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永军：汪辉祖史学成就初探

汪辉祖是清代忠于职守、热爱百姓的清官良吏和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然其事迹、特别是其史学成就，却长期淹湮于历史，鲜为人知。本文发潜表微，对汪辉祖其人其学作了较为翔实的阐述。

一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生于清雍正八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浙江萧山人。他是清代忠于职守、热爱百姓的清官良吏和著名的历史学家。

汪辉祖少时体弱多病，十一岁时父汪楷客死于广东，时家徒四壁，全赖继母王氏、生母徐氏含辛茹苦，抚养成人。他十七岁入县学，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举，四十年成进士，五十一年方谒选得湖南永州府宁远县知县。从乾隆十七年至五十年，一直以游幕为生。早年研习刑名律例，“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历佐江浙州县牧令凡十六人，为乾嘉时期名幕。他“讲习律令，剖条发蕴，寻绎究竟，轻重之间，不爽铢黍”，“治爰书不设成见，平情静虑，易地而身处，侔境揣形，反覆求间，予以可生之路”。邵晋涵称许他“明律而通于礼，本之以仁，持之以廉”。乾隆五十二年，他出任宁远知县后，充分发挥治狱特长，凡人命案“受辞即讯，讯即赴验，夜随便假宿，虽鸡栖猪栅不避秽，讯诬于尸场”，“所决狱辞不可殚述，人藉以颂神明”，以致“他邑有讼，闻移辉祖鞫之者，皆大喜”。宁远例销淮盐，价八倍于粤盐，民多食粤私，上官派兵侦捕，人情惶惶。汪辉祖为民请命，并冒纵私罪名，取消零盐之禁，为总督毕沅所嘉赏，时称其为“莽知县”。他又善于体察民情，在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安抚地方等方面多有善政，为官清正廉明，时有“湖南第一好官”之称。他又两为湖南乡试同考官，两署道州，又兼署新田县，政声大播。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以足疾请告，被夺职归里，途经宁远时，“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其受百姓爱戴之情可以想见。归里后，他力辞各地交聘，以读书著述自娱而终。王宗炎概括其一生“事亲为孝子，佐治为名幕，入官为良吏，里居为乡先生，教子孙为贤父师，可谓有德有言学优而仕者”。

汪辉祖一生著述宏富，据王宗炎《汪龙庄行状》载有36种505卷，今存者尚有13种189卷。他“邃于史，尤留意名姓之学”。主要史学著作有《元史本证》、《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略》、《三史同名录》、《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二十四史希姓录》、《元史证字》、《读史掌录》等，除前四种外，余皆已散佚。汪辉祖的史学活动起步较晚，自云“诸史年四十又八，始得内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明史》，通二十三种，五六年来佐吏余功，以读史自课”。他读史非常勤勉，“日以卷计，有事不满数，必益烛补之，归里后键户养疴，自读往往至夜分不止”，家藏经史书数万卷，“易篑前三日犹坐堂中看书”，故其成就也颇大。鉴于学术界对汪辉祖其人及史学成就了解不多，特撰此文，以为引玉之砖。

二

《山左金石志》的参纂者

汪辉祖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和成就，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编撰《元史本证》，为《元史》纠谬拾遗。

