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十国时期,干戈扰攘、国土分裂,素有“乱世”之称。中原地区篡逆相接、乱象如沸、所谓置君犹置吏、变国若传舍。正当中原鼎沸、乾坤震荡之际,许多士人为了躲避战火摧残纷纷选择避地南迁。五代时期,远离战火硝烟僻处西南一隅的巴蜀大地富庶安宁、人文荟萃是中原文人侨居避难的理想所在。五代时期,巴蜀文坛主要由流寓士人和本土文人组成,他们或生于蜀、或卒于蜀,或仕于蜀,或流寓于蜀,共同构成了五代时期特定时空地域中的巴蜀文人群落。
前蜀地图
一、五代时期巴蜀文人群体的生成态势概述
五代时期,巴蜀文人的生成聚合和演变分布的态势颇为复杂。从巴蜀文人的成份构成方面看,五代时期的巴蜀文坛上,主要由外来士子和本土文人共同组成,不过,无论从人员数量、作品数量抑或是文学水准上看外来士人始终主导着巴蜀文坛,土著文人则处于一种叼陪末座的陪衬地位。从巴蜀文人的生成流转态势方面着眼,五代时的巴蜀文人则经历了前蜀王朝和后蜀政权两个迥然有别的王朝历史时期。
五代前蜀王朝时期,巴蜀文人群体自唐末王建割据西川汇算起,到前蜀末年跟随后主王衍亡国归命后唐王朝截止,前后历时三十余年。五代前蜀王朝的文人群体,在一个特定时空地域范围内自成一个聚居群落。前蜀文人主要以先主王建所收容和招揽的中原士人为主,如长安人韦庄、婺州人贯休、范阳人卢延让、河间人张格、许州人魏承班、高阳人毛文锡、天水人王仁裕、狄道人牛峤、牛希济等不一而足。前蜀王朝时期,中原地区这些类似“移民”的文人群落经历了唐亡蜀兴的改朝换代的时代剧变,面对国家分裂和前蜀开国的时代背景,面对长时间寓蜀难返的现实处境,前蜀域外文人群体不仅在理性上和感性上均表现出对前蜀政权的认可态度,而且也同时逐渐接受了五代巴蜀时期的蜀地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
五代后蜀时期,后蜀王朝的文人群体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跨越前蜀政权和后唐王朝的域外文人,如李昊、欧阳彬、顾在珣等人于前蜀灭亡入后唐,再由后唐返归后蜀,太原人孟昶随其母李氏由后唐入后蜀、刘保乂为青州人进入后蜀王朝等;另一类是在后蜀王朝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地地道道的巴蜀土著文人,如锦城烟花主人尹鹗、成都华阳人欧阳炯、布衣处士阎选、夔州云安人幸寅逊、后蜀秘书监毛熙震、后蜀进士鹿虔扆、蜀人王廷珪等。五代后蜀文人(由土著文人及由前蜀入洛还后蜀的文人构成),对巴蜀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难以抑制的天然亲和感。
二、五代时期巴、蜀、汉中三大版块区对
巴蜀文人分布态势的影响
五代时期,前蜀王朝和后蜀政权的统辖疆土可划分为西蜀区、巴峡区和汉中区三部分。与之相对应,五代巴蜀地区的文化版块亦可划分为蜀区、巴区和汉中区。三大文化版块区中,蜀区大体上包括益、彭、汉、眉、蜀、梓、绵、陵、灌等州府;巴区大体包括果、阆、遂、普、巴、蓬、集、壁等州组成的巴中区和由开、通、渠、夔、忠万等州组成的巴东区;汉中区大体包括秦、凤、阶、成、洋、兴、金、利等州府。
以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区域化文化视角来审视唐末五代西蜀文人群体的生存态势,可以看出各大地域版块之间文人分布的不均衡状况以及地域交通条件对文人群体生成聚合和行旅游历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西南大都会成都,既是唐僖宗行幸避难的栖息地又是前蜀政权和后蜀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都作为蜀地的人才荟萃中心,几乎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人群体,唐末五代一大批流寓文人、侨居文人甚或是异域文人均朝着这一方富庶、和平、繁华的热土纷至沓来。唐末五代时期,不仅作为蜀地人文渊薮所在的成都府文教兴旺文人荟萃,就连受成都文教氛围浸润辐射的蜀地其它区域诸州郡如彭州、汉州、蜀州、眉州等均有文人熙来攘往的活动身影存在。如,李昊前蜀时为彭州的导江县令,后蜀时为汉州刺史;张蠙唐末为益州犀浦令,前蜀王建开国拜膳部员外郎后出为汉州金堂令;文人庾传素前蜀时起家为蜀州刺史,后入成都为平章事。又,前蜀顺圣徐太后(王衍生母)和翊圣徐太妃(王衍姨母)恣其风月烟花之性频岁省方、盘游诸州、附庸风雅,二人先来到蜀州青城山谒见丈人观,徐氏二人分别写有《题青城丈人》《题玄都观》《题金华宫》《丹景山至德寺》等诗歌作品。在彭州,徐氏二人写有诗歌《彭州阳平化》《和题彭州阳平化》;在汉州,徐氏二人又分别写有诗歌《汉州三学山夜看圣灯》《和题汉州三学山看圣灯》。
