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一）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巴蜀的学术文化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继承还是创新，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处于前所未有、后无来者的最佳状态。对于宋代蜀学的许多方面，目前已有多种成果，但是重温这段历史及其成就，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启迪作用，故不嫌辞费，仍述“宋代蜀学”概貌于兹。

魏了翁像

一、宋代蜀学概观

由于汉以来的长期积淀，特别是唐五代前后蜀的持续发展，蜀学在宋代出现了又一个高潮。首先是号称“冠天下而垂无穷”的蜀中学校教育，在宋代得到继续发展。北宋庆历年间，常州人蒋堂“知益州，汉文翁石室在孔子庙中，堂因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与乡老之贤者，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直到北宋末年，兹学尤盛，苏轼侄孙苏元老曾为国子博士，回乡居石室教授，绵竹张浚以少年入学，为元老所激赏，终于成就为一代名臣。南宋虽有战火，蜀学不废，李石由太学博士黜居成都，主石室讲授，“学者如云，闽越之士，万里而来，刻石题诸生名几千人。蜀学之盛，古今鲜俪”。

由于隋唐以来实行科举考试，“朝廷以声律取士”，至宋代，天下“学者犹袭五代文弊”，巴蜀人士却“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于是文章法古、学以明道，与中唐以来韩愈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正相合拍，于是在“唐宋八大家”中，蜀人就占据了三席（苏洵、苏轼、苏辙）。而在科举中列入高等者，亦以蜀人为多。杨升庵说：“宋之制策，虚第一等以待伊、吕之流。其入等者，惟苏氏轼、辙兄弟，吴育、范百禄、李垕，终宋世仅五人，而蜀居其四，盖二苏、范、李皆蜀人也。”在政治领域，南宋时期巴蜀出了五位具有影响的宰相：谢枋得《毋制机墓志》云：“宋中兴贤相张德远（浚）、虞仲信（允文）、赵景温（雄，一作叔温）、游景仁（似）、谢德方（方叔），皆蜀人也。”

北宋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与二程“洛学”（即理学）、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共同构成了北宋学术的三大主流。南宋张栻、魏了翁是著名理学家，张氏不仅传衍“蜀学”道脉，而且创立“湖湘学派”之典范；魏了翁学主汉宋并包，也使朱子之学在南宋后期得到正常传播。在科技领域，唐慎微《证类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物学、方剂学结合的医学著作，也是第一部大型植物学著作。王灼《糖霜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甘蔗制糖工艺的专书；秦九韶《数书九章》，则将中国古代数学推向当时世界科学的顶峰，他的代数学运算方法领先西方世界500余年。

宋代巴蜀地区的家族文化、乡村建设，也是硕果累累，嘉话多多。苏轼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贵经术而重氏族”、“合耦以相助”，这种风气自汉已然，东汉赵戒、赵温、赵谦祖孙三人，以经发身，积德累功，皆位至三公。宋代这一现象更为普遍，或兄弟联袂，花萼齐芳，如苏轼、辙；苏舜钦、舜元；李心传、性传、道传等。或父子祖孙，世代书香，奕世载美，如北宋阆中陈省华及其子尧佐、尧叟、尧咨等，一门二相，四世六公，昆季双魁多士，仲伯继率百僚；眉山苏洵、苏轼、苏辙及子孙辈苏过、苏籀，并善属文，号称“五苏”；华阳范镇、范百禄、范祖禹、范冲为代表的范氏家族，绵延百祀，“世显以儒”，一门有２７位进士、４位翰林；蒲江魏了翁、魏文翁、高定子、高斯得等，兄弟子侄“九进士、三公卿”；梓州苏易简及其孙苏舜卿、舜元，俱善诗文，号称“潼山三苏”，与“眉山三苏”齐名；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传、道传、性传，俱善史法道学，号称“四李”；丹稜李焘与儿子壁、埴三人，俱善史学、文学，人称“前有三苏，后有三李”。如此等等，唯斯为盛。

这一环境必然有利于蜀学发展，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统计，有宋一代巴蜀文献达2500种以上，是此前巴蜀文献总合的两倍多；蜀学在经学、史学、文学、科技和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

