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正国 金筱菊：浅论朱陆白鹿洞之会

闵正国 金筱菊：浅论朱陆白鹿洞之会

大凡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史、书院教育史的人,对朱陆鹅湖之会,恐怕不知道的人很少。可是一提到朱陆白鹿洞之会,恐怕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其实,无论鹅湖之会,还是白鹿洞之会都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书院教育史上的大事。是先贤们探求真理,广博学问,摒弃门户之见,倡导百家争鸣的善举,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佳话与美谈,值得后人津津乐道,没齿难忘,必将永载史册,千古流芳。

白鹿洞之会始末

南宋淳熙六年（1179）三月,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出任南康知军。下车伊始,他就打探白鹿洞书院遗址,闻知“白鹿洞学馆,虽起南唐,至国初时犹有旧额,后乃废坏。未悉本处目今有无屋宇……”同年秋天,朱熹历尽艰辛,由樵夫引路找到了白鹿洞书院遗址,仔细地进行了实地察看,认为该地：“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也。”他“因复慨念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者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怯,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能不任其责者。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不久,朱熹就开始了艰难的白鹿洞书院兴复工程。任内,主要做了八件要事,即修建房屋、筹置学田、征集图书、延聘师长、招收生徒、制定教规、设立课程并亲任洞主登堂讲学,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讲学活动,吸引了四方莘莘学子。其主要形式有升堂讲学、质疑问难、展礼祭祀和讲会。白鹿洞书院讲会制的倡导和推行,对后世书院的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书院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限于历史久远和资料匮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具体情况难于考证,但书院实行了讲会制却是勿庸置疑的。一有朱熹遗诗和朱子高足李燔遗句作证,二有陆九渊受邀请在白鹿洞登堂讲学之实。朱熹的《白鹿洞讲会次卜丈韵》云：“宫墙芜没几经年,只有寒烟销涧泉。结屋幸容追旧观,题名未许续遗编。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风光更别传。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若羡腾骞。”讲会“个中无限乐”,就连青云、白石、霁月都别有风光,可以与之聊以同趣。在朱子看来,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境界。而李燔则直截了当提到：白鹿洞“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比。”

说到陆九渊为何会到“论敌”的领地去讲学,还真是颇费周折。据白鹿洞古志记载：正当朱熹任职南康军守,主持白鹿洞书院后的第二年（淳熙七年,1180）二月,陆九渊带领他的弟子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实等从金溪县来到南康军访问朱熹。朱熹面对昔日论坛上的对手,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愉快和兴奋。他们先是泛舟鄱阳湖上,游览湖中的落星墩,品尝庐山的云雾茶。后又来到秀峰参拜开先寺,眺望从天而下的香炉峰瀑布。大家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朱熹倍感欣慰,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二月十日,是个春光明媚,乍暖还寒的日子,朱熹又诚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请得一言以警学者”。陆九渊闻之,欣然从命,他稍作准备,运筹胸臆,即席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论,他敞开心扉,直抒见解,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以其雄辩的口才和广博的学问,痛快淋漓地阐述他对君子与小人的理解,对义于利的看法。揭示君子行义避利对治国齐家、立德重教的重要意义和重大作用,向学生们灌输优良的道德品质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一天,南康军下属星子、都昌、建昌乃至于安义等地的学子们都来了,朱门弟子及新招院生也都来了,大家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全场先为之肃然后又为之轰动。陆九渊针对世风日下与学风日败的现状,强调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论及“辨志”的重要性。他指出：“学者之志不可不辩”。“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强调只有认清人生目的与教育目标,才能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强调发挥教育引导人生,服务人生的功能与作用。倘若忽视“义利之辨”以“钓声名于禄利”为目的去求学、去求官,“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则断然不能自觉地承担起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白鹿洞书院东碑廊中至今仍存有明代嘉靖二十七年（1548）所立《二贤洞教》碑。二贤一指朱熹,一指陆九渊。一刻朱子《白鹿洞赋》,一刻陆子《白鹿洞书堂讲义》,碑文由书院学生赵龙所书,南昌府教授、白鹿洞书院主洞、广东番禺冯元所立。讲义只是一个提纲,但内容丰富,逻辑严谨,论证有力,极含哲理。碑之最后,陆九渊对于学子尤其是出仕当官者发出忠告：“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民,心乎国,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碑文如下：九渊虽少服父兄师友之训,不敢自弃,而顽钝疏拙,学不加进,每怀愧惕,恐卒负其初心。方将求针砭镌磨于四方师友,冀获开发以免罪戾。比来得从郡侯秘书至白鹿洞书堂,群贤毕集,瞻睹盛观,窃自庆幸,秘书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讲席,以吐所闻。顾惟庸虚,何敢当此？辞避再三,不得所请,取《论语》中一章,陈平日之所感,以应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已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兮,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秘书先生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笃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愿与诸君勉之,以毋负其志。[①]

