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西道孔子”扬雄的大一统观与儒风在巴蜀的流布

我国自古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共同缔造了统一的祖国，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它的形成，既是历史长期发展和不断统一的结果，也是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的精神纽带不断地把各族人民连接在一起并坚韧牢固地发展的结果。其中，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大一统理想，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我国大一统的历史局面的长期性、悠久性和坚韧性以及牢不可破性，在世界上是罕有其匹的。我国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欧洲民族和语言的差异比中国少，但欧洲在经历历史上的若干分合以后却形成了30多个国家，而我国民族众多，语言差异大，却在共同奋斗中逐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李四光称这一现象为“破碎的欧洲，凝聚的亚洲”。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儒家大同和大一统思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文化因素。几千年来，正是这一文化因素的作用，使越来越大的不同地域，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凝聚和统一在一起，最后形成为清代的大一统版图，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础。在祖国大家庭不断统一的进程中，巴蜀地域文化自古即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研究儒学大一统思想在巴蜀地域的发展及其流布，这是认识和了解巴蜀文化在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作用的一个锁钥。本文以扬雄为例，研究巴蜀文化对儒学大一统思想的承袭、改造和发展及这种思想在巴蜀的传播，这应该会为我们加深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巨大作用的认识带来助益。

扬雄像

一

巴蜀文化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如果从成都平原以“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文明算起，至少已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渊源甚至“肇于人皇，也殊未可知”。在战国晚期秦灭蜀以前，巴蜀文化虽与楚文化和秦文化乃至中原文化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主要是独立发展的，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是巴蜀文化独特个性的证明。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开始，巴蜀区域才急遽加入中原统一的进程。对巴蜀而言，这一进程大体可分为秦国到秦朝和西汉初到武帝时期两个阶段。它的主要特征不但在于以巴蜀作为统一全国的基地，以政治和军事手段完成全国的统一，而更为主要的是在于巴蜀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统一的逐步认同和融汇这一更为深层次的文化因素。

战国时代，在中原、北方、齐鲁、楚、吴越、巴蜀滇、秦等七大文化圈中，巴蜀滇文化圈是最先被融并到秦文化圈中的地域文化。当时人对蜀为“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的评价，表明秦灭蜀前蜀文化作为整个西南地域文化战略高地和西南夷文化潮流先锋的独特性质。秦灭蜀后，秦文化对巴蜀文化进行了两番改造：一是用关中文化模式改造成都（“与咸阳同制”），用秦田律推行于巴蜀；二是赶走巴蜀土著统治民族，蜀人被迫南迁，而用秦人迁蜀，“秦人万家实之”的办法，使秦文化伴随着秦国统治的政权力量直接在巴蜀地域落地生根。这两种方式都是秦文化按照自己的面貌对巴蜀文化主动性的改造。本来，我们从秦文惠王与古蜀王相遇金牛道的神话性故事已经可以体味到当时秦国对巴蜀土地和财富的强烈占有欲，当时古蜀王思维的闭塞和他反而嘲笑秦人“东方牧犊儿”所体现出来的无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秦文化作为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耕战文化的进取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巴蜀文化作为土著地域文化的保守性、被动性和消极性。在秦灭巴蜀的进程中，正是秦蜀两种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和逐步交汇并合，其中秦文化的进取性和注重向外发展的特性占居主动地位，巴蜀文化则居于被动地位，被动地逐步接受了秦文化的面貌、风格乃至内涵的改造。我们从这一时期的史料看，这种改造对蜀人是被动的、沉重的，是把辉煌的有关古蜀祖先的文化记忆尘封于地底式的改造，还看不到主动式的接受和容纳。

到西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这种文化融并情况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西汉时期是汉文化正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汉王刘邦以蜀（汉中、巴蜀）为根据地统一了全国。从文化上看，刘邦是以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为基础统一全国的。汉文化是以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作为孕育的基础养料，以齐香地域的儒家文化作为统治思想的主导养料，综合其他地域的多元性文化养料而形成的。巴蜀文化对正统汉文化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起了特殊的养育和涵孕的作用，尽管它未能起到主导的作用。从西汉初期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蜀人对中原文化表现了异常倾慕的热情，以文翁兴学为契机，蜀文化表现出热诚接受中原汉文化和其他较先进的地域文化成份影响的开放性、兼容性风格，其中今文经学阐述的孔子大一统思想和汉代大一统盛世的政治局面对蜀人意识的影响和潜移默化，占据着主要地位。

