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與墟 ：商業會館與清代粵西南地方社會

埠與墟

商業會館與清代粵西南地方社會

徐冠勉 吳子祺

萊頓大學區域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提要：

在前近代中國，地方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傳統的觀點是：地方社會通過施堅雅所提出的巨區結構參與長距離貿易。也就是說，地方社會並不直接參與長程貿易，而是遵循市場的等級結構將貨物逐級匯集到它們所在的巨區的中心城市，再通過中心城市參與長程貿易。但是，基於在粵西南的調查，筆者發現這種模式未必適用於沿海地區。沿海地區的地方社會，因為海洋貿易的存在，有能力構建自己的長程貿易市場空間，來繞過巨區結構的限制直接參與長距離的海洋貿易。就清代粵西南的廣州灣地區而言，乾隆年間出現的潮州會館就扮演了這樣一種角色。該會館一頭深入粵西南的鄉間墟市、另外一頭連接着整個沿海的貿易網絡，同時又以會館為中心在赤坎埠形成獨特的會館社會。通過這種由商業會館所形塑的既「跨域」又「在地」的社會空間，粵西南沿海地方社會在18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一系列變化。

關鍵詞：

潮州會館、沿海貿易、社會空間、糖、廣州灣

原載：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十七卷第一期，2019年4月，第1-29頁

問題的提出：濱海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

在前近代中國，地方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這一問題在上世紀40年代，曾引起過一位美國學者——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的關注。當時的施堅雅在四川盆地調查鄉村市場網絡，他發現四川鄉間其實有着不同等級的市場，這些市場構成了鄉村世界的人、物、資訊交流的空間。在這之後的幾十年間，施堅雅逐步提出：傳統中國的市場是等級化的，通過這個等級化的市場空間，鄉村的商品逐級往各自流域的中心地集中，其結果就是整個中國形成了九個巨區(macro-regions)。每個巨區內部的商品通常不會直接往其他巨區移動，而是先集中到各自巨區的最高級市場，也就是各自巨區的商業中心城市(metropolises)，然後跨區的貿易主要是發生在這些中心城市之間。

但施堅雅可能有所不知，這套基於四川盆地的模型很難被照搬到中國沿海。在中國的沿海地區，除了長江、珠江這樣的大型河流三角洲外，並不存在一個像四川盆地那樣的由大型流域構成的巨區結構。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之外，中國沿海有着諸多由中小型河流形成的流域。這些流域有着各自的貿易中心，這些中心沒有理由一定要匯集成一個盆地模式的巨區。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海運的存在，在中國沿海，長程貿易也不一定就必須要逐級、分段地進行。地方社會有能力通過海洋貿易跨越巨區，直接參與長程貿易。可見，沿海與內陸的情況相差迥異，我們需要跳出巨區模型來思考：沿海的地方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簡要回顧施堅雅的理論淵源。施堅雅的「巨區」模型是基於「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但該理論在關於空間(space)的討論中很早就已經受到批判。在過去幾十年間關於「空間轉型」(spatial turn)的討論中，學界已經充份認識到，地理空間不應該是一個絕對的、限制人活動的範疇，相反，人的活動可以形塑已有的空間，並創造新的、多元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巨區」理論——包括其所依據的「中心地」理論——之最大局限恰恰就在於它忽略了地方社會的能動性。而這種能動性又因為海洋貿易的存在，可以在沿海地區的得到更強的體現。

為探討沿海地區如何參與長程貿易這一問題，我們於2015至2016年間對粵西南雷州半島的沿海商埠與墟市展開了一系列的考察。我們所考察的地區是過去鮮有學者重視的雷州府城之外的遂溪、徐聞等地。這些地方按照「巨區」理論都非常邊緣(peripheral)，但是偏偏是在如此「邊緣」地區，我們卻發現了不少直接參與長程貿易的商業會館。我們發現，遂溪和徐聞作為清中葉興起的產糖區，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尤其是潮州商人的到來。這些商人的活動和本地原有的墟市結構發生關係，並打破了市場的縱向等級結構，而直接發展出來跨越「巨區」的橫向空間聯繫。

不同於蘇州、漢口、天津等中心城市內的商業團體，粵西南的這些商業會館是在未形成發達商業中心的地方自成體系地發展。這種邊緣地區的商業會館與之前學者們討論的會館非常不一樣，他們既不同於羅威廉(William T. Rowe)、邱澎生、周琳等學者所研究的處於長江幹流與大運河商業中心的會館，因為粵西南的會館其實出現在西南海疆的邊陲之地；也不同於何炳棣、王日根等學者所歸納的移民會館，因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移民，而是為了在邊緣地區開展商業。

這些會館在粵西南的出現，更像是一群商人在有組織地拓展他們的商品邊疆(commodity frontier)——最初是糖業邊疆。在某種程度上，粵西南的這種會館社會，反而有點像華人在東南亞、臺灣乃至日本從事商業擴張時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在這些地區，會館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實現了商人從事長程貿易的三個現實需要：其一，維持與一個跨區域（海洋貿易）網絡的聯繫；其二，建立與腹地本地市場供應的關係；其三，以會館為中心為旅居者提供社會文化服務。

帶着這些思考，我們現在把焦點放在雷州半島東北部的遂溪縣東海岸。在19世紀末被劃為法國人的廣州灣租借地之前，該地區有兩個商業中心：海邊的赤坎埠與位於內陸的麻章墟。赤坎埠在19世紀是一個由五大會館主導的社會，並且主要由外地客商居住。而同時期的麻章墟則是主要由本地商人控制的墟市，並有着一個獨特的廟宇系統。通過分析碑刻材料、口述歷史、會館檔案以及傳世文獻，本文將講述一個赤坎埠與麻章墟——也就是埠與墟——的故事。該故事將深入討論一個由外來客商為主的會館社會如何在粵西南一個原來很「邊緣」的區域形成和發展，並進而對當地墟市帶來深遠影響。全文分為四部份，分別討論外來客商何時及為何會通過海洋貿易來到粵西南；最初的會館如何形成；本地商人如何應對會館社會的興起；會館社會如何在19世紀進一步發展。