陆九渊能言善辩是出了名的。其一生不喜立言,故遗稿不多。但喜躬行,力主在践履中体味感悟做人求学的道理。对于“义利”这个千古都在争辩的话题,他确实有着不同旁人的精到见解。由于演说“恳到明白,而皆有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以至于听讲中“至有流涕者”。而朱熹也以学生身份在听讲之列,深感“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对于陆九渊的这番高论,朱熹当场表示：“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后来,朱熹又在杨道夫面前称赞陆九渊讲课的特殊魅力：“子静来南康,请说书,却说得义利分明,是说得好。”对于那些“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得利”的行为,朱熹也予以批驳。为了将此次演讲传之后世,以广流传,以垂永远。朱熹复请陆九渊“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并将这篇《白鹿洞书堂讲义》刻之于石,亲自为之作了跋言,文曰：

淳熙辛丑春二月,陆兄子静来自金溪。其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实从。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诸生、与俱至于白鹿书院,请得一言以警学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许之。至其听者莫不悚然动心者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迷于入德之方矣。

新安朱熹谨识

历经沧桑,陆九渊手书、朱熹令刻的原碑今己不复存在。到明代嘉靖年间,又重刻《二贤洞教》碑,以纪念朱陆的这一次不同寻常的鹿洞之会。《二贤洞教》碑今己列为国宝级文物,至今仍伫立在白鹿洞书院的东碑廊中。陆九渊的木刻像也和周敦颐、二程等先贤的木刻像一同陈列在朱子祠内,受到游人们的尊崇和景仰。陆九渊当年演讲的神采和风韵,朱熹与学子环立听讲肃然的场面又似乎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他们之间那种文人相亲的高尚情操和动人情景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白鹿洞之会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朱陆的白鹿洞之会可谓盛况空前,既是一次大型讲学会,也是一次快乐的文人集会。通过讲学和学术交流,不仅广开了学术争鸣的良好风气,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讲会制度的发展,更加融洽了朱陆之间地友情。其历史意义和影响是：

一、确立了陆九渊作为演讲大师的地位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中,演说家、演讲大师不乏其人,春秋战国时苏秦、张仪是也,蔺相如是也,三国时诸葛亮是也。

苏秦、张仪口若悬河,舌如利剑,用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使的是远交近攻的计谋。蔺相如在秦王跟前面不改色,大义凛然痛斥霸权靠的是浩然正气、诚实守信。诸葛亮的《隆中对》与《舌战群儒》为的是复兴汉室,挽救危亡。这些著名的人物以其出色的口才演绎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人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略,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执着。

演讲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他是以学识、胆识为基础,以口头表达、语言表达为表现形式的,包括口齿、声调、语气、逻辑、表情、手势等诸多因素。一个成功的演说家、演讲大师必然能做到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口齿伶俐,表达清晰,层次分明,表情丰富,逻辑严谨,无懈可击,通俗易懂,极富鼓动性,会产生强大的轰动性,会产生强大的轰动效应和良好的宣传效果。

陆九渊出生于江右文化教育世家,从小就受到严格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勤学好问”,“精思笃行”,又能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古人与古书。四岁时就发出：“天地何所穷际？”的疑问,八岁读《论语》时就怀疑有子思想与孔子说法有异。听别人诵读程颐语录,也心存疑虑。提出“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中进士后在家候职三年辟槐堂书屋聚众讲学。除国子正时,又登台讲《春秋》,“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淳熙十三年奉祠归,又还乡讲学,“每诸城邑,环生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十四年,在贵溪应天山讲学,定名象山精舍,“郡县礼乐之士,时相谒访,喜闻其化,故四方学徒大集。居山五年,阅其簿,往见者逾数千”之多：有“非从学象山,不得为邑寓贤”的传闻。“户外屡满,耆老扶杖视听。”“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讲学出现如此壮观的场面和情景,这在当时学者中是屈指可数的,也是元明清以后不多见的。弟子多出自江西、浙东两地。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想像出陆九渊演讲的水平和感人的魅力。

陆九渊一生奉行“做实事,说实理”,是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教育家和政论家。一生致力教育,以培育造就人才为己任,学识渊博,诲人不倦,极富独创性和开拓性。他讲学不立学规,又不喜著述,只强调自我反省,注重道德品质的砥砺与磨炼。他之讲演尤其注重“发明本心”。“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可见影响之广远也。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演讲,听众能为之流泪、冒汗、动心,挥扇乃至于拍案叫绝,确实不同凡响,颇具感召力。

江西人民出版社所出的《中国演讲大师评传》等书都把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精彩演讲列入其中,是公允的,是恰当的。陆九渊的白鹿洞之行也奠定与成就了他作为演讲大师的崇高地位。

二、体现了朱熹虚怀若谷,文人相亲的大家风范

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都是南宋理学三大学派的首要代表。据《宋元学案·东莱学派》载：“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自鹅湖之会后,朱陆两人在思想论和方法论上长期进行了探索和争辩,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仗”,双方来往书信不断,笔墨官司不断,其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朱陆之辩是宋代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世学术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今学人陈来先生在其著作《朱熹哲学研究》中,认为朱陆之争的主要分歧在于：

温和的性善论与极端性善论的分歧。朱熹主张心不能自善,而陆九渊主张“胸中流出自然天理”。

义务与良心的对立。朱熹强调对外的学习和服从,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而陆九渊夸大良心在道德调节中的作用,以为顿悟本心就可达到道德的完成。