文翁兴学是巴蜀文化改变面貌的关键，也是蜀人以自己独特的文化思维方式接受和融并中原先进文化，热诚主动融入中原主流文化的证明。在先秦时期，“蜀左言，无文字”，“蜀无姓”，仅有口耳相传的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的祖先传说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物质形态方面虽然有三星堆那样高度的青铜文明，但其精神形态方面并没有发展到理性化程度。直到汉代前期文翁兴学，首创地方官学，并派遣弟子到京师学六经，为巴蜀地域引进中原文化，促进土著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汇，才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唐卢照邻把文翁石室喻为“岷山稷下亭”，它确实起到了巴蜀“稷下学”的作用，使巴蜀学术和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巴蜀学习和接受中原大一统文化的先进人物、“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他们热诚讴歌统一盛世，相如以凌云之气创汉大赋和封禅书，颂汉武帝中华大一统的伟业，王褒以跋涉远道拜金马碧鸡的热诚显示大一统帝国的气概’扬雄以模拟孔子的气概做了大同道统的最早继承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对于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看到了巴蜀地域文化加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文化共同体的同一进程。

变化之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开启了蜀学两千年来重文学、重今文经学的传统，显示了蜀文化学古而不法古，既遵循六经，又不师故辙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显示了巴蜀多元化的地方特性的风格和加入中华大文化共同体的地域差异性进程。《汉书•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蜀中本无学士，因文翁倡教，相如为师，乡党慕循其迹，才在巴蜀地域掀起了学习儒家六经的高潮。这是巴蜀文化人士第一次对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华大一统文化，从文化心理上显示了主动性、进取性的学习热诚和仿效的高潮。但蜀中学士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不是走笃信道德、模仿王道的传统经学的老路，而是按蜀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发散型思维方式对传统经学加以改造，走了一条“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的新路。“好文”指文学的铺张扬厉，用字新奇，不师故辙。“刺讥”指劝百讽一。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之于讽谏。这都属于重文学重大赋的特点。“贵慕权势”指识时务，重利禄，务时济世。这属于讲经世致用、不崇章句的今文经学的特点。它开启了后代蜀人从谯周到廖平讲求实际，经世致用，不守章句，富于激情幻想的今文经学思潮。

儒学文化是汉文化的核心。儒学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并定于一尊，经历了汉魏时期的长过程。儒学之所以能定于一尊，除了政治的阶级的因素外，其内涵的兼容性和外延的中和性这样的文化因素起了极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巴蜀文化以扬雄和苏轼为代表，对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确立，在文化传承和思维方式上以其特异之处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巴蜀重文学、重今文经学的传统，特别是扬雄的重视三分与中和的大一统思想，苏轼以《后正统论》为代表的正统思想，起着特殊的作用。

从上述两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中华地域文化圈之一，巴蜀文化圈是通过怎样的交流、融汇的进程而并入到中华大一统文化之中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融并过程有三个主要特色：一是这一融并是蜀人占了主动，蜀人显示了自觉学习、接受和容纳大一统文化和加入大一统文化共同体的热忱。二是这一融并是在儒家大一统思想作为主流文化，巴蜀文化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地域文化向先进的主流文化靠拢和融并的自觉性的前提下完成的。三是巴蜀文化容纳和接受儒家主流文化的过程是进取性的，很快就因为蜀人的思想特质的优势站到了儒家主流文化的前列，出现了儒家主流文化文章冠天下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巴蜀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一样，作为多元文化，从此以后就与儒家主流文化处于多元一体、和谐共振的进程中。它说明不同地域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在统一体中的交流融汇，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事业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宏伟事业。民族的文化认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带有深层次和根本性质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中国”的提法，可以显示出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之所在。在中国，民族的区别从来不是以地域或种族血缘为标准，而是以文化的差异为标准。差异文化可能是地域的，也可能是民族的，它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精神基础。在汉代的巴蜀，对这种文化认同和统一进程贡献最大的，当数我们前面提到的巴蜀四大家中的扬雄。

二

扬雄是汉代模仿孔子言行并以孔子道统传承自居的主要人物。他是承孟子、荀子之后孔子思想传承的集大成者。这一点尚不太为我们现今的研究工作者所重视。但在汉代当时，时人是很推崇扬雄作为孔子道统继承人的地位的。桓谭《新论》云：“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扬雄是汉代的孔子，至少是汉代中国西部的孔子，这在当时人是取得共识的定评。桓谭更进了一步，不仅认为他是西部的孔子，也是东部的孔子，是不应该分地域的整个中国的孔子。扬雄能成为孔子之后的汉代孔子，这是巴蜀文化融并入儒家主流文化的长过程结出的硕果，显示了孔子思想对于广阔地域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进程的巨大作用。