一

缺乏「中心地」的粤西南海贸易

不同於由大江大河形成的長江和珠江流域，粵西南呈現一種典型的沿海山地丘陵地貌。這種地貌的最大特點就是缺乏大面積沖積平原，並因此缺乏一個由大型流域盆地組成的「巨區」結構。沿着雷州半島、海南島和北部灣的海岸線，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中小型河流。這些河流很少有良好的通航條件或充足的水量，除雷州府城周邊的東西洋田部份得益於南渡河外，粵西南再無其他由單一水系支持的大範圍灌溉流域。位於這些河流旁的市鎮通常只能作為小流域的中心，而難以「自然而然地」發展為整個巨區的中心城市。這種地理環境可以說是長三角和珠三角以外的中國其他沿海地區的普遍情況。因此在研究中國沿海市場網絡時，我們必須面對這種中心地的缺失性或者說模糊性。

但是中心地的缺乏並不妨礙粵西南的海洋貿易。從歷史記載和考古發掘來看，至少從西漢徐聞縣開始，粵西南就已經是亞洲海洋貿易網絡中的重要一環。無論是作為中國和東南亞貿易的中轉地，還是作為香藥、珍珠等貴重物品的出產地，粵西南吸引了來自中國沿海不同地區的海商。但是在大部份歷史時期，這種貿易都不是我們認為的大宗商品的長程貿易，因為在這種貿易中主要流通的是奢侈品，而且多來自於山林海洋，與本地鄉村農業的發展關係並不密切。

不過大概從明代中後期開始，一種新形式的大宗商品貿易開始將粵西南與中國沿海其他地區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據現有史料看，最早成規模來到粵西南採購大宗商品的是閩南米商。由於人口的增長、鹽場制度的變革以及以糖為代表的商品作物的興起，閩南自明中期起就已經打破海禁政策的限制，通過沿海貿易進口大米。[到17世紀初，閩南已經成為東南沿海至關重要的稻米進口市場。為了供應這個市場，閩南的海商從沿海各地進口大米，其中最重要的是浙南、閩北、潮州和粵西南。就已有的研究看，粵西南很重要的一個大米出口市場是在鑒江下游的吳川縣梅菉。明末清初，梅菉成為一個發達的市鎮，大批閩南商人被吸引到梅菉購買米穀。明萬曆後，梅菉以西的芷寮也有相當數量的福建人定居。明末清初的吳川邑人陳舜系亦記載：「又聞芷寮初屬荒郊。萬曆間，閩、廣商船大集，創鋪戶百千間，舟歲至數百艘，販榖米，通洋貨。吳川小邑耳，年收稅餉萬千計，遂為六邑最。」儘管如此，在整個17世紀，雖然已經發展出複雜的沿海貿易網絡，閩南商人並沒有以會館的形式來組織散佈各個貿易據點的商人群體，會館的出現還要等到下一世紀。

而米穀貿易本身也僅影響到粵西南的局部地區。由於水稻種植對生態條件的要求，只有像鑒江下游流域和雷州東西洋田這些有能力發展灌溉系統的地方，才能被開發為稻米的主產區，其他以旱地或小範圍水田為主的區域難以持續地輸出米穀，參與長距離米穀貿易。而且，到18世紀，由於臺灣被更緊密地融入全國市場，閩南商人不再依靠其他地區的米穀供應，而更多地墾殖臺灣，得地利之便進口大米。由此，粵西南和閩南間的大規模米穀貿易逐漸進入尾聲。

此時，一種新形式的貿易開始在粵西南興起，那就是蔗糖的出口，從事這一貿易的商人主要來自潮州。大約從18世紀前期開始，潮州商人在整個中國沿海建立了一個糖業網絡。在這個網絡中，主要的糖業市場在華北（主要通過天津）和江南（主要通過乍浦和上海）兩地。最初主要的糖產區在潮州，但隨着貿易增長，供不應求。18世紀後半葉，潮州商人開始將目光南移，往雷州半島、海南島乃至暹羅等地去開拓新的糖業邊疆。到19世紀早期，他們建立了一個從中國東北延伸到東南亞的巨大糖業商品鏈。

支持這個商品鏈的一個「基礎設施」，是散佈在沿海各個港市的潮州會館。可追溯到康熙年間的蘇州潮州會館，是有據可考的最早的潮州人的商業會館，此後，乾隆年間，潮州人在中國沿海建立了一系列會館。從最北邊的天津，到江南地區的蘇州和乍浦，再到粵西南的雷瓊等地，潮州人通過會館建立起一個沿海貿易的網絡。這個網絡， 基本上覆蓋了18世紀中國沿海最重要的蔗糖消費地與生產地。

在這個鏈條中，粵西南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在乾隆《澄海縣志》中有一條很有意思的描述：

邑之富商巨賈，當糖盛熟時（按：糖赤白不同，皆絞甘蔗汁煮成，惟澄人習此，故以煮糖，傭工雷、瓊等處甚多），持重貲往各鄉買糖，或先放賬糖寮（即煮糖廠），至期收之。有自行貨者，有居以待價者。候三四月好南風租船，艚船裝所貨糖包，由海道上蘇州、天津，至秋東北風起，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瓊等府。一往一來獲息幾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這條描述曾引起過很多學人的關注，從中可以看出雷州和瓊州已是當時潮州沿海糖業網絡的一個重要供給地。但是，卻從未有研究者對潮州商人在粵西南的活動有過系統研究。帶着這條線索，我們對分佈在粵西南的潮州會館進行了多次考察。我們發現，正是從乾隆年間開始，一系列潮州會館出現在雷州和海南沿海。（其分佈情況和建立時間見附表1和附圖1）

這些會館到底在潮州人的沿海糖業網絡中扮演什麼角色？又與粵西南的地方社會有什麼關係？學界目前對此一無所知，因為從未有過對粵西南糖業史的系統梳理，也沒有過對當地潮州會館歷史的完整調查。可以說，潮州人在粵西南的故事仍隱藏在當地碑刻和檔案之中。基於這些材料，本文把焦點放在位於雷州半島東北部的赤坎。這是因為，赤坎留下了相對充分的史料，可以讓我們追溯該地的社會空間如何從18世紀下半葉起，因糖業的發展和潮州客商的到來，而出現了一系列的結構性變化。