《元史》是一部保存蒙元历史资料最丰富、最系统的史书，史料价值很高，但由于成书仓促，且出于众手，编纂疏谬、译名不一、年代史实乖误等问题相当严重。汪辉祖《元史本证》就是专门为《元史》纠谬证误的著作。他在本书《自序》中说明了编撰的动机、经过、方法及原则。全书“自丙辰（1796）创笔，迄于庚申（1800）”，“区以三类：一曰《证误》，一事异词，同文叠见，较言得失，定所适从，其字书为刊写脱坏者，弗录焉；二曰《证遗》，散见滋多，宜书转略，拾其要义，补于当篇，其条目非史文故有者，弗录焉；三曰《证名》，译无定言，声多数变，辑以便览，藉可类求，其汉语之彼此讹舛者，弗录焉”。全书3700余条，其中《证误》1800余条，《证遗》1000余条，《证名》900余条。《证误》部分不仅纠正了《元史》中文字的衍脱误倒以及史实、姓氏、人名、地名、年代、职官、爵号、机构名称等方面的错误，而且指出在编纂上史事重复、自相矛盾、详略不当、一人两传、两人一传、曲笔讳饰之处以及史事、年代、职官、姓氏、地名等的疏漏失书之处，补充说明了人物出处、史事及行省与中书省职官之别。《证遗》部分对本纪只补了两条，重点在补志、表、传之遗漏。《证名》部分共考出异译人名771个，地名、官名、氏族名的异称数百个。当然，是书还存在不少缺点，如取材囿于《元史》，反以本书证本书，未能广征博考，亦有因翻检不周或对原文理解不当而导致判断失误之处，但总的说来是大醇小疵。钱大昕序此书云：“专以本史参证，不更旁引，则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虽好为议论者，亦无所置其喙。悬诸国门以待后学，不特读《元史》者奉为指南，即二十三史皆可推类以求之”。张之洞《书目答问》、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均予著录，认为是读书人应读之书，当然亦为今天治元史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

2.留意名姓之学，辑著多种史学工具书。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翻检人名如探海求针，同姓名者又层出不穷，极易混淆，汪辉祖有鉴于此，从四十八岁至七十四岁，用整整二十六年时间，纂成史学姓名工具书五种，今存者三种，不仅为人们检索和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为后人编纂同类工具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史姓韵编》64卷，收录二十四史列传和附传所载人名28365个，姓748个，每条下注明人物出处、籍贯、官爵、事迹等等，分姓汇录，以韵编次，首字按所属韵部汇集，再依平上去入四声分类排列。若一人而见于二史、三史者，分行注明，同姓名者书其官爵别之。该书刊行后，受到当时学术界极大重视。清冯祖宪称是书“简而明，约而备”，“合廿四史列传名姓依韵分编，了如指掌，刊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海内风行”。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亦认为“持此书以检正史极便捷”。该书不仅在当时方便读史者稽检，而且在编制史学人名工具书方面开风气之先，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台湾开明书店所编《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就认为是书“杀青甫竟，誉遍士林，盖操炬火以导夫先路，宜乎其为世称重矣”。该书间或亦有采录漏佚之处，如廖姓中就少《明史》廖应元、廖斌、廖惠、《后汉书》廖孟举、廖伟举等人。

我国古代同姓名现象很普遍，研读史书者往往张冠李戴以至评断失实，是非混淆。古代许多学者在著述中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录有唐宗室同名113个，顾炎武《日知录》亦有“史书人同姓名”条，在同姓名工具书编撰上，较早的有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明余寅《同姓名录》，汪辉祖因为这二部书所收人物过少，尤其对正史所载人物忽略更多，故不惮考索钩稽之烦劳，辑著正史同姓名工具书三种：

《九史同姓名略》72卷，收姓118个，姓名10237个，《补遗》4卷，收姓65个，姓名506个，同姓名者29000余人。九史指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及《明史》。是书采录九史纪传志表所载同姓名人物，并在每条下注明人物出处、时代、籍贯、字号、官职、生平事迹等等以资区别。并备列人物初名、改名、伪名、别名、字号，一人而两处异文者，如王綝一作王琳，皆两处互见，以便检阅。该书对同名人物考订精详，如卷69傅德条，一为明崇祯时游击，一为弘治时中官，卷23汪渊条，一为明嘉靖时大理寺丞，一为把总，而今中华书局版《明史人名索引》均误作一人。诚然，该书亦偶有合二人为一人、一人为二人以及疏漏失误之处，如傅霖条、汪澄条均少一人，又误书李景、李弼、陈忠、张冲为一人。

