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兵变：奥斯曼近卫军部队的终结

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对德米舍梅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奥斯曼新军中大量的混入了地痞流氓、毫不善战的流民。为了讨好并留住老兵，苏丹公开宣布老兵们可以在服役期内结婚，他们的子女可以优先加入军队。这在军营中引发了轩然大波的同时，也导致了当年严格纪律的名存实亡。

因为当初新军的严厉操练和说一不二，就是依靠严厉的军纪来维系的。对全社会阶层的开放，和对结婚禁令的开放，导致了军营的日常训练完全荒废，新军成为了吃空饷的代名词。之前人数不超过2万人的新军，在17世纪初年通过裙带关系，兵源迅速膨胀。导致了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真的要上战场了，这些人又出钱雇人代自己出战，成为了国家的巨大累赘。

如果说单纯的吃空饷也罢，新军到了后来，成为了一个恶劣的蛀虫阶层。他们开始抗拒一切有损于自己阶层的变革，哪怕他们知道改革有利于国家利益。这个庞大的群体先后11次参与了苏丹的废立阴谋。1622年的政变开启了新军罢黜苏丹的恶劣先例。随后奥斯曼新军逐渐成为了苏丹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苏丹完全无法驾驭这支脱胎于基督徒奴隶、完全服从主人的军队，每当帝国有重大的战争失败，这些人就会发动政变，监督苏丹和将领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是当苏丹有强国强军的打算，准备用新式部队抗击外敌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染指，所以也会发动政变，阻碍改革和变法。

到了塞里姆三世时代，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奥斯曼经营逐步推动名为新秩序的改革。这其中就建立了一支名为新秩序的新式军队。如果没有新的军队作为后盾，所有的改革都是没有保证的。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计划，在古老帝国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保守派想回归古老的奥斯曼军事传统，重现祖先荣耀；中间派认为应当学习西欧的军事方法，但坚持奥斯曼的思想和文化，其实还是会被带回传统路线；而激进派则认为旧军队和训练体系已经没有价值，他们要求苏丹按照西欧模式训练一支新军。塞里姆三世很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他羡慕彼得大帝的成功先例：用一支西方方法训练的新军队，推动自己的变革。

在对俄战争期间，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抓了一位名叫奥马尔阿迦的战俘，是投靠俄罗斯的土耳其人，但他确实体验过西方式的军事体系。作为实验田，优素福帕夏让奥马尔成立了一支主要由外国归顺者组成的小型部队，用欧洲方式进行武装和操练。奥马尔曾经为塞利姆苏丹展示过新式军队的火力，结果令苏丹非常满意。最后这支军队主要从外国战俘中招募兵员，成员中只有一小部分穷困潦倒的土耳其穆斯林。但这些人也对采用“异教徒”的训练方法和武器十分犹豫。苏丹考虑把这些方法推广到近卫军之中，结果直接导致了一场兵变，迫使苏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1796年，奥贝尔—迪巴耶将军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他重获法国大使馆的全部使用权，还重新取得了法国先前拥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作为礼物，他给苏丹带来了现代化的火炮和炮弹。有了这些样品，他让法国的工程师和炮手对土耳其人加以指导。在他们的努力下，土耳其人的火炮铸造和使用水平有了进步。他还从法国的步兵团、骑兵团中挑选了一些教官，给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传授技术。一小队骑兵按照欧洲的方式进行了装备和训练。但是，近卫军依然固执地拒绝使用西欧步兵的武器，也不愿意学习他们的操练方法。于是，法国大使带来的教官们就只好去训练奥马尔的那支现在被称作“托皮日斯”的小部队。在大使1797年去世、许多教官离开奥斯曼帝国之后，这支部队仅仅扩大到600人而已。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军也遇到果决而大规模的裁员。匈牙利裔的法国男爵托特男爵被帝国请来改革军事，整顿武备，6万新军中经过淘汰和训练，被砍到了3万人的规模。昔日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被恢复，军饷也直接与考核成绩挂钩，这无疑引发了冗兵们的反对和抗拒。最后塞里姆三世整顿和武装的一支欧式新军，让兵老爷们彻底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这支新式军队的存在和外国人的改革，引发了包括守旧势力、宗教学生、经院神学家在内人士的反对。

1807年，以旧式军人杀害一名欧式军队军官为导火索，新军战士们伙同宗教人士逼宫，他们把营地里的铜釜翻过来，意思是他们不再接受苏丹分发的食物，这就是造反的意思。这些人在宗教人士的支持下，迫使塞里姆三世解散欧式军队，最后塞里姆三世惨遭废除，穆斯塔法四世在守旧派的拥护下上台。