二

跨域網絡與潮州會館的出現

遂邑士習詩書，謹飭自守，少見官長。一則恐滋物議，一則難通官語也。民務耕稼，罕有為商賈以計奇贏者，即麻章、赤坎貨物叢集處，行店多潮廣客為之，本處人業此甚少。不事蓄聚，故餘貲無多，即所稱富家，不過田地較寬，家鮮千金之積；而邑多曠土，勤力耕耨，亦易免於饑寒。

上述記載出自道光《遂溪縣志》，這是我們在傳世文獻中能找到的關於潮州商人在赤坎活動的最早的記載。從中可以看出，對於這本地方志的編纂者——縣令喻恩榮而言，遂溪民眾與外來客商之間有着顯而易見的不同。前者質樸守法，他們之所以能夠過上溫飽生活，並非因為精於從商，而是因為當地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然而，兩座商貿重鎮——麻章和赤坎——卻有很多來自潮州和廣州的商人。這種論述強調了一種理想化的本地農戶與外來客商的區別。然而，這些外來客商為何而來，什麼時候來，以及與地方社會有什麼關係？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所謂的「行店多潮廣客」的麻章和赤坎上。

麻章和赤坎都位於遂溪縣的東海岸地區，兩地相距約五公里。據道光《遂溪縣志》記載，麻章是「墟」，意即墟市；赤坎則被歸為「埠」，意即商埠。但縣志對二者記載非常簡略，具體空間位置其實可以更直觀地反映在法國人的地圖上。1898年法國要求清政府租借廣州灣，派兵佔領赤坎並試圖向遂溪縣內陸推進。次年11月，中法兩國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赤坎成為廣州灣租借地的一部份，而麻章繼續在清政府的管轄範圍內。法國軍方1900年繪製的廣州灣地圖顯示（見附圖2），赤坎的城區面積明顯大於其他市鎮，已發展成商業匯聚之地和雷州半島東北部最重要的商埠。而麻章的規模則遠小於赤坎，但仍是交通網絡中的一個中間節點，將赤坎連接到遂溪縣的廣大內陸腹地。

但這種看似等級化的市場結構並非從來如此。檢閱此前康熙《遂溪縣志》，我們找不到關於赤坎的任何記載。從該縣志看，麻章是縣城以東地區唯一的較大市場。對於東海岸南部的平樂、舊縣和通明等沿海聚落，縣志也只記載其交通資訊，未提及商業。當時該地區唯一和海洋貿易關係密切的墟市是在海灣頂端的兩家灘，該地是在遂溪縣和石城縣的交界處，遠離麻章墟。也就是說直到康熙年間，遂溪縣的廣大內陸地區其實並沒有建立與沿海貿易網絡的緊密聯繫，其市場結構主要服務於本地交易。

但一個多世紀後，道光《遂溪縣志》卻對赤坎多有着墨。其中最顯著的變化是，遂溪東海岸出現了一系列的商埠，赤坎被列為眾商埠之首，被稱為「商旅攘熙，舟車輻輳」之地。在縣志中，這種商業地位的最直接體現是在稅收上。道光《遂溪縣志》記錄了遂溪縣衙向停靠赤坎的商船徵收數種「特別稅」，一部份用於維持縣城官學遂良書院的運作，一部份用於赤坎和遂溪縣城河道的維護，一部份用於赤坎的治安。這項「赤坎船照銀」每年收入約為四百餘銀元。由於外來客商有力地增加了遂溪縣的收入，官府開始考慮給他們提供保護。於是，以「商船蟻集，懋遷者多，洋匪不時劫掠」為由，調撥海頭汛（赤坎以南十餘公里海邊，1898年法國海軍的登陸地）守兵防禦赤坎埠。

兩版《遂溪縣志》相隔一百六十多年，顯然這段時間遂溪縣東海岸最大的商業發展就是赤坎埠的崛起。如何解釋這一歷史現象？傳世文獻並沒有留下答案，我們試圖從湛江市博物館館藏的十餘通碑刻中尋找線索。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赤坎的會館和廟宇等多座舊建築相繼被拆除，一部份碑刻被湛江市博物館收集。其中年份最早的兩通都來自潮州會館，落款年份分別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和五十八年（1793）。兩通碑刻都名為「題建正座碑記」，記錄了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金額，但沒有正文解釋立碑前後的具體事由。為了挖掘其中歷史資訊，我們需從碑刻中的人名入手。

1783年的碑刻記錄了193位捐款者的名字，他們一共捐贈了1,598銀元修繕赤坎潮州會館。其中名列首位的陳泰興，以「加捐典地價」60銀元用於購置土地（除該款外，他還另外捐了24銀元）。隨後，王啟利捐款100銀元，陳信豐捐款64銀元，王順利捐款60銀元。餘下189名捐款者各自捐出一至54銀元不等，不過這其中的大多數是捐資僅一、二銀元的小額捐款者。

這些捐款者是誰？碑文僅簡略介紹道：「今將客號商行船戶題名標列」。可見這些給潮州會館捐款的人，絕大部份都是客商，而且他們之中應該有不少直接參與海洋貿易的船戶。那這些商人具體又是何人？為了追尋他們的來歷，我們把目光移到潮州。據筆者在潮州的調查，名列首位的「陳泰興」其實是潮州府揭陽縣的一家知名商號，創辦人陳秋啟的家譜記載他發跡於海上貿易：「時值海禁初馳，因即創置海舶，貿遷有無，並設泰興字型大小，廣為延攬，四方之貨，蟻集而蠭屯者，咸乙太興為邱之垤，蜜之脾，於是業日益隆，聲日益振。」該家族在道光年間已經成為潮州知名的富商，並通過大量捐納為其家族成員獲得了一個知府的實缺。

更有意思的是，該碑文中部份捐款者的名字出現在了同一時期的另外一塊碑上，而那塊碑也位於幾百公里外的潮州。1784年，在「題建正座碑記」碑勒石次年，一群船商在潮州府潮陽縣城南赤產天后廟前豎立了一塊「廉明縣主毛太爺牌示」碑。這通碑記以潮陽縣令毛圻的名義，公佈對出海遇溺身亡船員的賠償標準。碑記列出64位商船戶的名字，這些船戶都登記在潮陽，主要從事江浙閩粵沿海各省間的長程貿易。他們在當地招募海員，為避免海員傷亡責任的糾紛，就通過縣令統一規定賠償標準。有意思的是，這其中有八位船戶的名字同時也出現在赤坎潮州會館碑刻上，而且他們在赤坎的那塊碑上都屬於眾多僅捐款一銀元的小額捐款者。由此可見，他們很可能在1783年到粵西南的赤坎埠貿易，並給赤坎潮州會館捐資，然後一年後回到潮陽，並參與了潮陽本地船商的一次集體立碑行為。