与蜀地物华天宝、文人荟萃和文学创作云蒸霞蔚般的繁华场景相对比,蜀地以外的巴地和汉中地区的文人活动和文人分布则显得颇有几分荒寒和冷清的味道。不过,唐末五代时期,作为巴地和汉中战略要塞的各个藩镇幕府之中依然荟萃许多的才学俊彦,这些藩镇幕府好似撒播在广袤纵深的西南大地上的一簇簇文明的火焰,很自然成为了西蜀文人生成聚散的活动中心。如前蜀武德军驻地梓州,欧阳炯仕前蜀高祖王建和后主王衍历官武德军判官;诗人李洞写有诗歌《秋宿牛头寺》、郑谷经由梓州通泉县写有诗歌《舟次通泉精舍》、刘象曾在梓州郪县生活过写有诗歌《郪中感旧》。巴中地区的果州为后蜀武宁军驻地,《十国春秋》称:“广政二十一年……置永宁军于果州。以通州隶之。”后蜀广政年间文人李昊知武宁军,《十国春秋》云:“(广政四年)三月甲戌,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昊知武宁军。”巴中地区的遂州为前蜀武信军节度使,后唐灭亡前蜀时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等州降后唐。前蜀时,刘知俊为武信节度使曾聘李昊为从事,当刘知俊率军北上攻打歧凤军时,曾委任李昊知留后。文人石钦若、苏涯与李昊同在刘知俊的遂州武信军幕府共事,据《十国春秋》记载:“后主(孟昶)尝欲命(李)昊二子官,昊固让,且言遂州判官石钦若、苏涯,故蜀(前蜀)时同在刘知俊幕下,愿回授钦若等。后主嘉叹许之。”后蜀广政年间,文人幸寅逊出任武信军节度使。又,遂州武信军下辖的长江县为唐代著名诗人贾岛的贬谪地,唐末五代文人经常来到此地缅怀贾岛,如黄滔写有《过长江》、李洞写有《过贾浪仙旧地》等诗歌作品。巴东地区,前蜀时曾于峡口夔州置镇江军,后蜀时改为宁江军,前蜀悍将王宗宪担任镇江节度使时诛求贪暴恣意横行,镇江军判官文人刘隐辞多次劝谏不听,于是创作诗歌作品《白盐山》《滟澦堆》讥刺之。兴元府为汉中地区的战略要地,前蜀政权和后蜀王朝均沿袭李唐皇朝的旧制于此设置山南西道节度使。前蜀文人王仁裕入蜀后,仕后主王衍为山南西道节度判官有诗题写于斗牛观。又,后蜀时成都人文谷笃学博闻以词章显于世,“事后主,历官员外郎、侍御史、山南道节度判官。”又,后蜀广政末年,文人张廷伟任山南节度判官,据《十国春秋》记载:“广政二十七年冬十月,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说王昭远曰:公素无勋业,一旦位至枢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时论。莫若通好并州,令发兵南下……”
三、五代时期巴蜀边州自然地理对
蜀地文人生成生态的影响
五代时期,前蜀王朝和后蜀政权统辖下的西北边州和西南边境地区,唐朝末年曾多次遭受吐蕃的侵边和南诏的进犯。这一地区星罗棋布,世代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其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与巴、蜀、汉中地区相比显得更为蛮荒和落后。如前后蜀时期,西北边境的扶、文、茂、维等州是羌族人放牧游猎和群居出没的高原山地,这一地区通常被称之为“西山八国”。五代前后蜀时期,西南边地的戎、雅、黎、泸诸州与南诏政权接壤,这些地区则是少数民族僚人和浅蛮的群居之地。据《资治通鉴》记载:“黎、雅间有浅蛮曰刘王、郝王、杨王,各有部落。西川岁赐缯帛三千匹,使觇南诏,亦受南诏赐诇成都虚实。”
如此朴陋寒荒和艰危恶劣的不毛之地地区,在五代时期成了前蜀王朝和后蜀政权统治者处置朝中待罪臣子的理想所在。五代时,这些地区经常活动着遭受放废贬谪的文人身影。如前蜀武成元年,王建诛杀王宗佶时贬斥同党文人郑蹇和李纲,《资治通鉴》云:“贬其党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纲为汶川(茂州属县)尉。”前蜀文人毛文锡嫁女与庾传素之子时,擅自动用先主王建的宫廷乐队。宦官唐文扆趁机向王建进献谗言,结果是毛文锡与其子询以及其弟毛文晏均遭到贬谪流遣的严厉处置。毛文锡被贬为茂州司马、毛文晏贬为雅州之荣经县尉,毛洵则流放于维州。前蜀后主王衍即位后诛杀宦官唐文扆时,宰相张格与礼部尚书杨玢因曾经依附唐文扆势力受到朝廷重罚,史书记载云:“庚午,贬格为茂州刺史,玢为荣经(属雅州)尉。”巴蜀土著文人王保晦亦因依附宦官唐文扆而遭到流贬,《十国春秋》称其:“王保晦,阆州人也。雅善文才,酷无体式,而辞致晓畅……光天元年,坐附会宦官唐文扆,夺职流泸州。”眉州人杨义方因讥刺宦官宋光嗣被贬黎州,此事据《鉴诫录》记载:“(杨义方)执性强良,所为狂简……曾以笔砚见用于宋枢密光嗣。因题九头鸟,宋疑杨见咏,遂奏谴沈黎。”后蜀文人章九龄,因慷慨直言讥刺权贵被孟昶贬谪维州。《十国春秋》记载其:“广政中,上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后主问奸佞为谁,九龄指宰相李昊、知枢密使王昭远以对。后主怒,以九龄毁斥大臣,谪维州录事参军。”
四、结语
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历史文化渊源,塑造了本地“区域人群”独特的思维习惯、心性修持和审美习性。由于地形地貌的不同和人文社会地理环境的差异,遂造成了不同地区品貌各异的性情气度、趣味喜好和习俗风尚。以对比的视角审视五代巴蜀王朝的地域文化版块,可以看出巴、蜀、汉中、西北西南边州各大地理文化版块区对五代巴蜀文人生成聚合及分布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者简介:孙振涛,集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文//来自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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