当时正在领兵与俄罗斯作战的穆斯塔法帕夏听闻政变的情况之后，假借向新君效忠的名义返回伊斯坦布尔，带着他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裔军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攻入皇宫。自知大势已去的穆斯塔法四世为了断绝勤王者的希望，于是派出新军去刺杀塞里姆三世。经过了一番搏斗之后，塞里姆三世不幸遇难，但是皇室的另一位继承人马哈茂德却得以幸存下来。他在逃离皇宫之后，以帝国唯一继承人的身份成为了马哈茂德二世。

对于这些曾经险些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新军，他在内忧外患中隐忍了20年，虽然他也想过和平瓦解新军，对后者采取一半赎买收为己用、一半解散为民的手段，但是新军军营已经排外到了改革官吏无法深入的地步。而且此时的新军因为不设门槛，很多希腊人甚至都混入新军，乃至于公开反对镇压希腊独立战争，不愿意和同胞作对。这已经到了非常荒谬的地步了。

最后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亲信、曾经的新军将领之一、卡拉帕夏建议一次性解决这些人，永绝后患。等到羽翼丰满之后，苏丹和大维齐尔计划慢慢地逼反后者，但是不是立即行动，而是让对手有所迟疑。大维齐尔的做法是提出让新军难以接受的条件激怒后者：穆斯林应当忠于真正的信仰、苦练战争的技艺。

但是大维齐尔列出了自1683年维也纳之战以来新军的多次重大失败，而且对于一旦战败就发动兵变的行为非常不满；此外在信仰上，这些人信奉的是具有原始社会主义的贝克塔石派苦行僧。这些人认为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不算异教，甚至默许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私下保持自己的信仰。大维齐尔认为苏菲派才是正道，新军已经偏离了正道。所以大维齐尔命令首席书记官带着自己的指令：恢复正道信仰、严格操练军事、接受新式军服的命令前往新军营地公开宣读，否则裁减新军的军饷。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又暗示只要接受新式训练，军饷、退休金和伤残抚恤都是可以保留的。

书吏战战兢兢地宣读命令，新军的领袖们也表面上表示了认同，但是他们内心里很快察觉到了不详。随着新式军队的人数日益增多，新军的阿迦们公开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西欧异教徒的训练，只想用传统的方式练习射击，有的人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要发动兵变，和敢于动自己利益的人为敌。在探子们将新军计划叛乱的情报传回宫廷之后，苏丹看到了想要的效果，忠于皇室的帕夏们和军队正式被发动了起来。

在大维齐尔的诏令发布一个月后，新军正式开始兵变。他们一边宣布大维齐尔的虚假死讯，一边席卷或者劫掠街市，并惩处大维齐尔亲信和改革派的住宅。甚至威胁劫掠全城，要求商户和居民不要出门干预他们。他们的计划是联合宗教人士，抓住大维齐尔和改革派，最后威逼苏丹让步乃至退位。

但是这一次，苏丹和大维齐尔提前争取到了宗教界的支持。苏丹解释道，自己的新式军队是为了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而不会交给基督徒和西方人指挥。只有奥斯曼人指挥，这一解读消除了宗教界人士的芥蒂，也体现了马哈茂德二世的谨慎和精明。此外，支持皇室的帕夏们一边故意放出信息，让新军头目们派人登门去找他们，但实际上纷纷前往皇宫，并全力集结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叛乱寻求支持，一边秘密集结军事学院的学生和宗教学校学生、新式陆军、炮兵和一部分海军等忠于皇室的力量，事实证明苏丹提前加强炮兵的决策是正确的，这非常有利于接下来的激烈巷战。此外，大维齐尔还故意派出首席书记官去新军营地，询问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对苏丹有什么请求。新军看到这一局面相当开心。因为这一信号无疑是在暗示，苏丹又一次对自己服软了。但是恰好相反，这次苏丹的回复和立场相当强硬，等待新军的是火炮和各种新式军队的武器。在夏宫门口，苏丹询问应当如何处置他素来厚待、但是却屡次叛乱的新军的时候，面前的学生、神学家和新式军队们纷纷表示战斗到底。于是苏丹命人取出了象征先知穆罕默德的战旗，提醒人们自己才是真主在人间的影子；他给神学院师生们以毛瑟枪和军刀等武器武装他们。最后苏丹登上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观战指挥，等待着新军的最后覆灭。