除了這八名來自潮陽的商船戶的捐款，來自潮陽的影響還體現在赤坎的廟宇上。1958年被拆以前，雙忠廟是赤坎的重要廟宇，供奉來自潮陽的神祇——雙忠公，赤坎民間甚至流傳有「未有赤坎，先有雙忠」的傳說。這座廟宇的唯一遺存是一塊落款為嘉慶丁醜（1817）的石匾額，其中一面寫着「保障全潮」，落款者為「潮陽眾商船」。

1793年，潮州商人再一次向赤坎潮州會館捐款，這通「題建正座碑記」碑是一塊殘碑，尚存116位商（船）戶的名字。由於此碑下半部缺損，我們無法計算捐款總額，也無法確知有多少潮州商（船）戶捐款。但我們仍能見到1783年碑記所載的包括陳泰興在內的六位捐款者再度出現，而剩餘的捐款者之名則屬首見。[4]這說明，一小部份潮州商人已於18世紀晚期定居赤坎，並與當地建立了持續性的聯繫，而大部份潮州商人只是再次匆匆而過，他們活動的空間是按照季風運行橫跨整個中國海的貿易網絡，而不是每次必然經過赤坎埠。

這些捐款人的背後，其實有着各自的商業組織。碑刻通常將他們稱為商戶或者船戶。如果把兩通「題建正座碑記」碑放在一起來看，1783年和1793年分別至少有193和116個潮州人的商業組織存在於赤坎。如果我們假設每個商號或船戶都有若干夥計或船員，當年在赤坎經商的潮州商民可能多達上千人。這種社區規模已遠非一個小型的地方墟市可比。

潮州人在赤坎埠的歷史還可以從民國年間的一宗官司來追溯。1947年，彼時廣州灣租借地剛剛回歸中國，改稱湛江市。當年，潮州會館理事長陳渭川作為代理人，將欠租多年佔用會館鋪屋的徐氏告上法庭。陳渭川供述：「乾隆初年旅坎潮屬同鄉為聯絡鄉情起見，捐資設立潮州會館，購置產業以為常年經費。」至於爭議的鋪屋，則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十八年（1773）間買地，嘉慶初年由林氏拿到批文建造，其後被售與潮州會館。會館在牆身豎立帶字軌的石碑，並登記在契據簿中。民國初年徐氏租下，民國六年（1917）拖欠鋪租引起訴訟，雖訴至法當局的赤坎市政廳和初級審判庭，卻一直遭到拖延而難以執行。最後，國民政府設立的湛江市地方法庭將鋪屋判歸潮州會館。這個案件說明，1940年代的潮州會館其實還保留着早期的契據，可以用來追溯他們所控制的房產淵源，而部份房產的淵源甚至可以上溯至乾隆年間：也就是上述兩塊捐款題名碑豎立的时间前後。

結合已有的傳世文獻、碑刻、民國檔案以及口述歷史，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潮州客商在遂溪東海岸發展的軌跡：大約從乾隆年間開始，潮州商人越來越頻繁地光顧此地，他們主要選擇了一處被稱為赤坎的地區發展商業聚落；同時，也是從乾隆年間开始，潮州商人選擇在他們立足的赤坎埠建設會館，並不斷為會館添置房產與土地，建造房屋，從而在粵西南的遂溪東海岸形成了一處由會館主導的潮州人聚落。

雖然潮州會館代表了潮州客商扎根赤坎埠，長期在地發展的一種選擇，但同時該會館又處於跨越數個「巨區」的長程貿易網絡之中。通過調查，我們發現，清中葉興起的潮州沿海貿易網絡中的多座潮州會館其實存在某種聯號關係，而赤坎潮州會館恰恰是其中一環。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各地潮州會館名稱存在相聯性。最早成立的蘇州潮州會館被稱為「萬世榮」，其後成立於乾隆年間的上海潮州會館被稱為「萬世豐」，同樣成立於乾隆年間的天津閩粵會館中的由潮州商人主導的粵幫被稱為「萬世盛」。而粵西南也有一連串的萬世輩的潮州會館，海口的潮州會館被稱為「萬世隆」，徐聞潮州會館「萬世泰」，水東潮州會館「萬世豐」，赤坎潮州會館「萬世瑞」，安鋪潮州會館「萬世春」。這種聯號關係甚至拓展到東南亞，新加坡的第一間華人廟宇粵海清廟其實是由潮州人的「萬世順」公司管理，馬來西亞檳城的潮州人則在19世紀上半葉組成一個稱為「萬世安」的廟宇組織。最後到19世紀下半葉，汕頭開埠時，來自潮州不同屬縣的潮州商人組成了一個稱為的「萬年豐」會館。在此我們還不能僅僅根據這些看似緊密的字面聯繫，就斷言他們已經構成一個類似歐洲漢薩同盟那樣組織嚴密的壟斷性跨國行會網絡。但我們至少可以比較肯定，這些潮州商人團體在選擇自己的名字或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時，是清晰地知道在沿着中國海的其他城市或港埠，是有着其他名稱相似的潮州人組織。若將這些地方連起來，我們其實可以大致勾勒出潮州人跨越數個「巨區」甚至「國家」邊界的龐大貿易網絡。

三

本地墟市的反应

對於這些跨界的網絡，筆者將有另文論述，本文重點在於這個網絡到底如何在遂溪東海岸建立在地的聯繫。對此，我們難以在一個由外來客商主導的赤坎埠找到直接的答案，必須深入到內地，看看遂溪縣舊有墟市的內部變化。

