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在朝中做的都是些什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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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在朝中做的都是些什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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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唐诗,最觉得奇怪的是诗人们的官衔:王右丞、杜拾遗、杜工部,这些还比较好理解,大致知道是某部门的官员,至于高常侍、刘宾客、还有水部张十八员外,看上去像是编外人员,怎么都正经不到哪儿去。

和现代的行政体系相比,唐代官制确实很复杂,加上年深月久,一些官职名称到了明清时代还在使用,但职事迥异,重要程度也有所变化,容易造成误会,今天读一本王维的诗文集,前言中这样写道:

“王维所任的侍御吏、左补阙、库部郎中,都是品级较低的小官”,这明显是不熟悉唐代官制,想当然作出的错误断语,实际上在唐代,侍御史(原引文有两处错误,一是将侍御史写成了侍御吏,二是王维没有担任过侍御史职务)、左补阙、库部郎中,都是相当关键的职位,可不是一般人想当就能当上的。

那么,在唐朝,什么样的官职比较重要,我们又如何辨别诗人们这些官职的真实含义呢?

唐代入流的职官,共分九品三十阶,其中第一品到第三品,每一品分正、从两阶;第四品到第九品,每一品分为正上、正下、从上、从下四阶。除了一些特殊职位外,大部分六品及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负责审核升迁(武官归口兵部管理),五品以上就要报皇帝审定,所以在唐代,官至五品一定是高级官员了,三品以上则是毋庸置疑的顶级高官。

唐代官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散官阶和职事官并不完全一致,所谓散官阶,有点像今天的某个行政职级,证明享受某某级别待遇,而职事官则是真正的职务,本文所说的唐代诗人官职,是就职事官而言的。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唐朝人承魏晋六朝余绪,不单纯追求等级和待遇,而是将职事官分为清、浊两类,一些看上去等级偏低的冷门职位,在唐人心目中地位很高,列入“清官”,还有部分从四品以上的职位,被称作“清望官”。至于大部分军职和地方上的职位,还有类似于太医监之类的伎术官,就是浊官了,士人们对这些职位通常比较排斥,也不会去出任。

诗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士人,自然不会去当浊官自毁前程,这样一来,可以他们选择的范围就很小了,判断他们的职位好不好,可以缩减为几条简单的标准:第一,由皇帝亲自委任的职位很重要;第二,能够经常接触到皇帝、参与政事讨论的,一定很重要;第二,中枢部门的职位,比地方上的职位重要;第三,京城的职位,比其他地方的职位重要。

这里也只说一下诗人们在朝中任官的情况,至于他们任职地方的经历,待另外讨论。

按部门来划分的话,唐代中枢机构三省中的中书、门下两省,入流的官员基本都很重要,属于皇帝近臣,也就是“供奉官”,他们侍奉在皇帝身边,有机会参与日常的政事讨论,含金量不言而喻。

供奉官里有些职位,单看品级并不算高,比如左、右补阙才从七品上阶,左、右拾遗更是只有从八品上阶,然而这些官员有权直接向皇帝建言,甚至影响大政方针的走向,其人选也不由吏部决定,要通过皇帝认可,这些职位是不能当成普通的七八品官来看待的,

唐代诗人里很有几位做过拾遗的,陈子昂担任过右拾遗,杜甫,白居易担任过左拾遗,拾遗为什么要分左右呢?古人以东为左,唐代门下省在日常上朝的宣政殿东边,所以叫左省,中书省在西边,叫右省,隶属门下省的拾遗、补阙叫左拾遗、左补阙;隶属于中书省的拾遗叫右拾遗、右补阙。至于左右拾遗、补阙的职级和职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杜甫担任左拾遗的时候,岑参担任右补阙,两人一个在左省上班,一个在右省上班,岑参写诗给杜甫说:

“连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

意思是两人经常一同入朝见驾,这正是拾遗、补阙要在皇帝面前值班的明证。

三省中的尚书省是最重要的行政部门,特别受推重,有“第一官”之称。尚书省各部实权在握,以郎中和员外郎为骨干,郎中为从五品上阶,员外郎为从六品上阶,通称郎官,是唐代人最艳羡的职位。

