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二）

四、宋代巴蜀的《孝经》与“四书”学

巴蜀自文翁兴石室，引进“七经”教育，《孝经》、《论语》就传入巴蜀并影响了巴蜀。历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史不绝书。进入唐宋而后，巴蜀的《孝经》学呈现出重视古文，属意绝学的倾向。

据李士训《记异》说，他曾于“大历初”在灞上发现一个石函，其中有一部“素绢《古文孝经》”，乃蝌蚪文字，“凡二十二章，一仟八佰柒十二言”。他将这部《古文孝经》传给李白，李白又传给李阳冰，李阳冰将《古文孝经》研究清楚了，又献给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即史志所录“李阳冰《古文孝经》”，这也就开启了巴蜀重视古文的风气。

这本《古文孝经》，李阳冰又将其传与自己的儿子服之。贞元中（785-205），李服之又传给韩愈等人。韩愈《科斗书后记》云：“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登）。归公好古书，能通之。……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可见，李阳冰又将《古文孝经》作为家传之宝留给了儿子服之，服之传给了韩愈，愈又传给归登；后来又传给了张籍、贺拔恕等人。

五代两宋时期，《古文孝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巴蜀士人。句中正，华阳（今双流）人，曾为孟蜀宰相毋昭裔的门生，自孟蜀归宋，与徐铉等“重修许慎《说文》”，曾作《三字孝经》，系据22章“旧传《古文孝经》”与其它篆、隶“相配而成”。此本科斗《古文孝经》在五代、北宋有传授，郭忠恕将其字形编入《汗简》，凡7例；蜀人李建中，亦是毋昭裔门生，亦“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北宋夏竦说：“（后）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

夏竦《古文四声韵》亦引录《古孝经》字形404字，从前桓谭说《古孝经》比之《今孝经》，“与今异者四百余字”，洽与此情相符；其叙录《古文孝经》的情形也与李士训所记相仿。仁宗时，司马光从秘府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并据之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复作《古文孝经说》，并手书其文，至今仍保存在大足北山石刻之中。《崇文总目》著录：“《古文孝经》，今孔注不存，而隶古文与章数存焉。”朱熹作《孝经刊误》，就是用的这个本子。

这部“灞上本”《古文孝经》，经由李士训发现，初传李白（蜀人），后又经历李阳冰（蜀人）、李服之（蜀人）、韩愈、归公、张籍、贺拔恕、李建中（蜀人）、句中正（蜀人）、郭忠恕、夏竦、司马光、范祖禹（蜀人）等人的先后传承。其文本与西汉“孔壁本”相比，在分章起讫、文字异同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别，与隋朝才出现的《孔传》本古文，更是相去甚远。该本对宋代《孝经》学影响很大，整个宋代《古文孝经》研究都是依据此本进行的。

范祖禹据“灞上本”《古文孝经》所作《古文孝经说》，说理明白，曾经进讲于皇帝之前，其书至今尚存；不过遗憾的是，宋以后所传《古文孝经》都经过改纂，只有留刻于大足石刻中的范祖禹书《古文孝经》还保留了原貌，弥足珍贵。南宋史绳祖又“集先正名贤《孝经》注解”，以朱熹《孝经刋误》为本，“汇次成编”，成一部《孝经》集解著作，也是据蜀传《古文孝经》改编本写成的。

据嘉庆《四川通志》著录，宋代蜀人有《论语》文献21种，元1种，而以宋代最有特色。苏轼贬官黄州期间，曾撰《论语说》一部，苏辙称此书“时发孔氏之秘”，评价可谓不低。苏辙又自述说：“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其书者十二三也。”可见《论语说》中还容纳了他自己的心得。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后来又撰《论语拾遗》来匡正之，还“恨不得一质之子瞻也”。

二苏有一位乡亲范祖禹，与他们都是好朋友，同为元祐党中人，属于“蜀党”。他也撰《论语说》20卷，其书虽佚，但据《郡斋读书志》著录说，其书未引二苏，却“数称引刘敞、程颐之说”；朱彝尊《经义考》又说：“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可见君子不党。

张浚、张栻父子亦皆有《论语说》。魏了翁序张浚书曰：浚为人醇实，“既从北方学者讲诵遗言，又与南渡诸贤更历事变，自事亲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复参验，无一不合。故其为是书也，非苟知之，凡能精察力践之余，先儒所谓笃其实而艺者书之也。”可见，张浚之书主于实用常行。张栻《论语说自序》则曰：“辄因河南（二程）余论，推以己见，辑《论语说》，为同志者切磋之资。”可见他的《论语说》已经不同于乃父之说，而朝着理学化发展了。至于他所称的“与同志切磋”，即指与朱熹商订。以上数例，俱可见“蜀学”无党，唯善是从！