扬雄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不拘泥于章句，力求通晓其意，这显示了巴蜀今文经学传统对他思想的薰陶和孕育作用。他“好古而乐道”，刻意模仿六经，“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大于虞箴，作州箴”。其模仿办法是“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换句话说，也就是遵循六经的根本原则而驰骋开放，加以创新。这里不对这些著作做全面的评价，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扬雄对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阐扬在这些著作中有鲜明的体现。

扬雄仿虞箴作十二州箴，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西汉大一统盛世的政治制度和地域行政划分作为历史背景的。十二州箴的宏观构思体现出以大一统思想作为文化语境和思维方式的导引的倾向。

以大一统思想作为文化语境和思维的文本这—特点，在《太玄》一书里有鲜明的体现。《太玄》虽仿《周易》，但二者思维方式不同。周易的世界图式是采用阴阳二分法展开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太极”，作为宇宙本体，是由阴阳两仪构成的，故《易系辞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即是道，即是神。清人陈梦雷认为：“天下万有不齐之变，不外由太极而生阴阳”，阴阳构成两仪，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则构成四象，四象两分产生八卦，八卦复生两仪四象而构成六十四卦。这一世界图式体现了两两相对的二元论。金景芳先生认为“易以一阴一阳自生自成自变自化谓之道，以阴阳不测之或正或反莫测端倪谓之神”，这是易的哲学基础）。而扬雄的《太玄》与《易》的阴阳二分法不同，是采用天、地、人三才三分法来展开的。一玄分为三方，一方为三州，三方为九州，一州为三部，九州为二十七部。一部为三家，二十七部为八十一家，这叫“三起”。很显然，这种方州部家的逻辑布局方式是按天下九州大一统的思维模式来设计的。它既反映了西汉大一统方域划分为州郡的现实，又是儒家关于社会以家庭为细胞，家的扩大是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政治理想的体现。这里，我们看到了禹贡的九州说和汉代的方、州、部、家的大一统组合模式对于扬雄思维文本的影响。

“三起”是针对地上的九州方域的。除此之外，还有针对自然万物的“三生”，就是三分阳气，以为三重，即天、地、人三玄。三玄又各分为三，共为“九天”，象征事物的消长和一年节气变化的过程。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九天”大一统世界模式的影子。

扬雄的《太玄》也不同于老子讲的“道”。老子讲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据清人王念孙的看法，“道生于一”就是《淮南子•天文训）的“道日规始于一”（“日规”二字为误衍文）,老子是重视“一”的，并以“道生一”作为万物的始基。正如庄子所说：“道通为一”，“道”是把阴阳二者通为一的。尽管老子也讲“三生万物”，但这个、'三”是从属于“一”的，“一”才是万物的始源。扬雄的《太玄》则不同，主张“天地奠位，神明通气，有一有二有三。”他认为“太玄”的“三”才是万物的始基。他既不满足于老子的“道生一”的“道”，又不满意于周易的“太极生两仪”的“太极”，而创出了以天、地、人三才为内核的“太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扬玄的“太玄”作为宇宙本体，对于老子的“道”和易的“太极”的扬弃。

需要指出的是《太玄》不同于《周易》的阴阳两画，而是有三画：曰一曰二曰三，并创造了三种符号一、——、。如果说“一”就是浑沦之气，“二”则是浑沦之气分化出的天和地，“三”则是天绕地划出的圆形规道，称为“规二“规”可以生为“三摹”，“三摹”可以生为“九据”侬）。显然，这里的“三”已大大超出老子的“三”。在老子《道德经》里，“三”是万物的同义词，代表多数的意思，是静止的、平面的状态。而在扬雄那里，“三”则是超出天地阴阳两端的第三种中间状态、是动态的，具有圆形规道的球体，也可称为多元一体。这种对世界本源的看法，显然比“道”和“太极”更为进步。它不仅看到了事物的对立，更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不仅看到了事物的二元化，更看到了事物的多元复杂性。显然，这里扬雄既吸收了老子“道生一”的一，又吸收了《易》的二，而创出了以中和精神为内核的“三”。从文化学层次看，“一”是主张始源一元化的思维模式。，“二”是主张始源为两极对抗的思维模式，“三”是主张始源为多元一体的思维模式。这一思想模式由“一”向“二”向“三”的衍生进程，反映了中华文化由多元化始源出发的多元化走向以主流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并与之靠拢、凝聚和统一的进程。扬雄是这一文化统一进程反映在思维方式变革上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春王正月.大一统也”的思想的逻辑发展。