二、宋代巴蜀《易》学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汉有胡安、赵宾、严遵、扬雄，晋有蜀才，北周有卫元嵩，唐有李鼎祚。入宋巴蜀易学著作更陡增于前，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经部易类著录宋代巴蜀《易》著63部，而同书所录汉唐巴蜀《易》著才13部，宋代300年巴蜀《易》学成果，是汉唐之间1100余年成果之合的４倍还多！《四库全书》著录宋代《易》学著作55种，出于巴蜀者8种，约占1/7。理学大家程颐就曾感慨说：“易学在蜀。”当代学人又博征载籍，考得宋代巴蜀《易》学论著69家、92部，今存者16部。若以此计算，更是汉唐时期的7倍有奇。历观宋代巴蜀《易》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蜀中治《易》者众，遍及各个阶层。《宋史·谯定传》云：定“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南平，在今重庆南川地，宋时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郭曩氏“世居南平”，疑其不仅是隐者，而且其民族成分也可能是少数民族。《宋史》又云：“初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篐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卭间，与语大有所得。”既而又补充说：“郭曩氏及篾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宋代巴蜀《易》家，从成都篾翁、眉邛酱翁，到川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有其人，分布十分广泛。

其次，巴蜀《易》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涵丰富。《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尚辞即义理学，尚变即卦变学，尚象即象数学，尚占即卜筮之术。这四者，巴蜀皆有其人，而以宋代表现最为充分。苏轼《苏氏易传》“多切人事”，鲜于侁《周易圣断》专引圣人传文以解经，张浚《紫岩易传》“发挥义理，颇为醇正”，张栻《南轩易说》补续《程传》，皆尚辞之学。陈希亮《制器尚象论》，不满于韩康伯《十三象》“徒释名义，莫得尚象之制”，故著论专极象数原理；渝州人冯时行《易传》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学传于李舜臣；李舜臣《易本传》以为“易本于画，舍画则无以见易”，故其书“因画论心，中爻为用”，盖主于借卦位爻象以明义者，胡一桂谓其“优于明象者也”，是皆尚象之家。陈抟撰《易龙图》，传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以极造化之原；张行成《周易通变》“取邵子十四图，敷演解释，以通其变”，“蔓引旁推，万事万物，一一归之于数”，是皆尚变之说。至于史通之撰《易筮》，青城山人之著《揲蓍法》，顾名思义，自当为尚占之书。近时学人归纳巴蜀《易》学派为：“宗古易的象数派”、“宗王弼、刘牧的义理派”、“宗易本言与蕴言的数理派”、“宗邵雍、程颐、朱熹的纯理学派”、“专尚图书学派”、“易卦互体派”等，也合乎实际。

其三，巴蜀《易》学类多杂驳，兼容三教，涉及方外。陈抟（字图南，自称“西蜀崇龛人”）《易龙图》，黄宗炎揭露说：“图南本黄冠师，此图不过仙家养生之所寓，故牵节候以配合，毫无义理”；苏轼《苏氏易传》，“杂以禅学”，朱熹撰《杂学辨》以是书居首。特别是陵州（今仁寿）人龙昌期，更具代表性：他“博贯诸经”，“尝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老子》”，儒道兼治，无疑是一位博学的学者。文彦博早年见他“藏器于身，不交世务，闭关却扫，开卷自得”；“著书数万言，穷经二十载，浮英华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后黄老。杨墨塞路，辞而辟之。名动士林，高视两蜀”。其所注《易》，范仲淹称赞“深达微奥”；曾应邀赴福州讲《易》，深受欢迎，得十万钱酬金。范雍将他的书推荐于朝，“遂行于时”。昌期亦曾累上公车，“久而不报”。因韩琦、文彦博等人推荐，得补国子四门助教、成都府学教授、秘书省校书郎，以殿中丞致仕。晚年“又注《礼论》、注《政书》、《帝王心鉴》、《八卦图精义》、《入神绝笔书》、《河图照心宝鉴》、《春秋复道》、《三教圆通》及《天保正名》等论”，总共“著书百余卷”，不为不夥。但史载“昌期该洽过人，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其说诡诞穿凿，至诋斥周公”，因此欧阳修斥其“异端害道，不当推奖”，罢归而卒。特别是《三教圆通论》，主张儒、佛、道三教可以圆通互补，虽是当时三教相通潮流的反映，也是其为学驳杂的表现。