至于对《孟子》、《大学》、《中庸》的研究，蜀学亦有其人，然不专门，也不与朱子亦步亦趋。即父子兄弟，乡党门生，亦各抒己见，不为苟同。北宋时期，王安石尊孟，立《孟子》入明经考试之典；而司马光、苏轼等人，乃宣言疑孟。苏洵乃以孟子再世自居，而为之评（虽疑伪托，必有依据）；苏辙又撰《孟子解》1卷，又倡言尊孟，也与其兄苏轼异。及乎南宋，遂衍为“尊孟”与“疑孟”之争，迄于清末而无已。范祖禹有《中庸解》1卷，苏轼有《中庸论》1篇，此皆早于程、朱，而上承乎司马光之为。至于南宋，“四书”规模即成，蜀学诸儒作解者渐多，如张浚、张栻、魏文翁、李舜臣等，俱从程朱者也。

五、宋代巴蜀的“小学”

“小学”蜀亦起源甚古，西汉有司马相如撰《凡将》，犍为文学撰《尔雅注》，林闾翁孺传“輶轩语”，扬雄撰《训纂》《方言》，业已奠定“小学在蜀”之基础。

五代时，孟蜀王朝聚集了一批精通小学、擅长书法的儒生，毋昭裔主刻石经、雕版印刷古籍文献，颇得力于这些善书人士。《十国春秋》载，《孟蜀石经》乃由张绍文写《毛诗》、《仪礼》、《礼记》，孙朋古写《周礼》，孙逢吉写《周易》，周德政写《尚书》，张德钊写《尔雅》，“字皆精谨”。毋昭裔“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这是中国首批雕版印刷的书籍。北宋初，其子毋守素将这些书写、刻印俱美的书“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毋昭裔撰有“《尔雅音略》三卷”，可见他也是一个小学家。

此外，句中正、李建中、林罕等人研究古文字，也非常知名。句中正曾据《古文孝经》撰《三字孝经》，献给宋太宗，获嘉奖；又撰《雍熙广韵》100卷、《序例》1卷，“集韵学之大成”；又与徐铉、王惟恭等共同校定《说文解字》14篇、并《序目》1篇，改定“凡六百余字”。

李建中亦善古文，后周郭忠恕撰《汗简》而世不知，得李建中写进并题辞方始显于世。建中先仕于蜀，后入宋。太宗朝，“苏易简方被恩顾，多得对，尝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馆……改集贤院”，由是仕进。“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尝手写郭忠恕《汗简集》以献，皆科斗文字，有诏嘉奖。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有集三十卷”。夏竦说他“总贯此学（古文字学），颇为该洽”云云。

《宋史·句中正传》附传：“蜀人又有……林罕……亦善文字之学，尝著《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十国春秋》说林罕“博通经史”，初为温江主簿，后迁蜀国太子洗马，“尤善六书之学，尝注《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宋史·艺文志》著录“林罕《字源偏傍小说》三卷、《金华字苑》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林氏小说》三卷”。为注解《说文》的书。其书久佚，其字形则多为《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所引用。

宋代小学之书蜀人所作5种，除上述诸家外，南宋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10卷也颇有特色，他将《说文》“始一终亥”的排列顺序，改为《集韵》的“自东至甲”，颇便检阅，但是破坏了许书原有次第，只具有索引功能，学术价值甚微。至于文谷《备忘小钞》10卷，陈鄂《四库韵对》98卷，《十经韵对》20卷，杨九龄《名苑》50卷，郭微《属文宝海》100卷，苏易简《文选菁华》24卷、《文选钞》12卷、《文选双字类要》3卷，范镇《国史对韵》12卷，邓至《群书故事》15卷、《故事类要》30卷等，或是类聚掌故，或是精选文章，以供博闻习词者所用，盖亦类书、语料之流。

五代十国，中原混乱，而蜀中安定，学者入蜀，史学亦盛。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说：“十国攘攘，蜀独尚文，载记特备。”并著录前后蜀史书17种，其中有以治史方法治经者，如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2卷（存）、《春秋名字同异录》5卷（佚）；有以治经方法治史者，如杨九龄《河洛春秋》2卷、《历代善恶春秋》20卷、《经史目录》7卷。特别是关于前后蜀历史的记录，更属珍贵，如李昊《前蜀书》40卷、《后蜀孟先主实录》30卷、《后蜀孟后主实录》80卷（俱佚）；句延庆《锦里耆旧传》8卷（存）。只惜佚散者多，保存者少。今研究前后蜀历史，幸得北宋张唐英补撰《蜀梼杌》、孙光宪撰《北梦琐言》二书，尚称齐备。

六、宋代巴蜀史学

巴蜀“史学”在宋代亦斐然成章，有“西蜀史学”之称。“三苏”史论，别开生面，开创了影响1000余年的“史论”体。宋代巴蜀史学文献数量众多（达250余种），体裁多样，史家辈出，盛况空前。其研究前代及古史者，则有苏辙《古史》60卷（重修《史记》）、范祖禹《唐鉴》24卷，并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负责唐代）、郑少波《唐史发挥》12卷、梁成《晋鉴》10卷；考证前史者的，则有史照（眉山人）《通鉴释文》、吴缜（成都人）《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类聚人物传记以成新著者，则有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51卷、费枢《廉吏传》10卷、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研究当朝史而有正史规模者，则有王称《东都事略》，为卷130，俨然北宋九朝之史事全编。其讲制度者，则有李攸《宋朝事实》30卷、《通今集》20卷；其汇聚史料者，则有杨泰之《三国志类》、《东汉名物类》、《南北史类》、《唐五代史类》、《历代通鉴类》、《本朝长编类》，等等。