麻章墟作為聯結赤坎埠與遂溪內地的連結點，是了解這種在地聯繫的關鍵。關於麻章墟的歷史，最早的記載出現在萬曆《雷州府志》。該志的地理卷列明了雷州府的所有重要墟市，其中有六個在遂溪縣，而麻章（蔴漳）就是其中之一。之後的康熙《遂溪縣志》繼續將麻章列為一墟市。但除此之外，傳世文獻的記載就寥寥可數了。能夠反映麻章墟清代歷史的材料主要是該地廟宇中的碑刻。不過，在分析這些廟宇碑刻前，我們需要對麻章墟的廟宇系統進行簡單梳理。

在我們的田野考察中，我們發現麻章墟的傳統地方社會存在一個稱為「四境五廟」的社會結構。據我們對該墟天后廟的八旬廟祝、來自附近回龍村的鄭觀富所做的訪問得知，麻章墟位於一座形似「銅鑼地」的平緩山坡之上，整個墟分為東西南北四境，五座廟分別位於四境之中。在當地人的認知中，排名第一的是玉虛宮（北樂境），其二是天后宮（西安境），其三是比鄰的康真君廟和華帝廟（南康境），其四是武帝廟（東鎮境）。每年農曆正月廿二和二月初一，全墟四境由頭人組織，舉行盛大的遊神活動。每逢一四七墟日，周邊四五塘路（一塘約五公里）的人都來「趁墟」。

走訪五座廟後，我們發現玉虛宮、天后宮和武帝廟尚存清代的碑刻和鐵鐘。通過其中的文字材料，我們得以了解18、19世紀麻章的社會經濟情況。這其中最早的一塊碑刻，位於供奉玄天上帝（北帝）的玉虛宮，立碑時間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距赤坎潮州會館的第一次大規模募款已經過了六年。此碑講述了一則引人入勝的故事：

余市麻章玄天上帝也，威靈赫濯，澤遍蒼生，已非一日。其奈辰居卑陋，苔蘚易於堆垣。是歲宿雨，春來攸爾，復為□地。於是恭移聖駕，駐蹕永和之家。其年乾隆四十乙未初冬，埠秤沽糖，強壯太甚，眾不甘與，致令鄭顯瓉、馬合昌、鄭合豐……等，同在上帝案前，設立行規，措置公平，針秤石碼，行眾通用。議定每糖每篢秤租銅錢五文，出眾建廟，久後香燈。自此積汗成魚，集腋成裘。四十八年癸卯，合墟議興工木，舉王子信、李恒心管造，外有一十四人護理也。迨緣工料浩繁，兼金忽已告匱，眾慮中止，□□多方竭力，沿門勸助，或借貸於彼，或生揭於此，乃得先後濟美，意置香燈常住，夫所望於將來。而今日巍峨殿宇，廟貌可觀。敢雲吾輩心力，實籍諸公之樂助，可不志之，以垂不朽乎！今將諸紳信士捐題，並糖篢規頭、揭借、樂助等錢，收支賑列於左：

粵海關 捐花銀二十圓

潮會館 金泉當 鄭而鑣 崔永和 各捐花銀十圓

下略

故事大意是麻章墟原來就有一處祭祀玄天上帝的場所，但該場所顯然破陋不堪，以致於信眾不得不把神像移入家中供奉。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乾隆四十年（1775），而改變的初衷是由於麻章墟和赤坎埠之間的蔗糖貿易的稱重標準爭議。從麻章墟的蔗糖供應商來看，赤坎埠收購商的糖秤對於他們過於不公。因此他們決定在玄天上帝的神像前宣誓設立新的行規，設置他們認可的標準秤砣。可見此時玄天上帝信仰已成為麻章墟本地商人組織集體行動的一個重要基礎。為了讓這種行動變成一種穩定的制度，這批糖商決定從蔗糖貿易中抽取一定費用，用於投資建造一間新的廟宇。

在積累八年的抽成後，麻章墟民眾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開始興建廟宇。但顯然他們低估了修廟的成本，通過蔗糖貿易抽成攢存下來的資金並不足夠。此時，他們只能通過其他管道籌集資金。這其中，除了傳統的募捐方式，還可以看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發展，那就是一種抵押債券類型的投資方式：建廟投資者將未來的蔗糖貿易抽成作為抵押來融資建廟。從碑文的後半段來看，他們的方法是按照年份進行抵押，比如他們將甲辰年的抽成抵押給了萬吉號，從而借入30千文錢。

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尋求直接的捐款。在碑文的後半部份，就記錄了368位捐款者的姓名，他們總共捐出123銀元和246,445文銅錢，用於重建玉虛宮。值得一提的是，這其中最大的一筆捐款（20銀元）來自粵海關，這個粵海關應該是指當時粵海關設在麻章墟的掛號口；其次則來自「潮會館」——基本可以斷定為前述之赤坎潮州會館，因為根據我們已有的材料，麻章墟及其周邊地區從未有過其他潮州會館。可見，潮州會館和粵海關這種原來只在長程貿易出現的組織和機構，已經因為蔗糖貿易的整體興起而深入粵西南的一個鄉間墟市。

歷時七年，廟宇終告竣工，一番波折的重要起因竟是麻章墟與赤坎埠之間關於蔗糖貿易的爭議，可見此時蔗糖貿易對這個地區而言有多麼重要。這種重要性還可以在19世紀早期的材料得到進一步驗證。1817年，「糖行眾信弟子」同時向玉虛宮和武帝廟捐獻兩套禮儀用具，從鐵鐘的銘文可見，每套包括兩座香爐、一口鐘、一面鏡子和一個鼓。我們不清楚上述糖行商人是本地商人還是外來客商抑或兩者皆有，但是至少可以看到這些廟宇的背後是由很多糖商在支持。1827年，玉虛宮再次重建，上百位商人和商號捐資329銀元，此外「糖秤租銀」租銀則已累積到了171銀元，最後不足部份則再次通過抵押將來的「糖秤租銀」來借貸。由此可見蔗糖貿易的抽成仍在穩定運行，並被持續投資到廟宇的維修。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隨着赤坎埠的興起，麻章墟成為糖商匯集之處。這種糖業的興盛還可以通過比對兩個不同時期的《遂溪縣志》來驗證。康熙《遂溪縣志》只列明糖是當地的土產，未有詳細說明。道光《遂溪縣志》卻詳細記載當地出產的五種糖：片糖、白糖、冰糖、洋糖和赤砂糖，並明確提到這些糖經過長途貿易銷往「天津各省等處」。如果放大到整個雷州半島，糖業興盛的局面會更加顯著。嘉慶《雷州府志》記載雷州半島的甘蔗有烏腳蔗和茅蔗兩種，徐聞多有種植，糖蔗之利幾與穀相半。這其中，「糖名頗繁，不外烏、白二種，……烏糖其行不遠，白糖至貨至蘇州、天津等處」。