汪辉祖又以辽金元三史“族以名行，人不系姓”，“国俗相沿，语必叠字，对音翻译，文难数通”，人名“当时既难辨皙，后世益鲜考据，于是贤否相混，彼我合并”，故撮拾考核，审疑辨异，撰《三史同名录》40卷，共收录人名1263个。在每条姓名下标注同名者人数、各自所在卷次以及职官、事迹，并在注释下对同名者复加考订区别，“于是三史所载，毋论有传无传之人，凡有同名，详悉考别，既博且精，得未曾有”，“俾读史者轩目豁心，可为久法”，基本解决了辽金元三史同名异译这个难题。

汪辉祖在乾隆六十年（1795）还撰成《二十四史同姓名录》160卷，“得姓名一万四千五百有奇，同姓名者四万三千有奇，存疑四卷”。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24有序。十分可惜的是此书未经刊刻，稿本亦早已散失。近人彭作桢编纂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是此类工具书中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也盛赞汪书。近人陈让也盛赞汪辉祖在史学工具书编纂上的贡献。

3.撰述杂著多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汪辉祖的著述，除上述四部史学工具书外，流传至今的尚有：《病榻梦痕录》，2卷，《梦痕录余》1卷，《越女表微录》6卷，《舂陵褒贞录》1卷，《善俗书》1卷，《双节堂庸训》6卷，《佐治药言》1卷，《续佐治药言》1卷，《学治臆说》2卷，《学治续说》1卷，《学治说赘》1卷。这些著述从各个不同角度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历史资料，其中尤以《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以下简称《梦痕录》、《录余》）史料价值最高，这是汪辉祖自定年谱，按编年顺序记述了其游幕、仕历、交往等生平事迹，记事准确，材料翔实，可信程度较高。下面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上述著作的史料价值：

第一，经济方面。《梦痕录》及《录余》记载了大量有关清代土地买卖、物价、钱法、漕运、盐政等方面的经济史料，可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第二，法律方面。《梦痕录》及《录余》、《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中载有大量涉及清代州县司法审判制度的材料。汪辉祖身为一时名幕，精熟刑名律例，故上述诸书中法律方面资料俯拾皆是。

第三，吏治方面。《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及《学治说赘》三书对研究清代吏治很有参考价值。其内容皆“综论治理，言约旨该，皆自抒心得，绝不剿先民之说以为说”，为“筮仕者所当奉为圭臬”，刊刻后风行一时，书肆一版再版。汪辉祖佐幕、为吏近四十年，洞晓吏治症结。

第四，文化方面。这些著作中还具有丰富的人物资料，对研究清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和地位大有裨益。《梦痕录》及《录余》不仅记录了汪辉祖本人七十八年的生活和言行，而且涉及到他的家庭成员、亲戚、师友、同僚等各方面的人物，记录了他们同汪辉祖的关系、言行及影响，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状。如《录余》嘉庆六年（1801）条记载：“闻章实斋十一月卒。”这是考证章学诚卒年最早和最可靠的史料。汪辉祖是章学诚和邵晋涵的挚友，自云“与实斋交往三十二年”，他认为章氏“古貌古心，文笔朴茂”，“古文根深实茂，重自爱惜，从无徇人牵牵之作”，邵晋涵则“经术淹通，于书无所不读，为人孝友诚和”，这些都是研究这两位史学大家生平及其学术的重要史料。汪辉祖还撰有《越女表微录》6卷，搜罗绍兴一带贞孝节妇330余人的事迹，时“新修《绍兴府志》，所载妇女俱采入”；又撰《舂陵褒贞录》一卷，“纪宁远、道州两任扁表幽隐节孝妇女，镌成即寄宁道以备修志时采入”。这两种著作在当时为地方志的编修提供了现成的素材，也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妇女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贞节观，以及族权、夫权对妇女的压迫等情况，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第五，社会生活方面。《善俗书》反映了宁远县的风俗民情，《双节堂庸训》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教育后代、治家、婚丧嫁娶、祭祀、为人处世之道等方面的情况。更为可贵的是汪辉祖在书中还记载了各种灾异情形。如《梦痕录》卷上乾隆三十五年（1770）条记载了海水倒灌萧山西兴塘，“塘外业沙地里男妇淹毙一万余口，尸多逆流入内河，内河浮尸及殡厝棺无算，两日不能通舟”的惨状。《录余》嘉庆十年（1805）条则云萧山米价暴涨，乡民争领平籴票，“拥毙妇女六十余人，人情凶惨，官为给费埋葬，其有受伤归毙者尚数十人。嗣后每日领票多有伤折皮骨，饥饿余生，不能复办药物，常致殒命”。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内容，今新编《萧山县志》对前一条史料所载灾情语焉不详，后一内容则未予记载。再如《梦痕录》卷上乾隆五十一年（1786）条详细记载了苏皖鲁等地的灾情，时灾民卖妻鬻子，“流丐载道”，“尸横道路”，尸体“埋于土，辄被人刨发，刮肉而啖”。这种资料不仅可补灾荒史之作，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所谓“乾嘉盛世”的社会状况。

