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城市,大家都不陌生,托现代社会的洪福,中国的城市化进度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59.58%,全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享受到了城市的快捷、便利与繁荣,这在古代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不过,这并不代表着古代的城市生活就微不足道或者是不存在,早在中国宋代,城市生活水平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峰,摆脱了秦汉唐的束缚和管制后,宋代的市井生活开始迸发难得的活力,而这,在北宋的京城体现的尤为明显。
【繁华的现代都市】
繁华而又舒适的东京
如果只是“北宋的城市文明”这几个字摆在眼前,或许太过于抽象,但提起《清明上河图》大家都不会陌生,它之所以被列为我国十大名画之一,除了超凡的艺术手法外,更是因为它高度的反映了北宋汴京的城市实况,宋朝的国力强盛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但有着“倾一国而建一城”这种说法的东京(即汴京),其繁华程度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北宋的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的推动东京的发展呢?灯红酒绿下的东京又有着怎样的一幅光景呢?
【《清明上河图》的一隅】
东京被北宋的历届统治者当作宠儿,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北宋的首都,是牌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是“城市”这一概念的领头羊,相较于农村,住进城市意味着更美好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如此:
一是适合居住的城市环境,比起农村,城市给人以安全、舒适的居所,也为他们提供便利的出行、购物,以及教育、医疗等其他服务。
二是城市有更多高质量、多选择的活动,涵盖文化、娱乐、体育、宗教各方面,能够使居民摆脱生活的枯燥,使得精神层次得以满足。
是城市经济普遍高于农村,具有活力的城市往往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工作岗位,其中自然也有高收入职业,可以说这才是生活水平得以提升的根本。
【聚居形态之一的农村】
城市具有这么出色的职能,如果此时再有个合适的环境以及一批励志干大事的领导者,那就是万事俱备,只待好好的干上一场了,而这些条件,北宋恰好都有。
新儒学与文人官僚
北宋立朝以来,为了防止再走唐朝的老路,开始大力倡导文教,鼓励读书,以改变唐末重武轻文的倾向,宋太祖更是要求子孙永不杀害读书人,即使是党争失败的士人,下场也不至于太过凄惨,这就使得北宋文风极盛,国家也由文人把持治理。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经历了唐末以及五代十国的大乱战后,宋朝迎来来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也就是理学的到来。理学的到来伴随的是新的士大夫阶层的成型,这些被称为“儒”或“士”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于城市里的富有家庭,他们凭借着渊博的知识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高举理学的大旗,引领着社会的哲学、发展和价值观的走向。
【理学圣地(朱子故里)】
这群儒士在专注个人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士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较为出名的有北宋六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以及王安石。也正是这种开明的风气促进着北宋艺术、科技、数学、政治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在为商品经济的产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的同时也推动着北宋的城市化。
【北宋的“文人治国”】
商贸国家的雏形
事实上,王安石不只是理学的精神领袖,更是和范仲淹同列为北宋的开明宰相,可谓是位高权重,王安石的变法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至今争议不休,但他与范仲淹领导的经济改革的确是颇有成效的,北宋初年,全国农田只有312.5万顷,而到1085年农田面积则达到了700万顷,大概等于乾隆年间巅峰时期的80%,而彼时的人口对比约为1:3,足见宋朝土地规模效益的飞速增长。在工业方面,北宋也以零售、批发及制造的商业税和生产税代替了严格的价格控制,更放宽了传统手工业的要求,宽松的市场环境引来了大批企业家,他们聚集在一处,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北宋宰相范仲淹】
正是在开放的政治环境、迫切的商贸需求以及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占比增长下,城市迎来了最适合它的土壤,代表新理学的这群士大夫阶级,则负责播撒城市的种子,而作为近代城市雏形的东京,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成果。在这里我们不妨通过两个例子,来看看东京作为城市行使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的职能。
东京的酒业
宋朝酒业的发达,从《水浒传》中各方豪杰动辄以酒会友可以窥见一二,作为北宋都城的东京酒业自然更为繁华。东京酒楼众多,又常常呈现出聚集态,《铁围山丛谈》中就有提到马行街这一酒楼聚集处,酒楼聚集竞争固然激烈,但也有诸如提高名气,增大客流等优点,这种商业模式至今仍在使用,如商业街、电脑城等。此外,《东京梦华录》中也记载道:“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正店就是获得官方允许制曲售酒的酒店,酒业虽不像盐铁一样被官方牢牢掌控在手中,但因其带来的巨大利润,官方自然要通过对酒曲进行管制以达到分润的目的,而在东京光是正店就有72家,足见东京酒楼之多,酒业之繁荣。
【电视剧《水浒传》中以酒会友】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的酒店数量多,规模大,且多是面朝大街而建,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景象。正店作为酒店里的龙头老大,如著名的白矾楼、宣城楼、八仙楼、仁和楼等,往往高耸挺立,且都伴有院落,院落中贮藏着各式各样的美酒,楼阁之中往往高朋满座。这些酒店食具造价昂贵,干净整洁,无论是吃食还是酒水又或是服务,都可以说是达到了该行业的最高水准。当然,这种顶级服务的背后则是不菲的消费,毕竟他们的定位就是服务于富商、士族等上层人士,至于普通民户能够承受与否自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重修后的矾楼】
区别于正店之外的酒店,常常被称为“脚店”,店家一般在官方或者正店中批发酒曲进行酿造售卖,因此脚店的规模比正店要小很多,但因其规模小,开办成本低,所以数量比正店要多得多,林林总总的酒肆在东京随处可见,而这些也是百姓的主要消费场所。
【百姓的消费场所——脚店】
东京的歌妓
提到古代的服务业,其实避不开歌妓这一行业。自“坊市制”打破以来,北宋在“坊市合一”的基础上又取消了宵禁,更使歌妓的商业性活动得到广泛的开发,再加上北宋统治者为收敛实权而大力提倡娱乐享受,以至于妓乐文化空前繁荣,歌妓更是成为商品经济与音乐艺术结合的附庸品。
【灯火通明下的东京】
北宋的歌妓可以分为教坊宫妓、地方官妓、市井私妓以及家妓四类。顾名思义,教坊宫妓以服务皇室贵胄为主,而家妓则是供家主享乐,官妓和私妓则活动范围广泛,游走于社会各阶层,她们主要集中在青楼妓馆、瓦子勾栏、茶坊酒肆三处场所,姿色才艺稍差的只能通过服务社会各阶层人士以获取生存,好一些的如北宋名妓李师师之流,则是通过歌舞曲艺来换取更好的生活,小有名气的歌妓已经有了些许的地位,但无论如何她们都脱离不了商业买卖中的“促销员”,瓦子勾栏里的谋生者或是音乐商品化的缔造人这一身份。
【弹奏琵琶的歌妓】
歌妓作为底层社会人民,体现的是北宋奢侈好乐的社会风气,自北宋起,蓄养家妓以供享乐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风尚,又因为歌妓没有独立的户口,她们往往依附于宫廷、官府、军队或私人,人身受到极大的限制,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转增他人,故歌妓逐渐成为一种商品,流通于上流社会之间。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下,北宋社会为歌妓的商业活动创造契机,歌妓的商业活动也推动了北宋经济、文化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无法分割。
【古代大户人家以家妓数量彰显身份】
也正是这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东京,代表着北宋的最高水平,无论是文官治国、理学昌盛;还是商业繁华、纸醉金迷;又或者是文曲书画,皆出宗师,都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了北宋的城市文明,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笔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衰落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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