂仙酒业发起致敬老兵系列专题节目，我们在寻访，也愿意听你说。

文/杨伯勋

按语：北大荒垦区，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军垦农场群，一度改制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每年为国家提供一亿人口的商品粮。他们从开荒建场至今，始终保持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下面讲述垦区普阳农场党委的爱兵（爱民）故事，作者杨伯勋就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老战士，原农场职工医院院长。

一、研发富硒粮食

我们农场1971年在松花江下游，蒲鸭河畔开荒建场。这里是一江三河一泡（松花江，蒲鸭河，敖来河，嘟噜河，莲花泡）的重沼泽地区，水质不好，职工饮用的是地表水，上面有一层像油一样的漂浮物，一加热像茶水一样，呈土红色，场里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肝炎等发病率高。二队队长伍友元才四十来岁，患脑溢血病故，七队队长张合的女儿，十几岁患白血病去世。组织上派我到大连沙河医院和哈医大第一医院进修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这些疾病的防治问题，从专家教授那里吸取知识，感到水质可能是影响我场职工健康的重要因素。

我回场以后，向党委建议对饮用水进行彻底的检测化验。党委十分重视，特派副场长王国善去北京和广州化验水质，并求教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是铁严重超标，氮也超标，氟含量低，而硒的含量却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含硒量在0、05一0、1ppb之间，不足正常量的五十分之一，当时觉得缺硒可能是我场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多发的重要原因，对人畜健康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作为应急措施，杨会双场长批准从安徽、山东、辽宁沿海等地，调运大米、苹果、蔬菜平价供应职工，增加食物的补硒量。场里还首先在场部打200米深井，建起自来水供水到户，并配专人在自来水中补硒。但这些都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自来水补硒只能补无机硒，人体不能“储存”，吸收不是太好也不十分安全，大家还在继续苦苦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农业杂志上看到一篇报导：北京一个养鸡场，几万只鸡全部死亡，调查结果是长期吃东北玉米，因为东北玉米缺硒，只好在饲料中添加亚硒酸钠。后来国家经过普查，我国72％的地区缺硒，黑龙江是缺硒较重的地区。当时硒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医学杂志上报导有，但不太多，只是研究观察，在基层很多人还是一个知识空白，我作为一名医生，对造成疾病的所有原因比较敏感，既然缺硒造成畜禽严重死亡，对人体肯定会有危害，彻底解决缺硒问题是当务之急。我咨询场里的农业专家丁大中，他告诉我，在农作物的叶面喷洒硒的水溶液有可能吸收，正在他的后园子里用窝瓜作试验，还请了张靖宇书记参观他的试验，书记叮嘱他一定将这个试验搞到底，他的试验窝瓜子收获以后，为了数据可靠，书记又让送到北京中国农科院化验，含硒量有很大提高。我还参加了他的瓜子鉴定，作物人工补硒，当时在全国也是首创。

因为补硒是一个新生事物，硒少了导致疾病，硒多了又成为剧毒危及人畜安全，在试验过程中往往产生认识上的分歧。申请作物补硒科研立项的时候，总局有关部门就不同意，认为已经有了自来水补硒，再搞作物补硒是重复劳动，没有必要。

后来是农场党委坚持，决定自己搞，自己立项，自己解决自己的人畜健康和安全。经过小区试验，己经完全掌握作物安全补硒标准之后，第一次进行大田喷硒试验就出了问题，农业科有些技术人员不同意，不让已经装满硒液的飞机起飞。负责试验的科技科长丁大中急得没有办法，去找书记。书记询问农业科禁飞的原因？农业科说，硒是剧毒物质，我们科里管机场，我们让飞机去喷剧毒物质，将来粮食出了问题谁负责？张书记告诉他们，一切按照标准操作，出了问题是我的责任。这才开启了作物补硒的大规模田间试验，并且取得了成功。