还有李心传，亦撰《孝宗要略初草》23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读史考》12卷、《西陲泰定录》90卷、《旧闻证误》15卷等，多鸿篇巨制，卓然国史气象。

宋代蜀人修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注重乡土历史特别是蜀中大事的研究和记录，如前举张唐英《蜀梼杌》之补记前后蜀历史。此外，记载成都古今大事，则有孙汝听《成都古今前后记》60卷。记载宋军灭后蜀，则有康延泽《平蜀实录》1卷、张逵《蜀寇乱小录》1卷及《平蜀录》1卷。记载安丙平定吴曦之乱，则有丙自著《靖蜀篇》1卷、李心传《西陲泰定录》90卷、李珙《丁卯实编》1卷、李好古《李好义诛曦本末》1卷、《复四川本末》1卷、张革之《平吴录》１卷及郭士宁《平叛录》1卷等10余种。

同时，宋人继承常璩《华阳国志》传统，修纂了大批巴蜀地方志和山水志。如郭友直《剑南广记》40卷、宋如愚《剑南须知》10卷、吕昌朋《嘉州志》2卷、张开《峨眉志》3卷、宇文昭奕《临邛志》20卷及句台符《青城山方物志》5卷，以及有关华阳、潼川、沈黎、隆山、涪州、夔州、永康、旭川、龙门、江乡、江阳、清化、资中、垫江、长宁、梁山、安康、富顺、江州、宕渠、忠州、果州、南平、大宁、益州、梓州、成都等地方志，多达60余种，是研究巴蜀文化及史学的丰富资料。可惜率多亡佚，无由考详。

巴蜀学史多大家，如李焘著史33部，包含纪传体（《四朝史稿》50卷、《四朝国史》350卷）、编年体（《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举要》68卷、《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8卷）、个人传记（《陶潜新传》3卷、《赵普别传》1卷）、世谱（《晋司马本支》1卷、《王谢世表》1卷）、谱录（《唐宰相谱》1卷）、专题年表（《历代宰相年表》33卷、《五代三衙将帅年表》1卷、《江左方镇年表》16卷、《天禧以来谏官、御史年表》、《续宋百官公卿表》112卷）、纪事本末（《宋政录》12卷、《宋异录》1卷、《思陵大事记》36卷、《阜陵大事记》2卷、《建隆遗事辨》1卷、《谕西南夷事》1卷、《科场沿革》1卷、《本朝事始》2卷）、帝王实录（《重修徽宗实录》200卷）等等，堪为名家。

由上可知，宋代巴蜀史学十分发达，大家辈出，史书体裁完备，内容丰富，多所创新，价值很高。其中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最副盛名。刘咸炘有曰：“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

七、其他方面

蜀人自古“好文”，汉代已有蜀儒“文章冠天下”（《汉书·地理志》）之说。五代时期，在相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清平乐》后，形成了婀娜多姿的《花间集》词，肇开宋词婉约一派；北宋苏轼又创立“豪放”词风，于是宋词之婉约、豪放二派皆为蜀人发起。中唐以迄北宋，文学复古运动取得最后胜利，形成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风范，为后人所师法。而“八家”之中，蜀得其三，而且父子相承，花萼齐芳。苏洵议论严密，辞峰强劲，有兵家、纵横家之风。苏轼文风潇洒，多技多能，诗文词赋，无所不精，文若行云流水，姿态横生。苏辙汪洋淡泊，运思深邃，而秀杰之气不可掩。于是苏氏之文名满京城，风动天下。南宋朝廷衡文取士，多以苏文为范式，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时谚。三苏之外，蜀人之善文章者，尚有苏舜卿、文同、唐庚、韩驹、李焘、李石等，皆称名当时，或为欧阳修所识，或为陆游所赏。

在医药学领域，医界素有“川药”、“蜀医”之称，在唐代，已有蜀医昝殷撰《经效产宝》，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妇产学专著之一；严龟《食法》、昝殷《食医心鉴》则是最早的食医著作；梅彪《石药尔雅》仿《尔雅》之例解释中药性味；祖籍波斯定居蜀中的李珣撰《海药本草》，是第一部海外药物学专著。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命韩升撰《蜀本草》，首创给药物配图的方法。至宋，唐慎微在前述诸书基础上撰《证类本草》，成为第一部将药物学与方剂学结合的医书；同时，峨眉女医还发明了人工接种流痘预防天花（见《医宗金鉴》）技术。似此之类，皆蜀发其始，影响百世，其内容和影响自非专篇叙述无以尽其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缕述矣。

作者简介：舒大刚，博士，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儒学史和儒学文献。

文//来自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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