三

结语

汪辉祖为人正直，虽出入乌烟瘴气的封建官场近四十年，却一直能保持着廉洁奉公。他对当时黑暗的吏治深为不满，极为主张实行清廉政治并且敢于付诸实践。他认为为官当以“尽心为本”，“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负官，终为负心”，“治以亲民为要”，而“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他还提出至亲不可用事、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不节必贪等，在《学治续说》中甚至提出“趋吉避凶，理也，公而忘私，不当存趋避之见”的思想。

与其政治思想相适应，汪辉祖在史学思想上提出做学问必须经世致用的积极主张。认为“文以载道，无关惩劝，偶然适性陶情、赠答纪事，皆可不录，无庸为枣梨祸也”。故其“所撰著，金玉、布粟、药石也，实有济于用”。他批评那些“高谈往古，务为淹雅，而任之以事，一无所济”的“嗜古之士”，指出“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他还大胆提倡为官者“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盖“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伸”。他自己就曾“据《汉书·赵广汉传》钩距法，断县民匡学义狱，据《唐书·刘贲传》断李、萧两氏争先陇狱，判决皆曲当”。从他的史学实践来看，亦自始至终贯穿着求实学风，“每谓史才难得，俗学多乖”，乃“考核同异，折衷是非”。钱大昕《元史本证序》称其所撰史著皆“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他也很重视史书褒贬惩劝的教化功能，在《史姓韵编自序》中就云：“编录之时，遇其人勋节灿著，传目虽不标名，亦必附载于篇……。若外戚若权奸往往亦附所自出，窃于是寓劝惩之意焉。”在《元史本证》卷35《纽璘传》条，他指出：“囊加台助上都讨逆，至死不变，允合大义，《元史》不列于《忠义传》，又不附书于此，何以传信！”因而为其补写事迹几达一千字，为《证遗》部分字数最多的一条。

在史书的编写上，他力主直书，反对曲笔隐讳。故在《元史本证》中屡屡指出《元史》曲笔讳饰之处。如卷19，批评《燕铁木儿传》“讳其文宗天历二年前种种不臣之实，曲笔如此，何以示信”！对《元史》体例、史文繁简、撰写方法等亦多有议论，并一一指出其行文冗复漏略、编次详略失当、重复立传、史事自相矛盾等等不检之处，要求修史者加强学术修养，提高修史水平。

综上所述，可见汪辉祖是清代在政治上很有作为的清官、学术上富有建树的史家。遗憾的是他的事迹至今还鲜为人知。当然，作为一位封建正统史家的汪辉祖，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在政治上忠于清王朝，思想上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他一生热衷于表彰贞孝节烈妇女，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他还具有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自云“检点身心七十年，平陂倚伏总由天”，“此其中有命焉，非人之所为也”。其著述中言及神鬼怪异、因果报应之处亦有不少。对于这些思想糟粕，我们在研究时也应加以批判和剔除，以便更好地宏扬他学术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

作者 | 鲍永军

来源丨《浙江学刊》199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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