其四，创造了“图书之学”，几乎为整个宋学派《易》家所宗，影响了宋以后中国《易》学史。普州崇龛（属今安岳）人陈抟《易龙图》首标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用黑白点子解释《易》卦起源，以为龙马所负之图，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范谔昌、刘牧、黄晞，直到南宋朱熹等人，皆传其业。晁说之述宋《易》传授说：“至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有庐江范谔昌者，亦尝受《易》于种征君。谔昌授彭城刘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陈纯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瑏瑠南宋《中兴书目》引邵博语云：“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伯长，伯长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尧夫；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瑏瑡朱熹说：“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瑏瑢吴澄说：“《河图》《洛书》，邵所传原于穆，刘所传原于种，皆得自希夷者也。”瑏瑣黄宗炎曰：“周茂叔之《太极图》，邵尧夫之《先后天图》，同出于陈图南。……再三传而尧夫受之，指为‘性天窟宅’，千古不发之精蕴尽在此图。《本义》崇而奉焉，证是羲皇心传，置夫《大易》之首。”如此等等，都说明宋以后之“图书学”俱为蜀人陈抟发其端。

其五，好为“集成”。是蜀学的博大精神和巴蜀藏书丰富等因素，使巴蜀人士治经多能兼容并包，常常作集解、集成性质的著作。唐代有阴弘道、李鼎祚，宋代也有房审权、魏了翁。房审权，成都人。熙宁间，审权“谓自汉至今，专门学不啻千百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或推之于互体，或失之于虚无”，于是“于千百家内，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羽翼吾道者，仅百家，编为一集。仍以《正义》冠之端首，厘为百卷，目之曰《周易义海》。或诸家说有同异，理相疑惑者，复援父师之训、朋友之论，辄加评议，附之篇末”。百家具体人选即“郑玄至王安石”。可见这是集义理派《易》学之大成，正可与李鼎祚《周易集解》所辑汉易象数说相补充。四库馆臣述《易》学转变曰：“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其实房氏此书摘取“专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已开胡、程之端。绍兴间江都人李衡即据此书作《周易义海撮要》（增苏轼、程颐、朱震三家）。魏了翁，蒲江人，有《周易要义》，盖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删节而成；又撰《周易集义》64卷，集周敦颐至吕祖谦17家，皆濂、洛、关、闽之理学《易》，是宋代理学易的集大成。

其六，地方特色依然明显，自觉构建蜀《易》传承体系。陈师道引杨绘说：“庄遵以《易》传扬雄，雄传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绝传，至沛周郯。郯传乐安任奉古，奉古传广凯，凯传绘，所著《索蕴》，乃其学也。”杨绘字元素，汉州绵竹人，《宋史》卷三二二有传。范祖禹撰其《墓志铭》谓绘“专治经术，工古文，尤长于《易》《春秋》”；皇祐五年（1053）进士第二人，终天章阁待制。著有《群经索蕴》30卷、《无为编》30卷，及文集数十卷。《经义考》著录杨绘《易索蕴》，当在《群经索蕴》之中。又程迥《周易章句外编》载：“谯定字天授，涪州人。尝授《易》于羌夷中郭载，载告以‘见乃谓之象’与‘拟议以成变化’之义。郭本蜀人，其学传自严君平。”又谯定曾经从程颐学《易》，与杨绘同时，二人传严遵《易》学之说，必然有据。南宋蜀人李焘为郭元亨《太玄经疏》作跋说：“元亨自谓得师于蜀，而不著其师之名氏。蜀人盖多玄学，疑严、扬所传，固自不绝，但潜伏退避，非遇其人，则鲜有显者耳。”玄学如此，图书学也是这样。南宋有“二张”，张行成精于图书之学，张演精于玄学，也是极有渊源的学问。

据说陈抟传图学于邵雍等人，邵氏后人伯温等定居蜀中，图学便又回到巴蜀，当时有“河洛遗学在蜀汉间”的说法。朱熹的朋友蔡元定（字季通）入峡为官，朱熹特委托他在蜀中寻找《易》图，蔡氏居然找到了三图（河图、洛书、先天图），献给了朱子，朱子将其著在《本义》、《启蒙》之首；据说他自己还秘藏了一图，只传其孙抗，蔡抗秘不示人，直到元末明初才得公开瑏瑠，就是现在看到的“阴阳鱼太极图”。这未必可信，但说“图学正宗”在蜀，则有可能。

三、宋代巴蜀的《尚书》、《诗经》、

《春秋》研究

汉以来，《尚书》在巴蜀地区传授不绝，据嘉庆《四川通志》统计，约有专门著作61种。其时代分布大致是，汉代1种、唐五代2种，宋代23种，明代4种。考其学术特征，汉代不出“今古文”窠臼，唐五代不出《正义》范围，宋明不脱“宋学”习气。