綜合這些討論，我們認為，麻章墟和赤坎埠在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變化其實是同一歷史現象的一體兩面：即粵西南的地方社會開始越來越緊密地參與到跨越巨區的長程海洋貿易。在赤坎埠，蔗糖貿易興盛的表現是潮州客商的出現及其會館的興起，潮州會館聯繫的是天津、上海、蘇州等地的整個潮州商人海上貿易網絡；在麻章墟，蔗糖的興起帶動的則是該墟市廟宇體系的發展。麻章墟目前「四境五廟」中排名首位的玉虛宮的主神在乾隆四十年（1775）之前還沒有自己的廟宇。當蔗糖貿易興起之後，本地的蔗糖供應商因為與赤坎埠的客商產生關於稱重標準的爭議，並處於下風，這才開始發展自己的行規和稱重標準，繼而利用糖商對玄天上帝的共同信仰將這種商業行為制度化。如果說潮州會館是赤坎埠的潮州商人參與長程貿易的商業組織，那麼麻章墟的廟宇則是遂溪本地供應商參與長程貿易的商業組織。兩者的關係既是互相合作，從而實現蔗糖從遂溪東海岸腹地往沿海商業網絡的流通；也是相互制衡，從而實現度量衡的標準化和商業糾紛的解決。

四

会馆的形成与发展

當潮州商人在18世紀後半葉起因為蔗糖貿易而出現在遂溪東海岸，在赤坎建立會館，並進而給當地市場帶來深遠影響之時，我們並未看到其他客商的材料。但進入19世紀，多地客商也開始在赤坎活動，並且建立了各自的會館。到了19世紀晚期，赤坎儼然已成為一個由五大會館主導的會館社會。此時，蔗糖貿易很可能已經不再是這些客商最主要的生意，他們還出口花生油和花生麩等大宗土產，並且進口洋雜等商品。至此整個會館社會已經形成，並主導了赤坎埠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這五大會館為潮州會館、福建會館（又名漳州會館或閩浙會館）、廣州會館（又名廣府會館）、高州會館與雷陽會館。這些會館的情況各不相同，有些保留有民國時期的部份檔案，有些只給我們留下零零星星的碑刻材料。梳理這些線索，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這些會館在赤坎埠究竟如何運作。

福建會館似乎是幾個地區性閩南商人群體組成的鬆散聯盟，曾數易其名。原先在閩浙會館內的四通碑刻，目前被收入湛江市博物館。最早的碑刻是1816年所立，但並未提及「福建會館」或「閩浙會館」，而是以「詔安港」為名。該碑刻記錄45名來自漳州府詔安縣的船戶名字。三年之後，出現了另一通以「雲霄港」為名的碑刻，雲霄同樣是閩南漳州府的屬縣。該碑記載「雲霄港」購置了赤坎的兩間瓦鋪，其租金收入用於「供應天后聖母祭期之香資」。此類捐獻以不同區域商人的名義持續進行，在此過程中，一個整合不同區域商人的上層組織逐漸形成，亦即「福建會館」。1877年，一群來自漳州府漳浦縣的商人在赤坎購置一間瓦鋪連同土地，登記歸為福建會館漳浦港「管批」。1881年的《雲霄港瓦鋪碑》記載，來自雲霄縣的商人分別在光緒元年（1875）和光緒三年（1877）先後購置瓦鋪三間，其中一間位於大通街「詔安港公鋪」之側。通過這些碑刻，我們推測19世紀在赤坎經營的福建商人主要是漳州人，並可能以「福建會館」的名義聯合在一起。這家會館的身份認同靈活變動，反映在其名稱的更改之上。1877年《漳浦港瓦鋪碑》稱之為「福建會館」，1880年《樂善堂碑記》則稱之為「漳州會館」，而到了20世紀初，又以「閩浙會館」著稱。

為什麼在赤坎會出現以福建地名命名的港口？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在20世紀的數次填海造陸以前，赤坎是一處地勢較高的半島。從高地往下，10座踏跺式渡口拾級而下即抵海灣或淺灘，海上貿易甚為便利。[3]在赤坎埠染房街所在的渡口門樓旁，我們發現一通嵌在門側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碑刻，其以「埠」為名。碑記所稱的「詔安港」、「雲霄港」和「漳浦港」等，可能就是指來自閩南不同地方的客商控制的幾座渡口，以他們的籍貫地命名，並在渡口近處購置房產收租。

我們不能確定潮州會館是否也控制某座渡口，但確定無疑，潮州商人也如福建商人般購置大量土地。如前所述，潮州會館通過潮州商船的捐款從乾隆年間起就開始在赤坎控制土地。我們對生於1931年的陳家如先生進行了深入的口述歷史訪談。陳先生的父親陳傳薪曾在上世紀40年代長期出任潮州會館理事。陳家如回憶，潮州會館的館址佔地6,000多平方米，三進佈局，正廳供奉金身天后像，有龜池竹林等園林景觀，二戰時期新建「潮園」俱樂部，以及利用會館場地辦學、供潮籍客商子弟讀書的韓江小學。會館內供奉天后，不僅得到潮籍商人信仰，更廣受赤坎民眾尊崇：

我們說潮州人是「做海人」。「做海人」都信天后，我們叫她為「阿婆」。據我所知，那時湛江最大的菩薩就在潮州會館，正廳「天后聖母」坐姿神像從腳底到頭頂足足有兩米高。兩米高不奇怪，這是用一整棵樟樹雕成的，在福建做好後用木船運來。這個天后聖母很「旺」的，附近也有一個天后廟 ，但那裡地方小菩薩也小，就連本地人都很少去，每逢農曆三月廿二聖母誕，人們通通來潮州會館拜祭。潮州人捨得花錢，每兩年為神像上一次金衣，把神像原來的金紙通通刮掉，重新貼上一張張金箔，刮下的金碎就給廟祝。