按唐代的惯例,踏上郎官这一级别,就很了不起了,著名诗人中,崔颢担任过吏部司勋员外郎,柳宗元担任过礼部员外郎,刘禹锡担任过户部屯田员外郎。此外,杜甫担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一员外郎只是虚衔,杜甫本人还是在严武那里挂职参谋)。员外郎加了“员外”的前缀,在分工上却独立于郎中,也是主抓某一方面工作的大员,外放到地方可以直接做刺史,并非编外人员。

诗人张籍,也就是“水部张十八员外”,担任过尚书工部所属水部员外郎,水部主管全国的水利设施,要说这个职位不重要,至少唐朝人不会答应。

三省之外,最有权势的部门是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从汉代开始,御史岗位设置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位卑权重,官员品级很低,权限却很大,唐代同样如此。唐代的御史有几个等级,包括从六品下的侍御史,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以及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只有八品,权力却是极大,有“御史出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的说法。

担任监察御史的大多年轻精进,初生牛犊不怕虎,又手握尚方宝剑,敢于较真,当然这个职位风险也很大,容易得罪人,搞不好容易出事。除了武则天任性提拔过大批不合资质的人员担任御史之外,唐代大多数时候对御史人选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唐代出任过监察御史的诗人很多,骆宾王、陈子昂、崔颢、储光羲、王维、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杜牧等,人挑岗位,岗位也挑人,这么多英才担任过监察御史,恰好说明这一职位非比寻常,是仕途起步的捷径之一,也是天下英才崭露头角的好去处。

除了三省和御史台,唐代国家储才之地还有秘书省和国子监,这两个机构中的主要官员,包括博士和助教,都是唐人很看重的职位,著名诗人韩愈和他的好友、学生,就大多是从国子监出来的,这其中最有看头的仍是“水部张十八员外”——张籍。

张籍贞元十五年就中了进士,直到六年后才做了正九品上阶的太常寺太祝,此后因为视力出现问题,做了足足十年的太祝,此后才转为国子助教,其后进入升官的快车道,先后任秘书郎、水部员外郎,再升礼部主客郎中,最后任国子司业。

张籍做过的这六个职位,每一个看上去都不怎么样,孟郊曾写诗称他为“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后人也跟着认为张籍一辈子都贫穷不得志,这实在是误解。

张籍这份履历表可能有缺失,国子助教为从六品上阶,由太祝直接升任的可能性不大,从国子监助教开始,他担任的每一个职位,都是唐人所说的“清官”,他最后所任的“国子司业”,从四品下阶,则是唐人最看重的“清望官”,这样的身份,分明是典型的人生赢家。

大概从宋代开始,国子监才渐渐变成了冷衙门,明清时期的人们已经不太能理解唐人这份执着与热情,容易将韩愈一系的官员都视为冷官,这样的误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现在我们知道了,千万别把张司业当成仕途不顺的可怜虫,当时羡慕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额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诗人李贺,因为他父亲叫李晋肃,受唐代盛行的“家讳”风气影响(这种忌讳属于时代风气,而不是官方制度),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二十多岁时得以出任“奉礼郎”一职。后人惋惜李贺身世,认为这个从九品上阶的官职不太入流,加上李贺还辞官往地方出任幕职,似乎更坐实了这一观点。

实情并非如此,和张籍当过的太祝一样,太常寺奉礼郎同样是清流士人才能出任的官职,神功元年,武则天对混乱的官场拨乱反正,专门下过一道诏令,从这道诏令里,可以看出太祝和奉礼郎的不同寻常之处:

“八寺丞、九寺主薄……协律郎,奉礼、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

这里面涉及到的官职,大多不算“清官”,却对出身要求很高,“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可以视为“清官”的候补队伍。

由此可见,李贺的奉礼郎虽然才九品,也是个稀罕职位。当时入仕途径主要有两条,参加科举或者依靠门荫。唐代人虽然推重进士,却还没严格到宋代那种非进士不入枢府的程度,门荫一样可以做到高官,李贺走的正是门荫之路,以他的资历,得到奉礼郎职位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他才二十多岁,若非天不假年,在仕途上的前景未必就很惨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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