后来，在副场长柴永昭和农艺师朱维先的建议下，场里请来全国著名的硒研究专家吴敦虎教授，共同研究人体补硒问题，并选送专人到大连吴教授的试验室，学习硒的分析化验，以便在农场建立硒的化验业务。在吴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人体补硒试验，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场领导都带头参加试验组，食用本场补硒的粮食，由于硒有毒性，当时不少人在心理上是有风险顾虑的，经过多次血硒（血液中的含硒量）与发硒（头发的含硒量）检测，均达到补硒的安全标准，一个饮水和土壤严重缺硒的农场，从此吃上了自己研制的富硒粮食。这是一项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的重要发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及有关方面的奖励。全国营养学会名誉主席、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陈云同志的夫人）专程访问普阳农场，给予这项发明高度评价：“通过给农作物补硒的方法来提高食品的含硒量，以达到人体补硒的目的，这种方法成本低、效益高。在一个农场能生产富硒产品，攻克科学难题很不容易。普阳农场的这项发明也填补了科技领域靠植物合成转化为人体补硒的空白。”

二、普种乙肝疫苗

我们是在重沼泽地区的新建农场，饮水及自然生存条件很差，成员是由解放军转业官兵，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哈尔滨知青，科技人员和支边老职工组成。当时全场的肝炎、肝硬化是常见病，多发病，职工医院也因技术水平有限，分辨不出甲肝，乙肝。驻场农业银行行长才四十出头，因肝硬化大出血死亡。

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我订了《中华医学》、《中级医刊》、《国外医学》等刊物，经常阅读。有一次，在医学杂志上了解到乙肝带毒者，在我国有些地区占到10一15％，带毒者转为肝炎、肝硬化的也很高。而乙肝的传染途径是血液和粘膜，一毫升血液的千分之一就能互相传染。

我们农场肝炎也是多发病，很有必要掌握这方面的潜在影响，我们派检验科医师去佳木斯医学院学习乙肝表面抗原测定技术。回场后，在场部并选择一个生产队，数百人作乙肝表面抗原测定。结果，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为15％，也就是说，我们以一万人口计算，就有1500人是乙肝带毒者，他们就是肝癌、肝硬化的高发人群。

八十年代初，一般基层医院的无菌技术都很落后。如输液不做乙肝检查，牙科器械、幼儿头皮输液针头、化验室采血用的持针器、针灸针、种牛痘的划皮针等，都是用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消毒，有的浸泡，有的用酒精棉球擦一下就给别人用。我认识到，医院可能就是乙肝的交叉传染地。因此，组织全院学习无菌技术和乙肝对人的危害。全院实行一针、一人、一消毒，即统一高压灭菌，幼儿头皮输液针头只准用一次等措施。八十年代前在基层医院这是重大进步。当时乙肝疫苗问世不久，只是在城市极少数人使用，连儿童都还没有普及。我把我场的乙肝带毒调查和乙肝发病情况向场党委作了汇报，场里决定在全场进行全员乙肝疫苗接种。那个时候，只有西安生物制品厂生产乙肝疫苗，全场普种大约需要五万多元。农场的经济实力有限，一年盈利一百来万，新建时期，农田建设、职工住房、教育卫生、公共设施，都急等着用钱，一次普种疫苗就要花掉5％的资金，可见党委把关心群众的健康，为群众办实事摆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这种活性疫苗必须在低温的条件下保存，运输难度很大，我们从西安用飞机运到北京，再用农场唯一的一台面包车从北京运回农场，给全场职工、家属和儿童人人都接种了乙肝疫苗，走在全国基层普及乙肝疫苗的前头，后来肝炎、肝硬化就很少发病了。

普阳农场党委把群众的健康，把群众的利益始终放在心上，研创了作物补硒和率先普种乙肝疫苗，不仅激发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热情，也给国内和国际上留下好的影响。我当院长的时候，亲自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詹姆斯先生，他对我说：“我走遍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没有一个国家有你们这样好的医疗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