陳家如所比較的當地天后廟，道光《遂溪縣志》記載其香燈田由「水手吳忠」捐獻，並在赤坎埠有鋪址一間。該廟至今仍存，為一進式建築，位於赤坎區益民路，與潮州會館舊址相距僅百米。而潮州會館正廳的天后神像同樣與海洋貿易密切相關，有廟祝專門打理，且外觀更為宏偉。

此外，潮州會館在赤坎鴨乸港附近擁有一處名為「潮州塘」的水塘，塘畔設有義塚，並有專人管理。二戰時期因應廣州灣法當局開闢公路之需，會館將義塚搬至赤坎郊外的墳山。至1942年大多棺木已由親屬遷葬，尚餘90口無人認領，其數目之多可見經過多年「在地化」發展，潮籍人士已將他鄉視為故鄉，潮州會館在赤坎根基日深。為了符合「本會館養生送死之道」，理事陳渭川主動提出擔任代表前往致祭，準備紙錢、燒豬和包子等禮儀用品。根據陳家如的回憶，位於赤坎郊區的新墳山面積達二十多畝的墳地，所有的墓碑都面向大海，因為「潮州人是從海上來的」。

潮州會館在很早以前就控制大批土地，會館允許承租者在這些土地上建造房屋商鋪，若干年後連地帶屋歸會館所有。潮州會館因此擁有大量房地產，潮籍人士租用會館的嘗業享有租金優惠。這一說法也與《題建正座碑記》捐款置地的記載遙相呼應。通過這種方式，鼎盛時期潮州會館曾在赤坎埠控制有500多間鋪屋。

這種說法得到了檔案材料的印證。我們在湛江市檔案館找到兩百多份潮州會館檔案（以1940年代的會議記錄為主）。從這些檔案來看，當時的潮州會館理事會其實相當於一個處理不動產事務的管理團隊，他們常常招標開發土地，將房產編列字軌，聘請專人登記房地產和租戶資訊，確保租金按時收入。[4]在1947年的那場爭產官司，理事陳渭川回顧潮州會館置業的過程和管理方式：

乾隆初年旅坎潮屬同鄉為聯絡鄉情起見，捐資設立潮州會館，購置產業以為該館常年經費。乾隆三十七、八年間，與吳錫瑸、鄭國利等先後買斷坐落原日牛車路，後易名為福建街吉地一段。至嘉慶初年將該地全段批與林俊利建造鋪屋。上蓋七間，嘉慶五年林俊利將自建七間鋪屋之上蓋立契出當與原告潮州會館。同年，林俊利又同原告找貼該鋪屋上蓋，產價另立斷契賣與原告，均有契據為憑。當日在該買斷鋪屋七間前便牆頭豎立石碑，刻有潮州會館嘗業字樣，編列口口號巨、闕、珠、稱等字軌於各石碑之上，以為標誌。並在潮州會館購置產業契據部內詳細注明可據。……被告遂籍故欠租不交，因原告潮州會館理事人員均由各商號輪值，每六個月更換一次，各理事人以該鋪屋租金全年不過二元，所欠系屬公賬，故皆因惰敷衍，多不深究追討，以致惰延多年。

可以說，從整個赤坎埠來看，自乾隆年間以來，潮州會館在福建街、潮州街、新街頭（今中興街北段）、大通街和克蘭滿索街（今民主路）等地購置大量土地並建造鋪屋以組成公產，部份用於出租民居，部份租給同鄉經營土雜洋雜、藥材和布匹等生意，至今赤坎舊街區尚存「潮州會館嘗業」、「潮州會館鋪」等石碑。此外，潮州商人還在近郊圍海開闢「潮州塘」用於水產養殖，塘邊開闢攤位出租；還擁有大片田地林地出租與人種植果樹花卉等，在1940年代被稱為「振農園」。

赤坎的幾家會館普遍具有喪葬和慈善等社會職能。不僅潮州會館有學校和義塚，其他會館也有類似的功能。例如，赤坎廣州會館的一塊光緒十年（1875）的碑記載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定下來的「公議章程」，清楚規定廣州府來赤坎貿易的商船和商人如果要加入會館必須要給會館交「香資」，而且廣府客商來赤坎「貿易按年均有抽分歸入會館」。作為回報，會館則設立義塚，並設有種福堂負責義塚的祭掃。同時還明確規定，如果在赤坎的廣府客商（後人）入籍遂溪，就不再納入會館祭掃之列。可見會館一方面是一種可以投資入股的在地控產機構，另一方面又是一種不斷強調成員僑居身份的跨域社會組織。

19世紀下半葉會館社會更進一步發展，五大會館在光緒年間共同出資組成了一個慈善機構——樂善堂。樂善堂由各會館派人輪值，管理所屬鋪屋地產。碑刻記載樂善堂的職能為「施棺」——埋葬死者，善堂收到的部份捐資放在赤坎當鋪生息，相當於一種通過慈善進行投資的方式。可見彼時赤坎埠已不僅是各地客商臨時落腳的埠頭，而會館也不再僅僅是一個商業團體。無論是作為個體的客商，還是作為集體的會館，已然形成聚落社群，必須處理生老病死這些日常生活的現實問題。

會館在赤坎的強勢地位還體現在光緒初年的「鬧釐」事件上。光緒二年（1876），廣東省政府在下四府設立釐廠徵收釐金，其中一所設在赤坎。釐廠受到商人暗中抵制，次年正月赤坎遊神期間，該釐廠遭到赤坎附近村落「浮浪子弟」打砸，遂溪縣令徐賡陛歸咎於商人唆使。最後經過多方交涉，政府不得不妥協，撤銷釐廠，並將權力下放給原來的海關子口與赤坎的「閩廣潮雷四行行商」。釐金局將釐票發給四行，飭令他們每月將所報的釐金逐款登記，並「常川與海關子口查對，以免弊混」。可見儘管官府短暫介入，最終能夠控制當地商業者，仍然是這個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逐漸形成的會館社會。