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对立,朱熹强调由认识具体事物入手,经过从特殊到普遍的飞跃而由真之善,而陆九渊把认识局限于对本心的体认,把静坐澄心当成发明本心的手段,忽视客观知识的学习和获取。

古往今来,文人相轻嫉妒、心胸狭窄是为陋习,是为丑恶,除了口诛笔伐,还不乏同室操戈,政治陷害。不知窒息了多少学问？浪费了多少人才？损害了多少友情？制造了多少冤案？但是朱熹面对往日的“论敌”,面对陆九渊在白鹿洞的演讲,却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和坦荡,言词中充满了对陆九渊的赞语,既检讨了自己义利方面研究与关注的不足,又为演讲没有陆夫子这么深刻感人而惭愧,表达了“要与诸生共守”,“无忘陆夫子之训”的心情。朱熹年长陆九渊七岁,学术观点又大不相同。但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没有割断他们的联系,在他们几十年的交往中,既是论敌又是挚友,可谓严而不私,和而不同,不见人身攻击,不见文人相轻,不见功利色彩,不见诋毁诬陷。有的只是能者为师,只是文人相亲,只是谦恭向学,只是善意“讥讽”。可以说,朱熹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登堂讲学的本意是诚恳的,是胸怀广阔的,是虚怀若谷的,是为平息论争的,是有大家风范的。

朱熹与陆九渊之间有许多诗歌和作,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朱熹的“怀象山”诗：“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确有抛弃宿怨,抛弃书本,一同投身大自然优美风光的良好愿望,读来亲切感人,明白如话。

南宋绍兴三年（1193）十二月,陆九渊在湖北荆门军任上呕心沥血,终于病倒,不治而逝,享年五十四岁。他的“治荆八政”享誉天下,荆门人民盛赞陆知军德政。朱熹闻其逝世,亲率门人往寺中祭奠,沉默良久,潸然泪下曰：“可惜死了告子！”陆九渊生前已经预言,“伪学之禁”定会兴起,只可惜朱子已听不到他的忠告了。九年之后,朱熹也在一片咒骂声中悄然去世,可见他俩的心是相通的。

三、弘扬了百家争鸣、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

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南宋博学笃行、治学严谨的一代宗师,是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两人在理、气、心等主要概念或范畴上均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教学方法上也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争。朱熹要的是“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主敬,以敬为涵养功夫；而陆九渊则“先发明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主静,提倡简易功夫。即在“道学问”、“尊德性”上的分歧,朱熹批评陆九渊教人太简,陆九渊则指责朱熹教人太支离。朱熹勤于著述,留下著作达千万言,便于后世仿效遵从,有利于文化的传播。陆九渊则大胆怀疑,语出惊人,更具警醒作用,有助于思想的解放。陆子影响虽不及朱子,除了英年早逝而思想体系不够完备精密之外,还同他践履务实,只重立学不重立言有一定的关系。但两人所开创的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深远的,有助于百家争鸣。

朱熹请陆九渊来白鹿洞讲学,是继朱张（栻）岳麓之会、朱陆鹅湖之会以后又一次大的聚会,开了名儒学者讲学书院之风气,独创书院学术讲会制度之先河,使会讲成为了书院重要的教学形式,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繁荣,尊从了儒家教化育才的根本宗旨,延续了教学相长的一贯传统。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讲义,也因此成为理学家颇具纲领性的文件,弘扬了“不囿成见,兼容并蓄” 、百家争鸣、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各地著名的书院莫不成为理学家的演讲阵地和学术研讨的中心,并影响到元明清以后。明代之江右,王学盛行,门徒众多,会讲成风,著名的学者无不讲学,听众随从动辄几百上千,有力地推动陆王心学的传承和程朱理学的普及,书院也因之成为教与学、论与学、讲与听一体化的教育基地与载体,这不能不追溯到南宋会讲的先河,朱熹、陆九渊两位对此功莫大焉。清代考据学盛行,实学盛行,经世致用思想盛行,也与陆九渊思想学说有渊源关系。

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八月,与王守仁齐名的理学家湛若水重访白鹿洞,留诗三首,其中一首尽道当年朱陆之会：“朱陆当年此讲闻,晓然义利一时分。要知义利真消息,物我心生纵火焚。”

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广东番禺张维屏出任南康知府,常到白鹿洞与诸生讲论,作《白鹿洞示诸生》诗：“名教有乐地,洞解匡山陲。二李去已远,荒榛掩颓基。南唐至南宋,沧桑几兴衰。紫阳来守郡,修复教在兹。当年陆象山,相善亦相资。后儒讲异同,辩论成支离。大道若大路,奚必可两歧。实学在躬行,口说徒尔为。果为君子儒,往哲皆为师。”诗中既叙述了白鹿洞书院发展史,也揭示了朱陆之会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朱熹、陆九渊均是南宋思想界的巨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双星,他们开一代论学之风,创千古理坛之苑,必将垂范后世,昭示后人。

注释：

[①]《陆集》,275～276页。

作者单位：庐山白鹿洞书院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