当新军再次打着清君侧的幌子进军叛乱的时候，他们又准备上演老戏份：先去大竞技场，然后杀气腾腾地向苏丹宫殿进军。但是在老市场和前往皇宫的街道上，新式陆军已经布设了天罗地网，在巷战中用新式火器给叛军们造成了重大的杀伤。这些乌合之众虽然在单打独斗和街头斗殴中有点身手，但是在经历过欧式训练和集体作战的新式军队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各自为战，不经一战就逃回了自己的军营负隅顽抗。此外，苏丹命令新式炮兵部队也开始轰击新军的大本营，让新军营地变成了一片火海，这一釜底抽薪的举动，切断了新军的最后退路。经过一番激战，1000名战败后躲到军营里的新军战士，和受到炮轰的军营一起化为火海，服饰被烧得黑一块紫一块的新军，被两两一组地捆绑带到了大竞技场下等候发落。对于那些躲在家里和清真寺里没有参与叛乱的新军军官，苏丹也派人安抚一番之后，对他们武官转文官、授予荣誉官职、给以退休金或者免职，以绝后患。

在当晚7点，7个叛乱首恶的尸体，被平叛军挂在了大竞技场里的“耶尼切里树”上----之前新军就把被他们废除或者处死的苏丹挂在那棵树上，现在天道轮回，相同的惩戒落到了他们的头上。由于还有很多新军的漏网之鱼逃过了追捕，他们混入了平民之中，或者计划逃亡小亚细亚或者塞尔维亚地区，在地方上组织叛乱，但是苏丹已经派出了哨兵封锁所有城门或者要道，抓捕穿着可疑服饰与携带武器的人。为了避免极端之徒的鱼死网破，所有参与平叛的帕夏们都暂时住在清真寺里，躲避可能随之而来的暗杀和纵火，因为新军之中有专门的灭火队，为伊斯坦布尔提供灭火服务。

在平叛的第二天，卡拉帕夏亲自审问首恶，并目睹了200多人被用弓弦勒死。在圣索菲亚午间祈祷的马哈茂德二世听闻消息之后非常欣慰，立即下令永久性的废除了作为叛乱源头的新军，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认同废除新军，后者虽然战功赫赫，但是在以下犯上、废立苏丹上太不得人心。1826年6-7月，鞑靼轻骑兵带着大维齐尔的命令传令全国各省份：收缴新军的大铜釜。铜釜是新军平时用来烹调军粮的炊具，也是士兵们袍泽之谊的象征。一旦要兵变，他们就会将铜釜倒扣表示造反。现在国家要求集体收缴铜釜，意味着国家将不再供养新军。取而代之的是苏丹新组建、并将推广到全国的欧式军队。

在彻底平定了所有的造反风险之后，苏丹才褪下了穿着多日、精神笔挺的西式军装，并将象征先知穆罕默德的军旗归还给托普卡帕皇宫的密室。随后在地方上，除了埃迪尔内、维丁、伊兹密尔等地的新军抵抗了一番之外，驻扎在行省的新军大都服从号令，交出武器，解散了编制，不大比例的新军的被处死或者被击败。对于绝大多数人由于世代相传和军事训练的废弛，一些新军已经变成了吃空饷、徒有其名的手艺人。比如在清点编制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大马士革，有一个150岁的新军老战士，他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时期加入军队，在退役之后保留了新军的头衔，以制作手杖为生，并给每一个新到大马士革的贝伊和帕夏制作一支手杖表示敬意。他清楚地记得从自己的年代到1826年间所有的历史大事，但是等接到新军被废除的消息之后，这个老者没过多久就失忆了，这无疑预示着新军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回忆。

苏丹将庆祝平叛胜利的“神圣胜利”清真寺建立在炮兵营地旁边，他也彻底从托普卡帕老皇宫里搬了出来，住进了融合西欧风格的新皇宫里，而老皇宫彻底成为了前任苏丹嫔妃和失宠女眷的幽静之地。一切都预示着苏丹在逐步与旧传统划清界限。

随着新军的集体性解散，奥斯曼帝国急需补充新军队填充空缺、巩固国防。为新军提供精神指导的贝克塔石派苦行僧则被封禁为非法组织也遭到严打。但是在小亚细亚的山区，他们如同活化石一般幸存到了20世纪，直到阿塔图尔克进行改革的时代才受到重创。在保守主义抬头的今天，还有一些人时不时跳出来招魂、刷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