19世紀末時局劇變，清政府於1898年四月被迫將廣州灣租借給法國人。對此，由外地客商主導的赤坎埠與由本地鄉紳主導的麻章墟有着非常不同的反應。1899年二月上任的遂溪署理知縣李鍾玨意圖阻撓法國人圈佔赤坎埠，他「借喻辦團練為名，傳福建、潮州、廣州、高州、雷州五會館董事商人，訪問該埠商務」。可是，當法國在廣州灣登陸並向赤坎埠進發時，赤坎的五大會館並未組織抵抗。相反一些客商反而選擇與法國人合作，綽號「八百眼」的潮州人陳敬伍為遂溪縣團練保甲總局赤坎公局長，曾為法國人充當嚮導和傳遞情報，激起民憤。知縣李鍾玨授意懸賞，黃略鄉紳王緝堂策劃練勇在赤坎潮州會館附近刺殺陳敬伍。

但當法國人試圖進一步深入內地時，便開始遭遇地方團練的抵抗。李鍾玨籌集資金組織地方團練，團練總部設在黃略潛移書院，下設六個營，每營250人，其中一個營就設在麻章墟。當年10月，團練與法國駐軍發生數次武裝衝突，麻章與赤坎之間的新埠和東菊等地即為戰場，雙方互有死傷。隨着衝突進一步擴大，加上11月12日兩名法國軍官被團練所殺，法軍更決意加大佔領力度，大肆進攻黃略和麻章等地，面對法方強大的軍事和外交壓力，清廷高層最終妥協退讓，同意簽約。與此同時為防事態擴大，談判代表廣西提督蘇元春派人告知麻章團總馮紹琮：「界務已定，赤坎歸法，黃略、麻章屬華，即日勘界。各團不得執械出隊，致滋事端。」

1899年11月16日中法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劃定邊界，1900年初在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美(Paul Doumer)主導下，殖民管治的行政架構正式在廣州灣租借地建立。自此，麻章與赤坎以文章河為界，分別屬於中國和法當局管轄。麻章紳民在1925年重建跨越邊界的橋樑，命名為「寸金橋」，取意「一寸山河一寸金」。從此，這個乾隆年間開始在赤坎形成的會館社會，納入法國殖民管治之下，並一直擔當廣州灣經濟中心的角色，發展成現在的湛江市赤坎區；而麻章則一直屬於中國政府的管轄，行政區劃屢經更迭，今為湛江市麻章區。

結論：沿海商業會館對社會空間的重塑

如果說根據巨區理論，粵西南應該屬於一個所謂的「嶺南巨區」，並以廣州為中心，參與長程貿易；但是，我們的調查幾乎從一開始就完全否定了這一點。乾隆年間出現的赤坎潮州會館絕不是為了將遂溪東海岸與廣州相連，相反這群潮州人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跨越數個「巨區」的空間中，他們的會館遍佈在華北、江南、粵西南乃至東南亞。他們從遂溪東海岸購買的商品糖，毋須經過「中心地」廣州，而是通過沿海貿易直接銷往華北和江南，可見他們的市場空間遠遠超越了巨區。那麼這個跨域的市場空間又是如何形成？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恐怕還需要更大的視野。

在沿海這一長串「萬世」輩的會館中，最先成立的是蘇州潮州會館，創設於康熙年間甚至更早，而當時蘇州城其他地域商人的會館也正在興起，可以說很難斷言誰是這種類型的商業組織的創造者。但有意思的是潮州商人的策略，他們並沒有只在蘇州城這種商業發達的「中心地」發展會館，相反地，到了乾隆年間，他們幾乎把會館建到了天涯海角。從某種角度來講，他們通過會館創造出一個有利於發揮他們流動性的空間。這種市場空間既不是由地理環境決定，也不是由國家制度決定。這些潮州商人所體現的流動性，反倒很像张鹂、項飆等人所研究的20世紀90年代溫州商人在中國各地形成浙江村的歷史過程。

與此同時，會館還在創造另外一種空間。這種空間紮根在地方社會，它包括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會館如何建立本地的聯繫。顯然就遂溪東海岸而言，潮州會館並沒有出現在當地舊有的墟市系統中，潮州商人選擇了在赤坎另起山頭，發展出一個以會館為主導的社會。從他們乾隆年間的兩次捐款來看，他們完全有足夠的財力這麼做，而且從麻章墟的反應來看，以外來客商為主的赤坎埠反而「後來者居上」，似乎處在更強勢的位置。麻章墟本地糖商通過廟宇來組織起來的一系列策略，其實是為了應對一個控制着長程貿易市場的採購商的強勢地位的被動行為。但是這種抗衡並未造成市場的隔閡，反而有助於商業爭端的解決。這種由外來商人控制海洋貿易，本土商人控制內陸原產地貿易的模式其實在中世以降的海洋亞洲普遍存在。只是在以往中國海洋史研究中，學者並沒有關注到中國內部不同族群間也會在中國沿海地區形成這種二元關係。

第二個面向是會館如何創造一種在地的空間，讓客商長期經商和生活。這就涉及會館的一系列社會職能，包括宗教、喪葬和教育等，這些職能是赤坎埠會館社會在19世紀最主要的發展。如果說乾隆年間的潮州商人還是初在赤坎埠立足，19世紀就有越來越多的長期定居者，同一時期其他客商也活躍起來，開始各自建造會館。最終19世紀末形成的所謂「五大會館」局面，其實就是這種在地發展的結果。五座會館負責各自籍貫商人的在地經商和生活的問題，規劃並且規訓(discipline)了赤坎埠這樣一個社會空間，同時也幫助客商維持與跨域網絡的聯繫。

這種發展非常像Lefebvre在其著作中所舉的威尼斯的例子。威尼斯本來只是一個海邊的潟湖，但是卻因為當地商人和地中海、中東以及西北歐的貿易，被改造成一座世界級的城市。赤坎原來也只是廣州灣邊上一塊高地，但是卻因為潮州等外來客商的到來，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發生巨變。這些客商將一部份貿易利潤投資到他們在赤坎的會館。而這些會館則將這些由長程貿易而來的原始積累轉換、並再造成為在地的資本與文化資本。在這個投資、轉換與再造的過程中，他們也形塑這座城市的產權結構、人群認同、公共空間以及市政管理。縱然歷史背景、城市規模迥異，也許我們仍然可以大膽推論，推動威尼斯和赤坎城市空間形成的機制是共通的，是一種由長程貿易所主導的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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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雷州半島和海南島的潮州會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