《法言》直接承袭了孔子的仁礼忠信教悌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内涵，是扬雄集中阐扬了孔子的“中和”思想，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哲学显现。《法言序》云："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他认为“中和”是周公吐哺、天下归于一统的文化根基。他把孔子的“中和”之道比喻为江河淮济“四渎”的源头，可以"经营中国，终入大海叩"，是大一统“文化中国”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内核。而其他人的学说主张不过是“西北之流”，可以起局部“纲纪夷貉”的作用，结果无非是“入於沱，或沦于汉”，不是大流。大流者，“必也儒乎！”由此可见，扬雄对孔子大一统思想的哲学基础“中和”，阐扬得最为鲜明和彻底。他明确地宣称“甄陶天下”在于和，“不过不及”在于中，这是大一统的“正”道。他认为只有“非正不视，非正不听，非正不言，非正不行”，“正”才是多元能统一的基本原则。这显然是对孔子“非礼无视”思想的进一步推衍和发展。扬雄以“正”作为中和的核心，并用它来看中国：“或问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力，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这里，五政、七赋、唇度天下之中等标准，皆是文化性的，透露出扬雄对于“文化中国”的一种古代思考方式。

由上述观之，扬雄对于孔子与儒家六经的刻意模仿并加以出新，恰恰体现了他对孔子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阐扬的自觉性。他是汉代大一统的“圣之时者也”的孔子的化身，也是汉朝大一统强盛时代作为历史背景的大一统文化思潮的产物。

三

如果说文翁兴学兴起了蜀地儒学的传统。那么，扬雄草玄著法言，则是儒家大一统思想承袭和弘扬的集大成者。他在汉代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是为汉代大一统事业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养料和思想武器。

扬雄的著述“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是有着完整的主观体系的。这个体系是按大一统的观念和统体论的思想而精心构筑的。《玄》为儒家理念的哲学基础；《法言》为政治主张的基础；《训纂》、《方言》则是语言多元统一“悬日月不刊”的基础，它是在战国秦国时代“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为华同",各地域语言与中原华夏正声初期交汇的基础上，逐步构成统一华语的时代的反映。十二州箴则是大一统地理学的产物，四赋与反离骚则是大一统局面经济文化雄飞发展，太平颂歌四起，眼光开阔的时代精神的产物。由此，政治主张、理论基础到地理环境、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渗透着统一精神的完整体系就这样构筑而成。扬雄的全部著作可以构筑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实可称为后世佳论之林蔽，文义之渊海。

这一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对巴蜀儒风的流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着上了有巴蜀风味特色的印色布：一是儒风的流布，使巴蜀地区由一个原来精神文化比中原滞后的文化孤岛，一跃而为“其学比于齐鲁”的全国性文化重心之一。两汉时代.全国有齐鲁豫兖、关中三辅、东南吴会、西南蜀地四大文化发达区域，是出书籍、出人才最多的地区。“汉征八土，蜀有四焉”，“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矣。”可见西蜀已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二是儒家经学的传播在巴蜀区域达到鼎盛，其辐射力达到三蜀三巴和滇黔，使蜀地固有的重阴阳数术、重黄老、重文学的学术传统迅速地融入到儒学中，成为儒学一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华阳国志》称蜀地具有“文化弥纯，道德弥臻”的特色，出现了“以儒学教.号称洙泗，有多士”的盛况,就是这种儒风流布的反映。三是儒风的盛行，影响到巴蜀人士的学术结构的急剧变化。在巴蜀人士著书方面，儒家类书籍占到所出书籍总数的44.4%,比例较其他非儒类为最高。在巴蜀人士的学风方面，则“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的传统，占到了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从司马相如、扬雄、谯周、秦宓到苏轼、杨升庵、廖平、郭沫若再到蒙文通，几近两千年都时隐时显地传承着，并明显地占有优势。今文经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张三世”，定一统，这在巴蜀代有传人。

总之，作为中华文化大一统基础的孔子大一统文化理念，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巴蜀地域个案的剖析，充分理解它是如何流布的，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流布的，是在什么样的理念下，达到多元文化共一体的，“文化中国”又是在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怎样形成的。总之，透过这些问题，不难理解，孔子博大精深的大一统思想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凝聚的根本性作用。这对于今天的现实，也是有充分借鉴作用的，其文化价值和现实价值不可低估。

作者简介：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