宋代巴蜀《尚书》之学大兴，文献陡增，然多佚散。其有佚说可寻者，则有范镇之《正书》，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其解“五刑”一条云：“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宫、大辟也。”胡宏《皇王大纪》、谢伯采《密斋笔记》皆采此说，朱彝尊赞为“精确之论”。

绵竹杨绘又以为“《诗》、《书》、《春秋》同出于史，而仲尼或删或修，莫不有笔法焉。《诗》、《春秋》先儒皆言之，《书》独无其法耶？”于是作《书九意》，推断仲尼选编和表彰《尧典》、《虞书》、《夏书》、禅让、稽古、《商书》、《周书》、《费誓》、《秦誓》之用意，书共9篇，合为1卷。杨氏因《诗》、《书》、《春秋》都是孔子取自“旧法世传之史”加以修订而成的；既然《诗》有《诗》例，《春秋》有笔法，《尚书》也应当有编例，可一直无人揭示。杨氏乃起而补之，力揭孔子选编之用意，这一做法，颇有新意，亦可补《书》学之缺。

其他如苏洵之撰《洪范图论》，范祖禹之撰《说命讲义》、《无逸讲义》，张栻之撰《酒诰解》，或“援经以击传”（苏），或引申以议政（范），或别儒释之分（张），皆得“《书》以道事”之本。对于《尚书》全经进行解释而有大成就者，在宋代则以苏轼《东坡书传》为最。其书有感于熙宁以后专用王安石《书经新义》穿凿之言进退多士，于是传中以驳正新说为多；又以《胤征》为羿篡位时、《康王之诰》为失礼，调整了《禹贡》等篇错简文字，皆发前人所未发，同时也开后人怀疑《尚书》之端。特别是此书作于贬官岭南之时，而作者忠君爱民之心不泯，“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犹存经学致用之风。朱熹等人因为程颐与苏轼矛盾的缘故，对苏氏诸经解皆痛加驳难，唯于此书推崇引用为多，良有由也。

南宋时期，巴蜀《书》学著作出现了一繁一简的奇观：魏了翁取孔颖达《尚书注疏》，删繁去冗，标目摘要，令读者有以简驭繁之快。而《宋史·艺文志》又著录眉州成申之《四百家尚书集解》58卷，搜集《尚书》文献达400家之多，亦云勤矣！惜其不传。

巴蜀《诗经》之学亦甚有渊源。相传禹所娶涂山氏女（在古江州，今重庆）曾作“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法此音“以为《周南》、《召南》”，屈原则据之演为“楚辞”。先秦文学两大代表《诗经》与《楚辞》实皆有得于涂山氏之南音也。西周“江阳（今泸州）人”尹吉甫善作诗，相传今《诗经》中“《大雅·崧高》、《韩奕》、《江汉》、《烝民》四篇，尹吉甫作”。自是巴蜀诗人辈出，而《诗经》之学亦代有其人。

宋代巴蜀有《诗》学文献22种，如华阳范百禄之撰《诗传补注》20卷，哲宗元祐四年（1089）进献于朝，深得圣眷所赏，褒奖诏书有云：“卿博识洽闻，留心经术，讨论之外，尤深于《诗》。揽商周之盛衰，考毛郑之得失，补注其略，紬次成书。真得作者之微，颇助学官之阙。”《毛传》、《郑笺》是《诗》古文学最权威的注本，唐孔颖达修《正义》即以之为本，在唐代已随《正义》颁于学官，遵行达200余年矣，“传曰”、“笺云”、“孔疏”或“正义”，已经成为人们引证《诗》训的固定格式。其间虽有人对《正义》提出过不满，然却未有人敢公开指斥《毛传》、《郑笺》不是而撰书为之补葺者，有之实自范百禄始，可惜其书不存矣。

苏辙《诗集传》，亦20卷，他认为《诗经》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遂“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不是子夏原文，更不是孔子的本意。于是他在作《诗集传》时，只保留“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较之范百禄，他不仅怀疑毛郑，更怀疑《诗序》了。他的这个发现，被后来许多证据所证实，四库馆臣即举《礼记》：“《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证明“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小序之体，实肇于斯”。王应麟《诗考》所载：“《关雎》刺诗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如此等等，皆证明三家《诗》也是这一风格。今有上博藏楚竹书《孔子诗论》也是如此，益证苏辙此说之有据。因此后来王得臣、程大昌等都沿用苏辙的作法，只取小序首句言《诗》。这无异是在《序》、《传》、《笺》、《疏》这个固定的汉学模式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最终导致《诗》汉学体系崩溃，因此朱熹等注《诗》，甚至连首句也不要了，为自创新《诗》阐释体系开辟了广阔空间。

宋代是一个内忧外患都十分严重的朝代，《春秋》因其所提倡的“尊王攘夷”、“大一统”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切合了宋儒经世致用的思想，故而大兴《春秋》之学。巴蜀的《春秋》学著作，亦从汉唐时期的10余种陡然增多至55种。其存者有苏辙《春秋集解》12卷，王当（眉山人）《春秋列国诸臣传》51卷，崔子方（涪陵人）《春秋本例》20卷、《春秋例要》1卷、《春秋经解》12卷，李石（仁寿人）《左氏君子例》1卷，程公说（眉山人）《春秋分记》90卷，赵鹏飞《春秋经筌》16卷，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31卷，家铉翁《春秋详说》30卷、《纲领》1卷等。

北宋前期，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废传言经，后之解《春秋》者多废三传；及王安石改革贡举法，讥《春秋》“断滥朝报”，不以取士，《春秋》于是经传皆废。苏辙有感于此，遂作《春秋集解》以矫时弊。其说以《左氏》为主，而辅以《公》《穀》及唐啖助、赵匡诸说，毫无滞碍。涪陵人崔子方，于绍圣年间曾经三上其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杜门，著书30余年，成《春秋经解》及《本例》《例要》三书。其《经解自序》谓“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著来世之惩劝，故辞之难明者，著例以见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所谓“例”即书法、体例；日月例，即用书不书月或日，来寄寓褒贬。又《后序》具述撰疏宗旨，“大抵推本经义，于三传多所纠正”。《本例》一书则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强调义例，重视日月，乃《公羊》本色。四库馆臣说“子方著是书时，王安石之说方盛行，故不能表见于世。至南渡以后，其书始显”。可见其书既反对王氏“新学”，又不苟同于孙复、苏辙之论，实有真知灼见，于经义有所弥补。

同时又有王当，他改变《春秋左传》编年体例，类聚《左传》人物资料191人，各为传记，并附论赞于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议论纯正，文词简古，于经义多所发明”。南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则又“主于弃传从经”，虽于史实时有诖误，然“持论平允”，故青阳梦炎说他“独抱遗经，穷探冥索”，“有功于圣经甚大”，清编《四库全书》，亦录其书。魏了翁《要义》，乃取唐人《左传注疏》，删繁节要，以便学者。家铉翁书则谓《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其或详或略，或书或不书，大率皆抑扬予夺之所系”，是深味乎经史之言。四库馆臣谓“其论平正通达，非孙复、胡安国诸人务为刻酷者所能及”。

青阳梦炎《春秋经筌序》云：“麟经在蜀，尤有传授。盖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谪于涪，金堂谢持正先生亲受教于伊川，以发明笔削之旨。老师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讨论，传诸其徒。虽前有‘断烂朝报’之毁，后有‘伪学’之禁，而守之不变，故薫陶浸渍所被者广。”说蜀中《春秋》学渊源于濂溪，显然偏晚，因西汉文翁时已经有张叔撰《春秋章句》了，但所说南宋情形，则信而不诬。

巴蜀的经学丛书文献，导源甚早，如五代蜀刻石经，共有十三部，儒家“十三经”规模，于焉形成。南宋魏了翁《九经要义》，对唐修《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诸经“正义”以及宋修《论语》、《孟子》“注疏”进行了整理和摘录，这是以宋代理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汉学，使经传注疏中所蕴含的义理资料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突出。全书采掇谨严，别裁精审，精华毕撷，实为读注疏者之津梁，于学者最为有功。同时廖莹中，“欲节‘十三经注疏’”（见史绳祖《学斋佔毕》），皆经学丛书之编刊者。

明万历年间，焦竑又千方百计收集苏轼、苏辙二兄弟著述，得苏轼《东坡先生易传》9卷、《东坡先生书传》20卷，苏辙《颍滨先生诗集传》19卷、《颍滨先生春秋集解》12卷、《论语拾遗》1卷、《孟子解》1卷、《颍滨先生道德经解》2卷。焦氏将收集所得汇为《两苏经解》，并撰序给予极高评价。万历二十五年（1597），毕氏将书稿刊刻于世，人们始见二苏经学成就之原貌。后14年，顾氏又据其本再次翻刻，二苏的经学著作始大行于时，为学人所重。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舒大刚，博士，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儒学史和儒学文献。

文//来自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